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新报》建国60年特刊系列
侠骨柔肠潘朔端：昆明首位“人民市长”
"市长就是全市人民的公仆。"
"爸爸，那什么又叫公仆呀？"
"再说简单点吧，就是帮老百姓办事的人，伺候老百姓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海霞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记忆深处的这段对话，已经隔着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和尘烟。刚从部队退休的三女儿潘海霞端详着父亲当年的旧照片，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起来。
父亲潘朔端，是建国以来昆明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位市长，而且连任七届，实际主政昆明的时间达22年之久——仅此纪录，放眼新中国各大城市，无人能及。
然而，如果仅仅以这个"22年"来论潘朔端其人，显然太过片面而又肤浅。作为在共产党尚处劣势之时，便毅然从"蒋家王朝"举旗率部起义的一位将军，他身上有着太多的弹痕和传奇，曾为抗日战争及三年内战的胜利做出过特殊的贡献；而作为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并主动请求降级任用主政昆明的市长，为着建国后百废待兴的这座古城的发展，他更是付出了自己后半生所有的心血，直至病倒在一次现场办公的途中。
潘朔端再也没能站起来。一个以"伺候老百姓"为己任、一个认为"百姓才是政府父母"的"人民市长"的形象，却永远挺立在这片红色高原之上，也永远驻留在了当年和后世无数老百姓的心头。
从将军到昆明市长，
他从小学生做起
1950年3月28日，来自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一纸文件传达到昆明：批准成立昆明市人民政府，同时，任命潘朔端为首任市长。此前的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刚刚成立，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正军级的潘朔端任委员。
天降大任，时年49岁的潘朔端踌躇满志。《云南省志·人物志》这样记述这位出身黄埔军校、戎马半生的原国民党将军："幼年喜读岳飞、文天祥和陆游等人的诗词，具有爱国爱民、刚毅倔强、见义勇为的性格；平时沉默寡言，遇事冷静决断……"
可是，没有任何地方工作经验，现在彻底转型来做昆明这个省会城市的市长，能胜任吗？
以潘朔端的军职，其实，可以再升一级当副省长。但在一位中央首长征求其意愿时，他表示，自己就想做昆明的市长。这一点，许多人都想不明白。
当时昆明的形势却是再明白不过：尽管是和平解放的，这座老城却并不和平，也绝不太平，与其他被战火洗礼的城市没太大区别，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满目疮痍。
"做昆明市长，比到省里做个级别更高的副职，其挑战性和难度都要大得多。这块骨头，总得有人啃。"后来和一个朋友聊及自己的选择时，潘朔端曾这样说。
角色转换，从学习开始。潘朔端谦虚地告诉身边所有工作人员，他是军人出身，不懂管理一个城市，更不懂抓经济建议，所以任何人都是他的老师，都可以对他提出意见和批评。
在这方面，晚年的潘朔端曾这样总结，"我能一点点进步，靠的是'一心'、'二用'、'三只手'和'四条腿'。""一心"是学习的态度，指一心一意、不折不扣地学习；"二用"是学习的方法，指用心向实践学习、用心向群众学习；"三只手"，则指一只手抓对敌斗争，有稳定社会秩序，一只手抓油盐柴米，以安定人心，一只手抓发展和规划，以描述整个城市发展的蓝图；而所谓"四条腿"，则是告戒自己绝不能某些领导人物那样高高翘着腿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相反，应该再多"长"出两条腿，才能稳稳地扎根于基础和老百姓之中，"老黄牛几条腿？四条，所以你看它站得多稳，多塌实，一辈子不离开黄土地。"
为适应自己的新岗位，潘朔端才上任不久，就报名参加了机关夜校中班的学习。每天处理完繁重的公务都已经是深夜了，他还要象个中学生一样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最让他头痛的，是代数，弄不明白就不断地去问上中学的大女儿潘海力。有一次，问得海力都很不耐烦了，觉得父亲"实在太笨"，潘朔端竟涨得脸通红。女儿们的物理化学书更是他经常借来学习和研究的教科书，特别是当他在解决生产和污染碰到难题时。
"我问爸爸，你是大领导，又不是干科学工作的，还学这些伤脑筋的东西干什么呀？爸爸说，代数学好了，对抓经济工作有好处。在微弱的灯光下，爸爸那爬满皱纹又涨红着的脸和鬓角那花白的头发，突然让我感到特别的内疚，特别的无地自容。"多年以后，潘海力感慨地回忆。
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向夜校的老师学习，向女儿学习，潘朔端还尽量抽出更多的时间，向历史学习。他阅读和研究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老昆明的经济建设、文化传承和保护、城市规划和建设、灾难记录等各方面的资料。在这些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他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做市长的感觉，同时，也终于找到了新昆明发展的方向。
30万人的口粮，
就是"天大的政治"
发展的大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建国初期，全国各地都还潜伏着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处于扼东南亚诸国咽喉位置的昆明更是如此。因此，潘朔端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击镇压这股势力。紧随其后的，则是禁烟禁毒和禁娼，以净化社会风气。其中，于1950年6月成立的昆明市禁烟委员会，由潘朔端亲任主任。
当年12月28日，曾任国民党航空学校教官的大毒枭郭怀安，在昆明被执行了枪决。此人在国民政府期间，曾利用手中职权，运输贩卖各类毒品达七吨多，在昆明的影响极其恶劣。29日，市政府在拓东体育场展开首次焚烟（毒）大会，将专项整治缴获的十余吨烟草和毒品销毁。
如今已经76岁高龄的高军老人，当年还是一个17岁的楞头小伙。他依稀还有些印象，当时，他和几个小伙伴在拥挤的市民中，目睹了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和弥漫半空的黑烟。"我看到有一个很威武的中年男子，在主席台上挥着拳头讲话，说着一些大约是要坚决禁烟禁毒的话。"高军说，后来他才听说，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市长"，"他让我想起了中学课本里矢志禁烟的林则徐，不一样的人，却有着一样的决心。"
建国初期的昆明，人口三十余万，每日粮食需求量约为12万公斤，但市郊粮农和粮商每日上市供应的粮食，还不足4万公斤。这种情况显示，有人出于商业利益在囤积居奇，有人则是出于政治目的，在恶意收购和隐藏粮食。后者，主要是国民党残余份子和妄图继续"占山为王"的土匪、恶霸，他们中有些甚至就此喊出口号："把共产党饿死！"于是，粮价上涨，牵动各项物价暴涨，人心惶惶，社会动荡。
现实很残酷：每天，都有近2/3的约20万昆明群众口粮无着。看似最平常不过的粮食，一时竟成为了一种"政治"。"三十万人吃饭的问题，就是天大的政治！"在市政府和军管会的多次相关会议上，潘朔端拍着桌子强调。
1950年3月12日，由潘朔端亲自执笔起草，并经军管会成员讨论通过的《云南省公粮征集办法》发布了。办法规定了田多者多征，田少者少征，无田者则不征，合理负担的原则。
虽然从部队、公安等部门抽调组成的征粮队达上千人，潘朔端还是坚持哪里阻力大，就亲自带队冲到哪里的做法。如果抗拒征粮的是国民党残余份子或土匪、恶霸，他这个"将军市长"就坚决地当场予以处理，绝不手软。除此之外，更多的时候，他对被征粮对象的诚恳和客气，有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难以理解。
一次，在西山区的一个村里，他对不愿交粮的村民费了四五个小时的口舌，对方还是不予理睬。到晚饭时间，这家村民吃饭了，潘朔端和随行工作人员则在一旁，各自摸出一个冷馒头当晚饭，准备等他们吃完后，再继续宣讲政策。
忽然，村民的孩子把一口饭吐在了地上，抱怨说是里面有石子，结果被大人打了一个耳光。潘朔端见了立即冲上去护住孩子，满怀内疚地说："对不起大家了，我知道乡亲们都不容易，即便有粮也不多。你们吃不上好的米饭，都是我这个当市长的责任。不过，现在还有很多群众，连这种搀杂着石子沙砾的饭都吃不上啊！"
潘朔端的诚意，终于感化了这家村民，对抗情绪瞬间消融。
史料记载：当年，昆明市粮食征购实现上百万公斤，政府将这些粮食投放市场，三十万昆明人的口粮难题迎刃而解。
首倡"东方日内瓦"，
奠定昆明旅游城市雏形
若干年前，昆明市就打出了创建"东方日内瓦"的口号。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提法的"专利权"，其实应当归属于潘朔端。
昆明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四季如春的古城，但是，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相对闭塞，教育也比较落后，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世界旅游胜地日内瓦。在黄埔军校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潘朔端，则对日内瓦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还无限地神往。
潘朔端只要有机会就会到滇池畔散步并查看，留心观察水质和周边环境的变化，通常是一个人，偶尔也会带着夫人宋平。"滇池是昆明人民得天独厚的生命湖啊，一定要好好保护！"宋平记得，丈夫曾多次这样自言自语。
"日内瓦有一个日内瓦湖，日内瓦不就是依托于这个湖泊，才得以成为世界级旅游胜地的吗？"想到这里，潘朔端脑子里就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把昆明建设成"东方日内瓦"。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让他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当晚，他立即通知市规划局、城建局、园林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家里开会。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有人兴奋欢呼，也有人面面相觑，不以为然。
时年在上中学的大女儿潘海力记得，爸爸每天都是很晚才能回到家中，但经常饭后把一些下属叫到家里部署工作，有时直到深夜。不时会进去端茶送水的她，断断续续地听各位长辈在谈关于改造、规划或是建设的一些问题，而其中的爸爸，就象正在指挥一场战役的将军般充满激情而又沉着笃定，"我没真正见到过爸爸在战场上的样子，我想一定比这还威风。"
创建"东方日内瓦"的系统工程很快就启动了。
潘朔端首先狠抓滇池的环保问题。他几乎徒步考察完了整个滇池环线，周边所有可能存在污染的企业，他也都亲自前去检查。有一次，一家小型纸厂被查出污水排放超标了约20%，他即勒令在半月内进行整改，否则予以关停。纸厂业主称20%的超标通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遭到他的严厉斥责。半月整改期限后的第二天，该业主没有整改，依然在生产，潘朔端立即下令关停了这家纸厂。
说起这段掌故，一直在关注滇池命运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昆明有名的"环保律师"杨名跨认为：如果昆明市后来的相关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导，都能用当初潘朔端那样的果敢和力度来进行保护和治理，滇池就不会被破坏得今天这么严重了。
1960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时途经昆明，指示："昆明气候好，四季如春，风景秀丽，是个很好的旅游城市，要抓紧搞好园林建设。"之后，中央专门为此拨款了好几百万给昆明。这无疑是为潘朔端力主的"东方日内瓦"梦想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动力。
当年在昆明市园林局工作的贾佛西回忆：市长潘朔端经常找他和其他相关人员一起商量，并带领他们实地勘察、认真研究，制定出了昆明几大公园的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计划。其中，包括现在依然还在的圆通公园、翠湖公园、大观公园、西山公园和眠山烈士陵园，等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圆通公园才被确定建设成动物园，作为市长的潘朔端，甚至还亲自丈量和划线，把整个动物园划分为动物区、水鸟区、樱花区、桃花区等多个不同的观赏区域。
在绿化方面，潘朔端觉得各街道各片区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在花卉和树种的使用上，也不能只单调的采用一种。于是，当年的昆明城内，梧桐、银华、松柏、万年青等不同的树种都长得郁郁葱葱，梅花、樱花、迎春花、夹竹桃等花卉也竟相争艳。
当然，即便到了今天，"东方日内瓦"也依然只是一个过于美好的梦想。"但是，通过潘朔端在任期间持续不断的努力，至少已经为越来越繁荣的这座旅游文化城市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提起这位自己的威信县老乡和先辈时，昭通市政协办公室主任周富强如是评价。
坚定的智者：
乱世沉浮志不改
显然，潘朔端对于昆明这座城市的意义，对于后世近五百万昆明人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
"许多人都并不知道，潘朔端这个名字，是他1925考入黄埔军校后才改的。'朔'者，北方之意，指向往革命，寄寓于革命推翻腐败旧治，建立民族平等、国家兴旺的新秩序。而'端'，则是指一种严于律己的道德操守，坐端行正也。"周富强认为，从"潘朔端"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其抱复和志向的远大。
为求长远发展，1953年，随着国家开始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昆明市也开始编制城市发展规划。此后近十年间，匆匆编制而成的该规划草案数易其稿，其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前瞻性也每每被证明还很欠缺。"这就是'时代特色'了，规划的编制充分体现了'大跃进'的风范和精神。"曾专门研究潘朔端的昭通老作家邹长铭说，当"大跃进"一过，规划中所描述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就破灭了，到了1963年，潘朔端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主持编制全新的《昆明市城市十年建设规划（1962~1972）》。
规划在不断朝着更为科学的方向改变，但一些基础和核心的城市建设项目却从未消停。比如，作为市区内交通环线的一环和二环，作为南主干道的北京路，作为东西主干道的拓东路、金碧路，以及作为市中心主轴大道的五一路。
昆明城交通的整体构架，已然搭建了起来。
特殊的年代动荡不安，有些风雨飘摇，天灾与人祸频仍不断。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但潘朔端脚踏实地的干劲没变，尽管他已经是"奔六"的老人，华发早生，沧桑满面。
熟悉昆明现代史的学者赵立介绍，1954年6月和1957年9月，昆明分别降过两次罕见的大暴雨，整个老城区几乎都变成了一片汪洋。关于这两次洪灾，曾专门研究潘朔端的昭通老作家邹长铭则更清楚，"昆明的受灾面积都达到了好几万亩，盘龙江暴涨，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从一些档案资料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历史上的许多年份，只要一到汛期，昆明总是难逃此劫。"
潘朔端下定决心：根治水患，同时兴办水利。1957年，昆明市成立水利工程委员会，身为市长的潘朔端亲自兼任委员会主任，而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兴建集防洪、灌溉及饮用水功能为一体的松花坝水库。就在松花坝工程如火如荼的推进之时，1958年，昆明市的另一重点工程昆明钢铁厂至矿山的公路又开工了。潘朔端不顾属下反对，又亲自兼任起了这个新工程的总指挥。
当年，24岁的张棋是工程队负责施工设备的一名工作人员，如今，思维已经不够清晰的他，还保持着对这位"多事的市长"的一些印象。"我所知道的情况是，施工最紧张的那至少有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始终坚持吃住都在工地上，而且，是和我们普通民工一起吃、一起住。秘书每天都会从政府拿许多文件到工地上给他，而他，通常都只有晚上和我们一起收工之后，才有时间审阅，如果秘书说是特别紧急的文件，他就会立即蹲下身去，在自己的大腿上审批，然后，立即交给秘书去办理。当时我年轻，根本就不能理解，觉得这样一个市长简直太多事了，把自己累垮了还不是自己受罪？"说着，张棋老人不断责怪自己，恨自己当年太不懂事。
1959年8月，松花坝水库竣工，昆明人无不为之欢呼雀跃。至今，这个水库依然是昆明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然而，就在潘朔端着手治理水患的第二步--治理盘龙江时，他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迫从自己的市长办公室搬进了"牛棚"。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潘朔端在文革中期被直接点名与省里和军区个别领导到北京中央军委学习班学习，得以少受些皮肉苦。但他回来后近七十的高龄竟又被赶到到农场干开荒挖地，挑粪种菜的重活，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1972年4月，潘朔端得以被重新启用，职务是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因他仍不动摇地把"发展生产建设，抓好民生民计"放在首位。而不与当时极左的"政治第一"，"造反有理"，耍阴谋，搞派性的恶劣思潮及势力同流合污。因此他受到了不为常人所知的排挤，打击甚至暗算…。但他仍坚定不移和忘我地走自己的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奋力为老百姓和昆明市作着最后的贡献。这真正体现了潘朔端是"以天下百姓的苦为苦，不以自己的苦为然"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的人。
"爸爸是个真正坚定的智者，认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就绝不低头。在那个年代，能不被整吗？"回想起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三女儿潘海霞叹了口气，眼神开始迷离起来。关于那几年父亲的艰难岁月和全家人的遭遇，潘海霞不忍去回忆，"想起来就揪心。"
以百姓为父母，
将军市长的平民风范
潘朔端和夫人宋平共有四个女儿，海黎、海义、海霞及海鹰。她们从未利用父母的关系和影响去谋求自己的利益，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地工作，如今有的已退休，有的还在工作。
小女儿海鹰回忆：76年她从部队退伍回来，想分配到昆明市区内的单位工作，但爸爸却要求她服从安置办的分配，结果被分配到了离昆明40多公里的一个深山沟里的单位；大女儿大学毕业从农场锻炼回来被分配到当时最不看好的学校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干就是几十年；二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系统，她遵从了父亲的一句话："哪个工厂最艰苦，你就到那个工厂去。"
"市长就是全市人民的公仆。"
"爸爸，那什么又叫公仆呀？"
"再说简单点吧，就是帮老百姓办事的人，伺候老百姓的人。"
"哦，原来是这样……"海霞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大姐潘海力还记得：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名中年男子提着几袋礼品上门，请父亲帮忙办点事情，遭到严厉斥责。此人言语中恭维市长是"父母官"，这一点也被父亲专门地批评了一通。
"父亲说，以前的政府叫'昆明市政府'，而现在叫'昆明市人民政府'。所以，还象封建社会那样把他这个'人民市长'当作是'父母官'，那就完全颠倒和错误了。其实，老百姓才是政府的父母。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也不应该有任何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潘朔端当年训斥那名"走后门"的男子的话，给潘海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潘朔端也从未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取过半点利益。
宋平去世前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和二女儿海义的讲述中，均提到这样一件事情：1960年12月的一天，潘朔端要到昆钢矿山去检查工作，正巧，宋平因身体问题单位安排去住疗养院，要带着刚出院的一个女儿和小女儿同去，母女仨就顺便搭上了市长专车。但到分岔口时，潘朔端要求母女下车，自己走路去疗养院。而那段路程竟有七八公里远。
司机都忍不住插话了："市长，就送送她们吧，也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这只是耽搁点时间的事情？公车只能用于公务，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不能带头违反。"潘朔端严肃地说。
最后，宋平带着生病的女儿和小女儿，走了近4个小时才到目的地。
潘朔端一家文革中被赶到一阴暗潮湿的旧平房住，当时因两个女儿在外地，家里就把两间小屋借给机关一年轻人住。后因他一直占用不搬，女儿回来后只好几姐妹挤着住，为此二女儿结婚也只好推迟。后来机关以替补被占的那两间房，分给了一个小套间。女儿拿到钥匙还未来得及高兴，潘朔端却要女儿把套间退回，换一个小单间。
"爸爸说，不是他不近人情，而是国家还很穷，许多老同志结婚很多年，有了孩子，都还住着一个单间而已。作为领导的子女，我们绝对不能搞特殊化。"二女儿回忆。
由于积劳过度，潘朔端多年前就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但他始终不愿长时间地住院治疗，"那样太耽误工作了，没有几年了，我要抓紧时间多做点事。"
1978年9月3日，潘朔端已经连续便血三次。4日上午，他固执地拖着病体继续工作，接待完因"红太阳广场"（今东风广场）拆迁安置问题前来上访的群众，立即就此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接着又亲自视察了六个公厕工地。下午，他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广场上现场办公。到18时许，潘朔端因内脏出血太多，突然昏倒在了现场。
当月14日清晨六时许，这位传奇一生的"将军市长"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他的病势，牵动了昆滇民众的心，也惊动了国家高层，邓小平、宋任穷、肖劲光、肖华、秦基伟等党中央及中央军委首长纷纷派人或致电悼念。
如今，昆明会堂旁茶花公园里的石头房子，已经成为繁华市中心开放的一处景点。有多少昆明市民知道，这里，曾经就是潘朔端和家人居住了十余年的家。而由于"历史原因"，潘朔端被从这里"赶"出去后，住进了一间仅有6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小屋。
当年，曾有官运亨通的战友嘲笑潘朔端，说他从正军级首长到市长，….官越当越小，房子越住越窄，车却越坐越宽敞（指经常坐公交车）。对此，潘朔端总一笑置之，"这样，不就和老百姓越来越近了吗？"
人物档案
潘朔端(1901～1978)，字孝源，云南威信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位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连任七届，扣除因历史原因未能履职的时间，实际在任达22年。
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六十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战功卓著并负重伤，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级宝鼎勋章。1945年，任国军184师师长，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初，调驻辽宁海城。5月，率部起义，成为内战中第一个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令蒋介石咬牙切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的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其国家一级解放勋章。
历任东北民主同盟军军长、东北嫩江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参谋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市长、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至第五届昆明市人大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省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任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期间，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严打毒品娼妓，整肃社会风气，恢复生产重振经济。尤其重视城市规划和园林建设，力主环境和水源保护,关注底层民生，主持修建的松花坝水库，至今依然是昆明人民最重要的饮用水来源,省博物馆,艺术剧院,体育场馆等重要建筑,仍为各族人民享用,并为这座城市继续增添着历史文明的光辉.
图1、潘朔端（右方握手者）迎接来昆明视察的周总理
图2、担任昆明市首任市长期间的潘朔端将军
图3、三女儿潘海霞翻阅着家中的老照片，陷入对父亲潘朔端的追忆和缅怀。她背后墙上照片所记录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昆明会见父亲的场景。（温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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