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业传》和《续资治通鉴》记载，在陈家谷，由于王侁率兵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导致杨被擒不食三日死。
潘美在军中身任元帅，官居一品，理应有决定一切的大权。为什么主帅还不能制监军？
这还得从监军的特殊身份和北宋的特殊环境说起。
监军是古代的临时差遣官，一般由皇帝指派的宦臣担任，相当于钦差大臣，主要代表皇帝对在外将军进行监督，行使皇帝赋予的权力，负责“积核”在外将士的“功罪赏罚”，将帅指挥打仗，他虽没有指挥权但有监督权，但能与“统帅分庭抗礼”。
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后，担心大将们仿效他搞兵变，“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武装后，在兵制和官制上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将军政大权集于皇帝一身。乾德元年（963年），在州置通判（监州），“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同时在军沿袭了设置监军做法。监军与监州一样，“既不是副职，也不是属官”，它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行动进行监督和挟制。
监军 “拥有朝廷特命”，不仅有权参与军事决策和处理事务，又能强迫将帅服从自己意志。按照宋朝制度，监军还有权处死有不轨之举的将军。正因为如此，有的监军根本不把主帅放在眼里，遇事专横，如963年出征湖南，监军李处耘就是“以近臣护军，临事专断”而受到“止罪”的。[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据《宋史王侁》记载，“侁性刚愎”，“太平兴国初，预讨梅山洞蛮。契丹使来贡，诏侁送于境上。还，使灵州、通远军。及旋，言主帅所留牙兵率与边人交结，颇桀黠难制，岁久当虑，请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调内郡卒往代之。戍者闻代，多不愿还。侁察其中旅拒者斩之以徇，众皆悚息，遂将以还。一岁中数往来西边，多奏便宜，上多听用”。我们从“多奏便宜，上多听用”可以看出，监军王侁虽官职不高，但太宗很赏识王侁，凡有条陈，多加采纳。他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的监督和挟制，既包括杨业，也包括潘美。面对一个太宗很器重又性格刚愎的监军，潘美虽是一品官，对他“擅离谷口不能制”是可想而知的。
潘美的不能制，不仅是对王侁不能制，还包括了对其他将士的不能制。因为北宋在兵制上，在极力加强中央直辖的禁军兵力的同时，实行禁军的定期轮换制，而将领不动。采取兵将分离办法，禁军中还提升了的将领调离原队伍。这就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造成“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失灵”。雍熙三年北伐时，东路军中，就是“时彬所部诸将闻美及重进累战获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画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才导致了全军溃败的。
潘美不能制王侁，不是潘美的无能，也不是“事后编出来的”推脱责任之说，而是王侁对将帅挟制和当朝兵制以及管理体制带来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北伐失败后，（端拱二年）989年针对当时弊端，端知制诰田锡等大臣们向宋太宗上奏说：“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未合宜，专断则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将帅患在无权”，建议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清代后废除了监军，以致清代一些学者往往忽视了监军对统帅的挟制力，他们根据后来的“官大的管官小的、级别低的服从级别高的”思维形式去断判主帅与监军关系，对潘美“不能制护军王侁擅离陈家谷口”大加指责，显然这是不符合北宋当时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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