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潘美翻案

　　在传说、小说与戏曲中，潘美是人人皆曰可杀的卖国奸臣，然而历史上的潘美，却绝非如此可恶。遗憾的是，明清以来的学者，受小说戏曲的影响，大多认为潘美是历史的罪人。现代乃至当代的一些史学家，因袭旧说，依然把潘美作为反面人物来对待。近年来，不时有人发表文论著述，任意贬低与丑化历史上的潘美。

　　本文力求从史实出发，公允地评价潘美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由于文中的立论与传统观念、与史学界几成定论的流行看法，有原则性的分歧，因而除了论述己见之外，并将本文命题曰：替潘美翻案。
                     一
　　潘美，字仲询，河北大名人，出身军校家庭。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年代，少年潘美胸怀大志，一心想“立功名，取富贵”，不愿默默无闻地“与万物共尽”。柴荣任开封府尹时，潘美就在柴荣幕下做事，逐渐成为其亲信。柴荣于公元954年即帝位，是为周世宗。潘美便成了后周的供奉官。柴荣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对内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对外抗御契丹贵族的南扰。潘美在柴荣手下，对他“立功名”抱负，对他后来的思想与所走的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柴荣刚即皇帝位，占据太原一带的北汉，竟“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洲”，青年柴荣针锋相对，亲自带兵，与北汉激战于山西高平。北汉大败；契丹军也“弃甲而遁”。后周乘胜打到太原。在这场大战中，不满三十岁的潘美，曾领“精卒数千扼江渚岭，虏果由其路来援（北汉）。美坚壁不与战，虏遁去”。江渚岭又叫江猪岭，是险隘要道。这是潘美平生第一次与契丹（辽国）的军队接触，并且成功地狙击了敌军。这就使辽军无法援汉，有助于后周打败北汉的进攻。为此，潘美升任为西上合门副使。次年，周世宗西征后蜀，潘美曾到永兴（陕西西安）帮助西征，并提升为客省使。

　　潘美在后周属下级官吏。由于后周在五代十国中算是较开明的政权，尤其是潘美曾积极抗辽，因而青年时期的潘美，于历史，于社会，当无罪可言；某种程度上，还应该说是有功的。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回军开封，建立宋朝政权。由于“太祖与美素相厚”，在后周时就有私交，所以赵匡胤代后周而自立时，曾让潘美“谕旨中外”。

　　潘美由后周而入宋，当然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之举。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前程。从此，潘美为赵宋政权而南征北战，效命终生，成为北宋的开国勋臣，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北宋立国之初，原后周各地节度使并不归服。陕西河东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宋太祖怕袁彦起后反宋，便派潘美到陕西去。防止袁彦动武。潘美只身前往。向袁彦宣传赵宋政权及宋太祖的意图，终于说服了袁彦归顺宋朝。这是潘美才智的大显露。宋太祖十分高兴，称道“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在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亲自领兵攻下扬州。潘美以行营都监之职，随军南下，立了功，升任为扬州巡检。这些，起到了巩固赵宋政权的积极作用。

　　各地节度使平服，赵宋政权得到稳定和巩固。赵匡胤为了防止禁军反叛，曾“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首领的兵权。之后，又罢掌握重兵的节度使之权，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由此，“诸节度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为什么潘美不在释兵权之列？当然主要是由于潘美尚未掌握重兵，但与潘美忠于赵宋，得到宋太祖器重信任，也不无关系。潘美领兵打仗，妻儿留在东京以示忠心。这样，潘美不但不释兵权，反而军权越来越大，在平定五代十国，统一天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太祖统一天下，军事上采用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占领荆南。963年8月（月系夏历，下同），潘美调任潭州（湖南长沙）防御使。次年，打下湖南郴州。湖南战略地位重要，它西窥后蜀，南胁南汉。南汉刘鋹感到威胁，曾“侵潭州，防御使潘美击却之”。又“数寇桂阳、江华，（潘）美击走之。”潘美驻兵湖南数年，为宋朝统一南方创造了条件。到了970年9月，宋太祖决定以潘美为统帅，率军南征南汉。经过数次大战，南汉所属广西等地为潘美所占，于971年春直逼广州。刘鋹山穷水尽，投降了宋朝。潘美“擒鋹送京师，露布以闻。”南汉被消灭了。北宋由此而得县二百余，户十七万。由于地广人稀，宋太祖诏令潘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

　　南汉消灭后，潘美到广州；不久，升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之后，又兼任岭南道转运使。在此期间，潘美为巩固北宋在南方的统治，尽力效劳。“土匪周思琼负海为乱。（潘）美讨平之，岭表以定。”至此，潘美不但显示了军事统帅的才能，而且很快成为北宋的主要军事将领之一。有人认为潘美属无能之辈，与史不符。

　　974年9月，宋太祖命令潘美出师向东，攻取南唐。曹彬、潘美领兵十万，战船数千，直指金陵(今江苏南京)。李后主诗词写得漂亮，治军打仗却不行，只得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开封），求见宋太祖，“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宋太祖哈哈大笑。李煜无奈，只得应战。潘美“率精锐短兵接战，因与大将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进。”金陵城破，李后主只得奉表“先见潘美设拜，美答之；次拜彬”，投降了宋朝。消灭南唐，北宋“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潘美因作战有功，迁升为宣徽北院使。

　　此后，我国南方为赵宋政权所统一，“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北宋之统一江南，有其历史的必然。赵宋建国，以后周政权为基础。后周是中原强大而进步的割据政权。那种认为五代十国及北宋，究竟由谁来统一中国，纯属偶然的看法，未免主观。北宋之统一江南，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战乱分裂的局面，符合当时人心思安定，人心思统一的潮流。统一的中国，比起分裂的中国来，对于人民的生活，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总要好一些。潘美作为北宋的主要军事将领之一，在北宋统一中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功绩，当然应当得到肯定。

　　二
　　南方平定之后，当时我国北方还有北汉、辽国等国。宋太祖曾于969年亲征太原，由于辽国援北汉等原因，太原未曾打下。到了976年8月，宋太祖又诏令党进、潘美分兵进围太原。潘美与北汉军“战于汾上，破之，且多擒获。”由于辽军援汉，加上宋太祖病死，宋军只得南还，太原终于未曾打下。

　　宋太宗即位后，决心消灭北汉，并为此作了准备。979年初，宋太宗“宴潘美等于长春殿，帝亲授方略以遣之。”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兵四路进逼太原。北汉各州县先后攻破，太原被围。宋太宗亲征，至太原城下。北汉危急，求援于辽。辽与北宋多年来基本和好，互遣使者。这时，“只得遣使问宋：‘何名而讨汉也？’帝曰：‘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授，和约如故；不然，唯有战耳！’”辽国权衡得失，还是决定派重兵援汉。孰不知这次援汉，险遭全军覆没。因为潘美等记取了前两次辽军支援北汉的教训，首先派精锐在石岭关（白马岭，忻县南）等待辽军，两军大战，辽败，回军。从此，太原外无救兵，内缺粮草，北汉主刘继元只得投降了宋朝，同时归宋的，尚有杨业等文武官员。这样，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终于被北宋统一了。

　　现在的问题是：潘美打太原，平北汉，究竟应该如何评价？

　　北汉是地据山西晋中一带的弹丸小国。它的立国与生存，全靠辽国的支撑。北汉对契丹，则向来唯命是从，称臣称儿，每年还要向辽国输送大量钱财，实际上是辽国的附属国。正由于此，辽国对北汉十分重视，每有危难，总是率军相援。这是由于北汉不仅是辽国的势力范围，而且可以通过北汉而进犯中原。北汉之依辽，不以为耻，反而狐假虎威，与后周及后来的北宋相仇杀。因此，消灭北汉，实际上也是对辽国的沉重打击，拔掉了它伸向内地的爪牙。这对北宋与辽的对峙，尤其是对北宋的搞辽防辽，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辽国此后在山西方面，只能达到雁门关一线，而不能再长驱南下，直达黄河了。

　　另一方面，北汉的内政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北汉地狭产薄，又岁输于辽，故国用日削”，甚至不得不搜括五台山的供施与马匹，为其统治者享用。对于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对当时的人民与社会，弊多而利少。

　　由上可见，潘美之打太原，平北汉，从总体来看，同样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都从这种大的历史范畴出发，去考察与评价潘美，而是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将潘美心情地加以丑化与否定。

　　有人认为，潘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一个怒则杀人，动辄屠城的既不仁恕又不清慎的恶煞。”根据呢？根据之一是《烬余录》中记有潘美在打下太原后，有屠城的记载。《烬余录》是元人徐大焯的笔记，其中材料，大多传闻与史实相间，用它作史料，是要慎重一点的。实际上潘美打下太原之后，决无屠城之说，倒有“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筑并州新城”，“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死者甚众”等记载。从这些记载来看，潘美确实曾奉命水灌与火烧晋阳旧城，老百姓来不及撤出的，“死者甚众。”但这绝不是屠城。是否要水灌与火烧晋阳，是宋太宗的命令。尽管如此，我们也用不着替潘美辩护，在这件事上，潘美有责任。然而是否能由此而引申出潘美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结论呢？不能。我们可以列举出更多的史料，来证明潘美不好杀人。例如：宋太祖“遣将平金陵，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结果“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又如：宋太祖代周自立时，见周世宗的一个小儿子，一些人主张杀掉，“潘美遂持归”，收为自己养子。再如潘美在潭州时，与“少数部族”打仗，对溃散的敌人，拿出自己的薪俸，买了酒肉给他们吃，多方安抚。这些史料，难免有夸张溢美之处，但决不会是子虚乌有。打仗不是作礼拜，将士不是主张放生的佛教徒。两军相战，杀人是难免的。有人用戏曲《审潘洪》，来证明当时太原人民“对赵宋黑暗统治和潘美（戏剧叫潘仁美）罪恶行为的遣责和控诉。”未免太冒险了。戏剧不是历史，更不是史料。何况，潘美也为太原人民做了好事，扩建了唐明镇，即如今太原城的基础，并让百姓迁回太原。
潘美打太原，过小功劳大。

　　三
　　太原归宋后，宋太宗轻举妄动，竟想乘机彻底打败辽国，统一天下。宋军从太原出发，经河北，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辽之重地南京（今北京市）。由于准备不足，士卒疲困，以及辽军增援等原因，宋军先胜后败。宋太宗南逃至涿州。这次北征，潘美曾任幽州行府事，但其活动情况如何，史无可考。

　　北征之败后，宋太宗体会到要打败辽国，并非轻而易举，遂转而着重于镇守边境，并等待时机，与辽再战。七月，即任命潘美为三交都部署，负责山西方面的抗辽防辽。从此，潘美的主要活动，在于对辽国的攻守争战，直到去世。

　　三交在在山西阳曲县，是战略要地，离辽境不远，离雁门关也不远。潘美屯驻三交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以防辽军南下。

　　“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堕旧州，迁于榆次，又命美镇三交。三交西北二百里，地号故军，溪谷险绝，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入寇。美帅师袭之，伪军使安庆以城隆，因积粟屯其守之。久之，迁并州于三交，以美为帅矣。”潘美夺取故军，使辽军失去了南下的桥头堡。

　　“先是潘美帅河东，避寇钞为己累，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号禁地，而忻县、代州、宁化、火山军度田甚广。”这就颇似坚壁清野，以免徒遭践踏。

　　“代北界天池山荒远，巡侯不至。潘美节度河东，新庙舍，作屋记，岁遣府卒祀之。”这是明确边境地界，以防吞食。后来辽国真地“易屋记。久之，来议界，”终于知其然而莫能夺也。”

　　由于潘美在山西边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上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了辽军的南犯，保卫了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

　　辽军南下而潘美击退者，史载有两次。第一次是980年春，辽国为报宋太宗攻南京之仇，以万骑攻雁门关。镇守雁门的是潘美的副将、代州刺史杨业。当时，潘美正在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视察。潘美与杨业定计，由杨业领兵抄小路袭击敌后，潘美领军正面迎敌。“（潘）美誓众衔枚，大破之，俘获甚众。”这是以少胜多，以攻为守的大胜仗。这一仗，不但挫败了辽军南犯的计划，而且一扫北宋自幽州之败后的恐辽气氛。为此，潘美被封升为“代国公”。第二次辽军南下，是在982年夏。“契丹三万骑分道入寇，一袭雁门，潘美击破之，斩首三千级，逐北至其境，破垒三十六，俘老幼万余口，获牛马五万计。”从此，辽方有所克制，使山西雁门关一线多年相安无事。

　　从954年首次抗辽，到982年雁门关大捷，潘美先后数十年，多次与辽作战。这些战争，多以潘美胜利而告终。潘美的胜利，主要当然是将士的效命，人民的支持。但与潘美的指挥有方，当不可分，由于辽属进攻之一方，宋军多属防卫，因而从战争性质上讲，潘美的抗辽防辽，应当充分肯定。这里可以拿抗辽名将杨业作一比较。杨业属潘美领导。大体上，凡是杨业的抗辽战争，潘美都领导及参加了；而潘美的抗辽，杨业有的未曾参与。由于杨业后来被俘殉国，所以史学家及民间传说中，都充分肯定杨业；而对潘美的抗辽，多不提或少提，甚而贬低、否定潘美的抗辽业绩。这是违背历史实际的。当然，杨业绝食殉国，为潘美所不及。

　　宋太宗经过多年准备，决定于986年春大举北征辽国。对于这次所谓雍熙北伐的性质及得失成败，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仅从潘美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上，考察其功过是非。潘美是北宋三路北伐军中山西方面军的统帅，杨业为副。潘杨之军出雁门，进展顺利神速，很快拿下了山西北部的云、应、寰、朔四州。可惜河北宋军主力曹彬在岐沟关大败，三路宋军奉命全线撤退。辽军乘胜追击。潘美率军救援蔚州（河北蔚县），与辽将耶律斜轸战于飞狐（河北涞源北），败，潘美退还代州。

　　当时，辽军十数万压向山西雁门关。潘、杨在代州，军事态势显然十分危急。杨业主张坚守雁门关，监军王侁主张出击。杨业被迫出战朔州，结果全军覆没于陈家谷。至此，雍熙北伐以彻底败北而告终。北征之败，不仅决定了以后宋辽的长期对峙，而且决定了潘美的政治命运。由于潘美在杨业之死上负有责任，被宋太宗削职。尽管后来潘美又“复为检校太师。端拱初，知真定府。未几，复为并代都部署，知并州。”但终究已经夕阳西下，无所作为了。
综潘美之一生，统一中国中立功于前，抗辽防辽中戎马于后，既是北宋的开国功臣，又是对辽作战的著名将领。潘美有其失误，一误于杨业之死，二误于雍熙北征之败。但是，潘美既不是卖国奸臣，更不是陷害杨业的刽子手。潘美是有功于历史的帅才。

　　四
　　杨业为辽所俘之后，曾经说过：“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这里所说的“反为奸臣所迫”的奸臣，指的是谁？

　　清人康基田说：“潘美身为主将，”“非力不足制侁，盖阴忌其能（指杨业）而葸坐视，罪何减于侁也”。言下之意奸臣是潘美与王侁。

　　近人卫聚贤说：“诸将戍边者多妒之，当指潘美。”实指潘美是害死杨业的奸臣。

　　史学家余嘉锡也认为：潘“美以忌功妒名，遂置国事于不顾，奸臣之目，非美而谁。”

　　邓广铭等更明确提出：“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嫉功忌能。”

　　直到今天，潘美嫉妒杨业而害死了杨业之说，差不多成为定论。由这定论出发，潘美不仅成了陷害杨业的凶犯，而且成了历史的罪人。

　　然而，潘美陷害杨业一案，属历史的冤案。既然一些人仍然坚持这一案件，那么，也就有必要替潘美翻案。

　　为了弄清是谁迫使杨业走上绝路，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事件的经过。潘美、杨业兵退代州之时，耶律斜轸等快要赶到朔州（山西朔县）。此时此地，潘美大概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杨业首先发言：“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接着发言的是王侁：“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接着发言的又是杨业：“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侁立即反对：“侁曰：君侯（杨业）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它志乎？”这无异是最后通牒，意思是说，要是你杨业不出战朔州，就是有“它志”－－想逃跑或想降敌。杨业是北汉降将，最忌说他不忠。所以杨“业忿然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诸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以上记录，各史所载，并无出入，在史料上不存在争议。在杨业、王侁辩论过程中，史载刘文裕赞同王侁，面潘美并未表态。从上述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逼迫、威胁杨业出战赴死的，首先是王侁，其次是刘文裕。因此，杨业所指的奸臣，当然是王、刘而非潘美。

　　人们要问：潘美身为统帅，为什么不敢反对王侁，而王侁为什么如此猖狂。这就要从宋朝的军政制度上去考察。北宋开国后不久，就重文轻武，深怕武将造反，因此，即使如潘美这样的功臣武将，宋太宗也不放心。此其一。其二，宋朝为了防止武将专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在军中设监军一职。监军可以监督军事行动，也可以与统帅分庭抗礼，有什么事，直接向皇帝报告，向皇帝负责。监军由皇帝直接委派，一般由皇帝宦戚担任。王侁、刘文裕正是这样的监军。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杨业被迫出战，而潘美又为什么不敢表态了。为了说明监军之淫威，在此举一条史料作旁证：北宋“景佑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乞罢诸帅监军。”监军之猖狂与危害，到了引起公愤的地步。

　　潘美不是杨业之死一案的主犯，不等于他没有责任。责任之一在于没有见义勇为，坚决反对王侁而支持杨业。责任之二在于陈家谷杨业兵败时，潘美违约撤兵。说严重点，这是见杨业之危而不顾。为此，宋太宗宣布“群师败约，援兵不前”，使杨业“独以孤军，陷于沙漠”，从而处分了潘美。宋太宗清楚逼迫杨业的是王侁、刘文裕而不是潘美，因而将王、刘革职为民。这一点，翦伯赞早就指出：“我怀疑王侁通敌，害死杨业的，主要是王侁。”王侁通敌证据不足，但害死杨业铁证如山。

　　持潘美陷害杨业论者，寻找了种种理由，来为自己的论点立论。理由之一是潘美、杨业雁门关大捷后，杨业被升为云州观察使，从而使“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一些学者断定，这里“潜上谤书”，说杨业坏话的“就是潘美”。其实，原文有一个“多”字，即不是专指一人。即使是专指一人，为什么不是别的当时多达数十人的其它主将，而非是潘美不可呢？依情理而论，雁门关大捷后，杨业升了官，潘美更升了官，潘美有什么必要去忌恨自己的下级呢？杨业既不威胁到潘美的权力，更不会去争官。其次，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潘、杨二人一向合作得很好，并没有什么矛盾。第三，潘美向皇帝反映自己下级杨业的情况，属正常职责范围，根本用不着偷偷摸摸，去“潜上谤书”。可见，说潘美早就忌恨杨业而后想害死杨业，站不住脚。理由之二是雍熙北伐时，杨业打了胜仗，在《宋实录?潘美传》等书中，“均只字未载杨业在收复云应四州中的功绩。但《辽史》有关诸传的记载 却大不相同”，为什么，原因在于《宋实录》的根据是潘美的战报，“这就又恰恰说明潘美对杨业的功名是何等的妒忌！”这种逻辑推断，使人不敢苟同。第一，《宋实录?潘美传》，是专记潘美事迹的传记，在这短短的传记中，不可能、也用不着把包括杨业在内的一些人，都记进去。第二，潘美参加收复云应四州，是历史事实，《辽史》方面也有记载。第三，许多史书上，记载了杨业参加收复云应四州，这些记载，史料来源可能出于潘美战报。第四，《宋史?杨业传》中，在记述有关潘、杨雁门关大捷时，只字不提潘美的战功，这当作何解释？这是否是杨业对潘美功名“是何等妒忌”？至于理由之三，有人用悼念杨业的诗词，来证明潘美害死了杨业，这里略而不论。且不说该诗并未明指潘美，而是暗指王侁及潘美，即便是指潘美，诗人不是历史学家，不能把诗当作确切的史料。

　　顺便提一下，《辞海》“潘美”条中说，“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攻辽，指挥失当，致名将杨业陷敌牺牲。旋以业妻折太君提出控诉，受降级处分。”杨业之妻是谁，无史可查：折太君是艺术典型而不是历史人物；折太君控告潘美云云，不过是民间传说与艺术家的虚构。这是不足为凭的。

　　五
　　潘美不是历史罪人，而是历史功臣。那么，为什么在人民的心目中，潘美竟然成了白脸奸臣？究其原因，多半与艺术有关。而这种历史的颠倒，在小说、戏曲中比比皆是。曹操、武则天的被后人唾骂，多由小说、戏曲的宣传而来。潘美也是如此：

　　从北宋到南宋，潘美得到的评价，大体上是公正的。即使在传说与艺术中，潘美也未被丑化与歪曲。北宋王溥在评论潘美、曹彬时，称之为“似以大将之材，慷慨仗义，征伐四克。”就是在宋太宗处分潘美的诏令中，也认为潘美“久在边陲，累分忧寄”，因而“特示从轻”，将潘削职而已。到了999年，潘美还得到很高的荣誉，被“配饷太宗庙庭”。

　　潘美的悲剧，出于元代。事隔百年，真实历史逐渐淡漠与忘却，艺术家们便不顾历史而任意虚构与创造。在《昊天塔孟良盗骨》等元曲中，潘美便成了一心害死杨业，“誓要杀死杨家父子”的奸雄。此说一出，流传至今。实际上，杨业既非死于潘美之手，他的七个儿子也决非潘美所害。剧作者可能有感于陈家谷兵败时潘美不救杨业，敷演了潘美这一反面典型。这是可以允许与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是，至今有的史学家，居然以元曲《八大王开诏救忠》作史料，来论证潘美之罪恶。这就显然把历史与艺术混为一谈了。即使在今天，人们在创造历史剧时（更不论传说剧之类了），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所有的历史剧，都难以忠于历史。我们怎能把数百年前的戏曲，作为史料呢？

　　这种捕捉历史的影子而随心所欲、无限扩展的情况，到了明代后期，就更加明显了。在万历年间刊行的《北宋志传》、《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等小说里，潘美不仅成了陷害杨家将的奸臣，而且差不多成了勾结辽国的奸细。艺术向前跨一步，历史却跑得无影踪了。清代直到今天的戏曲，大多根据小说改编。在《潘杨讼》等戏曲中，潘美已经被丑化得使人怒目。而清代的宫廷戏《昭代箫韶》，则在宣传愚忠的主旨下，更把历史上的潘美任意糟蹋。

　　由于小说、戏曲、曲艺的读者与观众，要比史书的读者多得多，久而久之，艺术的潘美代替了历史上潘美。潘美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成了奸诈的代名词。

　　平心而论，潘美的不幸怪不得艺术家。艺术不是历史。历史必须忠于过去的事实，而艺术则允许渲染、夸张，以至“无中生有”地虚构。缺少这些，艺术只得等于历史。因此作为艺术形象，潘美尽可在小说、戏曲中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作为历史，却有必要替潘美翻案，以还潘美其人的本来面目，从而使人们获得准确的历史知识。这就是写作本文的动机与目的。

　　说明：
　　1、本文注释全略
　　2、原载：
　　《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3、转载：
　　《新华文摘》1983年第3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