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之死与潘美蒙冤

　　杨业即“杨令公”为北宋太宗时的戍边名将，忠烈武勇有智谋，在抗击契丹贵族进犯的斗争中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以致契丹军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因此杨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也很受朝廷的器重。然而，在九百八十六年，北宋攻伐契丹的战役中，也因被奸臣陷害，在陈家谷口被俘牺牲，其主帅潘美也因战败和骁将阵亡被降级处分。可是由于后人的误解，把对奸佞的憎恨全部倾泄到潘美的头上。在戏剧里把潘美（戏剧叫潘仁美）极度丑化成在内依恃女儿潘娘娘之势残害忠良，在外勾结辽邦卖国求荣，阴谋篡权的大奸臣。潘美蒙冤，其子孙也跟着遭殃。山西北部的潘杨二姓竟成世仇，互不通婚，直到解放后才和解。开封名胜龙亭前的两个湖，人们把湖水澄清的叫杨湖，湖水浑浊的叫潘湖，以表明大自然也在那里褒忠贬奸。

　　实际上，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冤案。首先，导致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并不在潘美身上。据《宋史?杨业传》载：在公元九百八十六年北伐之初，潘美所部连克环、朔、云、应四州，只是另一路的曹彬部内讧，被辽军击败后，才被迫退军。保护四州人民南迁，当时辽兵十多万乘胜追击，势不可挡。杨业认为“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只宜“遣强弩千人列入谷口，以骑师援于中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是监军王侁、刘文裕却拒绝杨业的建议，坚持要他率先出击敌军。杨业推说不可：“此去必败之势”。王侁不但不听，反而威胁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有他志乎？”

　　在宋代，做大将最怕的是被蒙上“有他志”（即谋反或投敌）的罪名，而且监军是朝廷派驻监视大将的命臣，连主帅都怕他三分。杨业只好悲愤地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临出击时，他哭着对主帅潘美说：“此战必败无疑”，他败退回来时，潘美等人一定要在陈家谷口张步兵强驽为左右翼以援，否则会全军覆灭，“无遗类矣。”杨业出击后，潘美确实率军设伏陈家谷口，自寅时至巳时，坚持了三个时辰，但监军王侁见杨业出击很久仍未回师，以为辽军已被击败，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潘美“不能制”，只得跟着沿灰河西南前行了二十里，忽然听到杨业战败“即麾兵却走”，杨业率兵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只得再率余部作殊死的战斗，部下全部英雄战死，杨业杀敌无数，身受数十创，力竭被俘，悲痛万分地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最后绝食三日而死。从整个战役的由胜转败来看，曹彬应负主要责任。当时就有人要求斩他以谢罪。宋太祖念其以往战功卓著，给予贬官处分。从陈家谷口之战失败和杨业战死的具体战斗来看，监军王侁、刘文裕要负主要的责任。宋史记载得很明确，说他们“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入阵。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对潘美则记“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表明宋廷对他和王侁等人的处分，也有轻重不同。至于后来有人指责他在闻知杨业战败消息，后来率军不惜一切代价去解救杨业，这未必合乎战场实际。一是已脱离设伏地点陈家谷口已行二十多里，疲于奔命反回，只会遭致更大失败，时间也来不及。二是不倚险设防，中途直接攻击辽军，结局杨业也指出是必败无疑。三是即使潘美不计后果要孤注一掷，监军也会制肘阻挠。因此，可以这么说：潘美对陈家谷口战败、杨业殉难，只负有很小的责任，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他也是监军专横和瞎指挥的受害者。

　　潘美况且在历史上是个为人善良、战功卓著的人物，《宋史》评论他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入宫逮着周世宗柴世荣的儿子，赵普建议杀掉，而潘美则用委婉的语言，劝宋太祖留人之后，自己还收了这小孩儿为侄儿，后人赞扬他：以善词全人之后，良足多者。在赵匡胤代周建宋的过程中，潘美以他的坦诚胸怀和善于团结人的特长，不费一兵一卒，单身收伏了凶悍出名的保义节度使袁彦等实力集团，大受宋太祖赞赏，同时他将才出众，军功赫赫，战绩在杨业之上，后周时就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功封西上阁门使，在北宋灭南汉、北汉的统一战争中，更是功勋卓著，就是在对辽战争中，太祖赞扬他也立有功勋。潘美因陈家谷口战败被削秩，次年又重新被重用。他死后被配享于开国皇帝之一的太祖庙庭，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功臣之一，是配享者的死后殊荣。

　　潘美如此蒙冤，代人受过，究其何因？《宋史?杨业传》载杨业戍边功高，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很可能后人是从中得到“启发”，想当然地认为潘美也属这类人，索性趁势把污水全倒在他的头上，发泄人们对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奸臣们的强烈仇恨，这对潘美的后代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本文原载《福州晚报》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七版）。湖北广水潘成忠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