“奇才”潘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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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顶水 (2009/7/30)

    ——天津“杜月笙”
    潘子欣(1876-1951)在天津近代史上是个非常奇特的人物,被北方人成为潘七爷,一生结交清代皇室、北洋军阀、敌特汉奸、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人称“天津杜月笙”,素有“南杜北潘”之说,但他实际又不入帮。也不收徒弟。他与著名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国民党上层人物、外国领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也有交往,做过不少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如何看待、评价这个“奇才”我想还是先让事实说话吧!
    一、官宦之家
    潘子欣,名志憘,字和仲,号子欣,生于清朝光绪二年(1876)九月二十六日。江苏苏州人,苏州有两个潘氏大户,一户世居苏州,善于经商,生活富足,时人称“富潘”或“苏潘” 。另外一个大户则是潘子欣家族,为明末清初由安徽迁到苏州的“徽潘”。“徽潘”早有文名,定居苏州后,又出现了三个大官:第一位是潘氏恩(1769-1854)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高官,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翰林院大学士,还当过道光皇帝的太傅(老师)。19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八十岁高龄保荐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力主严内治,方能御外侮。他的苏州住宅还有个纱帽厅,厅的楹联是道光皇帝的御笔,至今为苏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位潘祖荫(1830-1890),是其前辈,字伯寅,号郑盦,为潘世恩之孙。历任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学问渊博,图书金石收藏,名闻中外。著有《滂喜民斋丛书》、《攀古楼彝器款识》等。第三位则是潘子欣大伯潘霨,字伟如,1869年任福建按察使,1870年升任福建布政使兼管台湾防务,亲自去台湾督造基隆炮台,以防日本海军的袭击。一度日寇企图偷袭,见有防卫而退。1877年任湖北布政使。1878年任湖北巡抚。1882年调任江西巡抚。1884年奉召到北京任职。不久出任贵州巡抚。连续三任巡抚在清史上前所未有,可见潘霨是当国重臣。因此苏人称“徽潘”为“贵潘”。1891年称病辞职回归故里。他喜研究医学,并擅长书法。
    二、成长之路
       潘子欣之父潘澍一生未做官,在苏州管理家务,侍奉老母,有子女七个。潘子欣最小,所以日后人称“潘七爷”。他的姐姐与苏州程、汪、陆诸大族联姻,一位嫁给顾家为顾麟士夫人。1881年子欣5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沈氏抚养管教,母亲是浙江名家之女,不仅文学好,还精通官场文牍,对子女管教甚严。1888年子欣12岁,母亲去世。
    大伯伟如公爱侄胜于爱子,当时正值大伯赴贵州接任巡抚,子欣随往贵州。他在学习之余,学会骑马。巡抚骑兵营由高级技术士兵训练战马,经过训练的马能听从指挥,见了地上的伤员,一跃而过不踏伤员。子欣没有少爷架子,虚心好学,不到两年就学到了骑马的硬功夫。伯父年近古稀,因公外出时,子欣成为贴身随从,因而见多识广,能力倍长。有一次端方在家设宴请伟如公,子欣陪同。端方是满族大官,伟如公同僚,莫逆之交。席上只有三人,两老一少,子欣15岁。端方善谈好饮,一顿饭往往要用两个小时,而伟如公有午睡的习惯,宴不及半,子欣看伟如公精神不支,子欣立即起立,对端方曰:“家伯有午睡习惯,请退席休息,由小侄陪酒。” 端方闻言曰:“可!”于是伟如公去侧室休息,一老一小开始对饮。子欣虽然年少,但酒量不小,边饮边谈,应对如仪,说话有理有趣,端方甚是高兴,子欣直陪端老尽兴而止。此刻伟如公出来谢宴辞行,端方对伟如公说:“令侄聪明过人,可喜可贺。”宴席尽欢而散。
    伟如公任满,告老还乡,子欣随之回到苏州。1893年潘子欣17岁完婚,自立门户,独立生活。转年伟如公逝世。
    1904年潘子欣赴日本留学,结识秋瑾,受其影响,回国从事民族革命运动。秋瑾遇害后,潘子欣再渡扶桑,并把夫人王英和女儿带到日本读书。他前后留学日本达五年之久,曾延聘名师学习日语,又在高职学习了三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08年潘子欣学成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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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津门“奇才”
    (一)投身实业
    潘子欣认为“欲强国必先富国,富国则以实业为先”。1910年初潘子欣迁居天津。天津是中国北方工商业重镇,有日、法、英、美、德、意、奥、比、俄九国的租界,洋行林立,水陆交通便利,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工商业城市。潘子欣素有实业报国之志,迁津不久就把苏州产业全部出售,来天津后广交朋友,1917年与天津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周作民、陈调甫等一起创办塘沽永利碱厂,周作民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聘侯德榜为工程师。1926年8月,“永利”、“红三角”牌纯碱获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1929年又与著名实业家陈调甫一起集资创办永明油漆厂,生产“飞艇牌” 、“仙鹤牌”、“灯塔牌”油漆,产品优良,畅销国内外。他还投资矿业、火柴等,成为天津一位活跃的有实力的实业家。
    随着天津工商业的繁荣,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国内外的商界人士、著名学者,华侨来津日多,市内没有国人开设的适当旅社接待,因此不得不住到外国人开设的旅馆。1922年潘子欣与天津美丰洋行买办兼三北轮船公司华北总经理李正卿,租瑞士人鲁伯那的地皮兴建同外国旅馆同等水平的高等旅馆——国民大饭店,言明十五年后无偿将建筑物交还土地原主。这种投资方式和理念为当时国内所仅见。李正卿向劝业银行借到5万元盖楼房,潘子欣投资二万元,购置饭店设备。
    国名饭店为法式建筑风格,造型端庄,美观坚固。拥有宽阔的庭院:是天津市老牌饭店中唯一可以进出汽车的庭院式饭店。庭院内有假山、喷水池、前门两侧各建有半球形盔顶凉亭一座:楼前两侧栽种松柏树和花草,庭院幽雅美观。
    饭店建成后,潘又以55000元从李手里接兑过来,由潘子欣独自经营。他自任董事长,经理是戴士奎。戴是青帮,原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包西餐,出任国民大饭店经理后,特把他的青帮老师、前杭州缉私营统领朱彦青接来天津。朱是上海青帮首领张啸林的把兄弟。这样一来,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一度置于青帮势力之下。
    因国民大饭店地处法租界,客户多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名人轶事与该饭店有关。1926年11月,著名共产党人罗章龙在此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31年,末代皇妃文秀离家出走后居住于国民饭店,于溥仪打起了轰动一时的离婚官司。1933年,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在津成立“反法西斯大同盟”,将联络站设于国民饭店38号房间。同年11月9日,正当吉鸿昌接待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时,突遭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特务吕一民等两人枪击。刘少南当场死亡,吉鸿昌被枪击伤,被法租界工部扣押,后被秘密转押北平后牺牲。
    (二)“天津杜月笙”
    潘子欣被北方人称为潘七爷,久居天津,很有声望,地位特殊,一生结交清代皇室、北洋军阀、敌特汉奸、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对当地人士有一定的魅力。天津各帮派都要买“七爷”面子,人称“天津杜月笙”素有“南杜北潘”之说,但他与杜有所不同,他不入帮。也不收徒弟。他与袁世凯次子、青帮“大”字辈袁寒云来往最密切,1931年袁寒云逝世后,潘子欣曾在马场道宅邸请袁的部分门徒会餐,潘说:“我与你们的老师袁寒云是最好的朋友,我虽不在你们帮里,但我是个‘玲珑空子’(青帮规定,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叫做‘玲珑空子’)。”他是在调解社会纠纷中开始认识帮会人物,有的自己来找潘子欣,请求帮助,他好客来者不拒,并以礼待人,事成之后也向不受酬。这种事情与日俱增,于是多年来他结识了不少帮派中的头面人物,而且交情深,经常出入其门,人们误认为潘子欣是帮会头目。潘子欣颇能控制青帮中的人。潘子欣与华商赛马会的苏守愚之间有隙,就指使袁寒云的徒弟‘山东李’李明德率手下的人,在跑香槟头马出场时,把苏守愚教训了一顿,使苏在天津丢了人。
    上海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经常托他办理北方的各种事务,上海青帮中的人出了问题,通过潘子欣,均能在天津落脚。上海三大亨对潘子欣很尊重。潘子欣每隔几年总是要去上海游玩一二十天,“三大亨”总是认真做好接待工作。潘子欣从天津来上海,每次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必派人、派车去迎接。潘子欣总是乘张的车去旅社安顿。潘子欣说:“三人中相对来讲,张的地位最差,乘他的车就是看得起他,反正杜、黄都无所谓,不会为此计较。……对付他们也不容易,得罪谁都有麻烦。他们三人中,杜为人较有气魄而做事漂亮。” 潘子欣曾对他的外甥顾荣木讲过他与杜月笙交往的几件小事:
    有一天杜月笙专门派人请潘老参加晚宴,后说明请他提前到达是为陪他打牌,牌局杜未参与,未及终了,杜向潘老处眼睛一漂,见潘大败,接着说我们吃饭罢,不要打了,把四个人的筹码和旧牌推作一团,不了了之。潘老说他们都知道我经济不宽,送钱给我又碍于面子,如果这场麻雀战赢上一两万元,就是无形中对我的接济,受益者不失面子,这是杜的周到之处。
    潘子欣有一个侄子想入杜门,拜杜为师,杜说:因为是你的侄子,我就是不收。潘说:何故?杜说:你的侄儿是个规矩商人,资力并不雄厚。我的圈子里小弟兄这么多,拜老头子开几十桌酒席好办,叫他们每个人拿两块钱礼金,付酒席费绰绰有余,以后师弟兄有患难时,向你小师弟借两钿,不能不应酬,这么许多师弟兄谁都不能得罪,怎么吃得消,我们都是自家人,劝你侄儿不必多事了。潘老认为杜处理此事极其诚恳,没有半点虚假。
    潘老说:有一次去杜家,看到一幕戏剧,杜和一位有钱的买办之子吴某,一起横倒烟铺上边抽大烟边谈话,忽然来了两个杜的门徒站在烟榻面前,杜指着徒弟说:你们为吴先生办的事,吴先生酬谢你们五万元,你们来谢谢吴先生,吴为之愕然,真令人啼笑皆非。这就是他们对有钱人的硬吃。
    1931年,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来津视察,与意工部局商定,借鉴上海回力球场获取巨额利益的经验,在天津意租界也开办了一家回力球场。此后,他们多方筹集股本100万元,叶庸方出任华经理,1935年天津回力球场正式开幕。这是个游艺场,也是赌场,生意很好,但开业前没有照顾好某帮派的利益,开业后发生矛盾,时常在场内打架,扰乱秩序,因此游人大减,洋经理急的没有办法,华经理叶庸方急中生智,跑去找潘七爷请教,他同意出面调停。潘七爷亲自出面调解,提出由球场从帮会中雇用两个雇员,在营业时站在门前,他们工资每月400元,交帮会作为补助,洋、华经理一致表示同意。球场与帮会双方达成协议,“守门员”见到帮会成员,则劝阻不要进去“游玩”,纠纷随之解决。
    还有一次,潘子欣的连襟、天津富户、京剧票友朱作舟,一夜在家被匪绑架了,朱夫人连夜感到潘家商量,这是潘七爷义不容辞的急事,潘立即与两位帮友请教,帮友答应去摸摸情况帮助办理,两日找不到线索,帮友又到外地帮会探查,突然找到线索,终于在潘七爷的帮助下,把这朱作舟平安地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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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搭救罗隆基潘子欣为人排难解纷。30年代初,罗隆基应南开大学之聘担任政治学教授,并兼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撰文批评蒋介石。1933年7月,蒋指派4名特务前往天津欲狙杀罗隆基,特务们到天津先谒潘子欣,说明来意后,潘答道:“我不认识罗隆基,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潘子欣把特务送走后,立即派人来到罗隆基在天津英租界贵州路津中里的住处。原来,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敬慕罗隆基不避安危力主抗日的文人骨性。他此番行事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稳住刺客,让罗早行躲避。罗隆基听了潘的一番言语,真是五雷轰顶,一时间不知所措。等到冷静下来后,他觉得潘所说的立刻离开天津的办法也不是上策,“我能往,彼亦能往”,我在明处,特务也在暗处,很可能在离开天津的途中遭到毒手。罗向潘子欣说明道理后,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两人暂时决定,罗在家中闭门不出,已静待动,潘在外面想办法。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潘子欣忽然来到罗家,说他已经向特务亮出底牌,说罗是我的朋友,已经警告罗今后不再写有损当局的社论,我也将电请蒋公对罗谅解,让他们就此回南京复命。而来人已经答应,此事就这么了结了。有了潘子欣这番铮铮狭义的话语,罗以为真的就雨过天晴,逢凶化吉了,于是开始照常工作。其实,事情并不像罗隆基想的那么简单。蒋介石的特务并没有回南京,而是欺骗了潘子欣继续留在天津,一边窥测罗的行动,一边积极准备伺机暗杀。这样又过了三天,罗隆基没什么异常情况,打算照常去“南大”上课。罗坐专备汽车赴南开大学授课,车行至“南开”不远处,迎面来了一辆卡车,车上有4名武装人员。罗察知处境险恶,急俯匿前座与后座空隙处,嘱司机急驰。特务连枪扫射,车窗上枪孔密如蛛网。车到“南开”,罗氏从容不迫,至教室讲课,下课后与张伯苓校长同往汽车前,告知究竟,张愤然电蒋介石抗议。蒋知罗未死,打个哈哈,以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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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广泛交往

    潘子欣的交往相当广泛,他在天津有什么为难的事,均由天津警察厅侦缉队长丁振芝和其弟丁履之为他奔走。丁家兄弟均在青帮。若讲世交,天津社会名流、前清内阁阁丞华世奎,尚称潘子欣为“七叔”。潘子欣还精于打牌,经常与他打牌的人有张弧(字岱杉)、王克敏(字叔鲁)、李宣威(字律阁)和满清贵族庆亲王奕劻之子载飞、载抡以及嵘禄的儿子良揆等。194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部分德国人从津回国,潘子欣廉价够到英租界马场道一所花园别墅楼房。他住在英租界,与一些英国人和历届的英国总领事,均有密切关系。
    潘子欣作为一位留日归国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受到日本驻天津领事的重视。每逢日本国的庆典宴会,必要请他出席。潘子欣不穿西服,贴身只穿中服,外穿一件用讲究的非常贴身的中式长袍,显得非常漂亮。领事馆的人几乎都认识潘七爷,有一位年轻的译长,工资低又很能花钱,潘子欣不时地帮助他。有一天,潘子欣在客室里见到了日本领事送来的日本本土的一箱白梨,后来知道这是10多年前以为日本植物学家来北京旅游,见到北京小白梨,质细味美,可惜个小,不受欢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梨种。经过10年的精心培育,小白梨变得与苹果那么大了,领事买了一箱,请潘子欣品尝。可见潘子欣与日本领事的交往不一般。
    1933年日军妄图袭击天津警备司令部,潘子欣事先得知,密告天津当局早做准备,日军未得逞。1935年春夏之交潘子欣与“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 )特务处处长戴笠发生了联系 ,日军宪兵队探到此情报,派特务监视他的行动。潘子欣当机立断在各帮弟兄的协助下,星夜化妆逃出天津,绕道汉口,直奔苏州。
    四、迁居苏沪


    (一)六十大寿

    潘子欣初到苏州一直住在姐姐家中,一住数月,以避灾祸,后租赁房屋继续在苏州居住。1936年9月23日是潘子欣60岁生日,其长子承孝在北平工学院任机械系主任,9月刚开学比较忙,任务重,向学校请假三日赴苏州拜寿。
    生日聚会的安排是遵照潘子欣的意思安排的,只通知了十几位至亲老友,租了一艘画舫,中舱为寿堂。早晨主客乘船到不远的荷花塘,塘中景色呈现一片江南风景。船停在塘中,大家欣赏可爱的自然景色。潘子欣很健谈,你一言,我一句,谈得热闹起来。众亲友洗耳恭听潘子欣分析时局,他说:“日本鬼子心狠手辣……”又云:“日本内部有文武两派,对华问题意见不一。武派主张蛮干,而文派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以免西方的干涉。从处理天津的一些事情可看出他们的分歧……日本在天津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可为所欲为。苏州远离天津,我可以放心了。”
    10时许,画舫摇回码头,在离岸不远的一家中等饭馆设寿宴招待亲友,馆子不大却有几样拿手好菜,特备有好酒,服务人员知道是潘老60岁寿宴,格外殷勤,献出了店里储藏最好的酒。大家且饮且谈,心情舒畅。客敬酒者,潘老一一满杯回敬。潘子欣与亲友宴罢漫步回府,步履甚健,到家已是下午4点钟。在家稍微休息,亲友向潘老握别,互祝保重。最后潘子欣告诉长子承孝,苏州讯息闭塞,打算迁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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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晚年生涯

    1936年9月潘子欣迁上海法租界格罗希路(延庆路)居住。他在天津从事工商业30余年,在上海工商业知名度很高,早有“南杜(杜月笙)北潘(潘子欣)”之说。他迁上海之时,时局已很紧张,上海重要人物已迁往香港、重庆。他来沪受到上海各帮派成员欢迎与尊重,纷纷来看望。此时最接近他的是黄金荣的徒子龚兆熊,龚开设的天天饭店招牌是请潘七爷题写的,龚对潘老非常崇拜,侍奉甚殷。后来解放时黄金荣信赖潘老而坚定不离上海,是由潘老保证而经过龚授意的,否则黄不会如此定心。四川范绍增师长和潘子欣的友情,也非同一般,据说潘老在上海的生活来源是范绍增接济的。潘子欣既有声誉,又善于交际,外地亲朋来上海,一定要到寓所拜访他,他热情接待,陪同去游艺场、夜花园、俱乐部玩玩。潘子欣偶尔也去舞场,翩翩起舞,英气依然。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潘子欣和敌伪一些人物往来频繁,凡有客请,又多参加,包括汉奸吴世宝之类,无不例外。他在上海的新朋友多为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爱国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交往人越来越多,到抗战胜利前夕,他的宅邸竟成了爱国人士的集会之所。他曾利用关系护送一名国民党地下谍报人员出境。
    他与中共三四位地下工作者来往甚密,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抗日战争全面开战之前,苏北抗日根据地缺少物质由上海运去。上海沦陷后,封锁甚严,苏北抗日根据地,不得不“偷运”粮药,潘子欣寓所成为中共地下人员秘密接头地,直到抗战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方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我党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亲自登门拜访潘子欣,上海军管会也多方给予照顾。1950年潘子欣的旧病肺结核复发,急需“盘尼西林”针剂,当时此药全靠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市上无货,上海军管会想方设法将药送来。1951年1月潘子欣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5岁。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送来了花圈,上海市市长陈毅派秘书前来吊唁,并送来了不薄的奠仪。
    潘子欣有二子二女;长子潘承孝(1897-2003),于1922-1926年在美国留学,毕业于威斯康新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代汽车和内燃机专家、中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次子潘承诰于1920-1923、1925-1932年两度留法,获得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73年逝世。长女潘承昆,次女潘承冠。外孙林继俭(潘承冠之子)是美国哈弗大学名教授,1980年来沪讲学,应聘为上海科学院第一位名誉教授,林教授称他外祖父是“奇才”,这真是说到点儿上。

    注:笔者撰写此文得到了潘子欣孙女潘家秀女士在资料和照片上的帮助,特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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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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