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潘家十三院

对阳城县潘家十三院，早有所闻，在福建工作时就听人提及，作为山西人，竟不知道阳城的晋商发展史，真有点羞愧之感牎特别是近些年来，以商人为体裁的作品日益增多。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费孝通的随笔《晋商的理财文化》，从电视剧《晋昌源票号》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都围绕着山西商人的话题，渐趋热烈。但一直无暇一睹为快。近日，偷得浮生两日闲，怀着对晋商的无限感慨和景仰的心情，踏上了这片美丽而厚重的土地———潘家十三院。

准确地说，是距阳城县以东5公里，北靠获泽河畔，东临阳（城）济（源）公路，南依析城山下，便是青山绿水，交通方便，风景怡人的南安阳村。这里有一座座白墙灰瓦老式的、新式的庭院，尤其是占地3500余平方米的潘家十三院，严严实实包围在绿树葱茏，翠竹环绕，清清纯纯，香飘四野的环境之中，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据传，南安阳潘氏宗族原始于明朝初期（1408年），由本省高平县赤土坡迁徒到北安阳庄村。后来，潘公元圃又迁至现在的南安阳定居。到第三、四世，潘美孝、潘学礼，潘学义时，开始从事一些小作坊，闲暇时节担锅卖碗足遍邻省河南一带，渐渐地从担锅卖碗发展到烟酒布匹。经商范围也日渐波及到河北、陕西等地，从此，潘氏资本有了积累。传至第五、六、七世，潘日曾，潘为杰、潘为镒。潘蔚宗、潘景宗之时，潘氏非常注意培养人才，不惜用资修建必增书院，注重以自己的道德和诚信经商。由原来锅碗陶瓷日用品发展到经营盐业、布匹、丝绸等全国市场流通的各类商品。经营范围很快发展到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十余个省市。河南朱仙镇全部为潘氏商号。当时，为防劫盗，从朱仙镇到南安阳，沿途每30里设一小栈，60里为一大栈，以便夜宿镖驮。由此可见潘家当时的经济雄厚。除此，还经营土地达3000余亩，以商带农，以农养牧，渐渐地发展为六大庄园。到潘氏第七代潘蔚宗、潘景宗时，潘家生意兴隆的同时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有10人被封为朝议大夫，飞黄腾达，荣华富贵，如日中天，潘氏家族已发展到了顶峰。从而影响了经商热潮，南安阳潘氏商业逐渐发展成为晋商的一个支脉。

潘氏富不忘民，为国为民分忧解难。清中叶曾为村民打井五眼，解决了南安阳吃水的困难；潘为杰为村民修桥筑路；潘蔚宗多次募捐银两，潘景宗在咸同年间捐资数百万两白银，拯救受灾难民，当时阳城知县黄庭砧给他挂匾“仁者寿”。

清嘉庆19年（1815年），潘蔚宗同叔父潘为镒着手兴建潘家十三院，占地3500余平方米。主体结构以砖、木、石料为主，从外观看形如一个大院，实则不然，院内有院，院中有庭，庭外是院，大小不同，风格各异，分为狮口院、账房院、西厅院、厨房院、铺院、大院、中院、后院、茅院、加工院、东花园、中花园、西花园等便是潘家十三院的由来。

潘家十三院设计布局与众不同，重在实用性，兼顾对称性，既精美而又独特。从设计到选料上都很讲究，连根基石，将军石，上马石都是用大小如一的青石精琢而成。进了狮口院便是二大门，其门楼高大威严，上方刻有潘氏四世大夫的名讳及官职。据潘氏十一世子孙潘永和讲，此门前曾墩立着两只形貌逼真的石狮，栩栩如生，可惜在文革时毁于一旦。进了二大门，便是西厅院，与二大门相对应的西厅院墙壁上是一幅精雕细刻美伦无比的石刻凤凰栖息图。其又与三大门相对的西厅院墙壁上雕刻细致工整的“福”字相呼应，标志着潘氏家族祈福吉祥兴旺发达之意。

潘家大院是潘氏家族议事、会客、举行嫁娶婚丧的地方，楼阁建筑风格自然独特，北厢房十二扇门，约四米之高，楼阁又高于其它楼房，大梁小椽见方见正，飞檐走壁精雕细刻，上方还有悬挂纱灯的铜玲镜。屋檐挑头、楼杆门窗、墙上地上，均有雕刻呈现，屋内的榴木花屏、桌椅、水晶盘具等匠工雕艺娴熟，古朴典雅，富丽堂皇，真可谓雕刻俯仰即见，显示了潘氏的恢宏大气与非凡。难怪潘家十三院施工长达五年之久，是我国北方较为特色的九间堂四合大院，不愧是古代建筑的一大杰作，令人流连忘返。

祸起萧墙，国运不昌。道光年间，官府严令禁止贩卖鸦片；但潘蔚宗发现自己手下河南朱仙镇掌柜王小顺不遵国法，私自贩卖鸦片，发现后主动上报官府，官府念他自首，从轻发落充军一年。后因洋商的侵凌，社会动荡，又因自己蹈常习故，不图进取，用人不当，三年之后结郁而亡。至此以后，潘氏省内外的基业无暇顾及，渐渐把持不住。从此，潘氏商业步入坎坷，逐步萧条，日渐衰落。

清代晋商的发迹，得益于清朝强大的边防实力，及西北贸易的开拓。而西方商业势力的入侵导致了晋商的衰亡。

虽然，潘氏商业史只有一百余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瞬，但却是不可抹去的一笔罕见的史料。像中国古代的丝绸、茶叶、陶瓷等远销欧美一样被人引以为荣。以前似乎不敢相信潘家那城堡式的街墙和深邃的庭院就是昔日“中国的华尔街”，居住在院中的先生，曾创造了“省内富商”的神话。由此看来，晋商招徕的社会关注，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07年就有记述“锦泰号”“合盛元银行”等晋商深入俄、蒙、日等国家。1923年严慎修的《晋商兴衰记》和1972年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都是研究明清两代晋商的力作。对潘家历史上晋商崛起的“天时”，经营风采的佳话，是不是也很值得后人钦慕和仿效？

刘得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