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 (转）

作者: 潘进武 • 发表于: 2011-07-11 13:15 • 查看: 1138 • 回复: 12
潘
潘进武
楼主
2011-07-11 13:15
潘汉年，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层中的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但却令人敬佩；虽然光照千秋，但却叫人叹息。他有着特殊的功绩，也有着特殊的遭遇。
　　潘汉年用智慧和生命踩出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早在二十年代中叶，这位被称为宜兴"奇才"的潘家三公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薰陶下，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到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羽檄文坛兴队伍"，立下了"笔阵戎行双胜利"的"奇功"。
　　三十年代初，这位才华横溢的艺苑骁将，又奉命调往中央特科工作，出任情报科科长一职，卫党除奸，干出了一番鲜为人知的英雄业绩。
　　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潘汉年长期活跃于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尽管这里没有硝烟，无法冲锋陷阵，但依然处处有漩涡暗礁，时时险象环生。潘汉年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凭借着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八面玲珑，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所无法获得的辉煌业绩。
　　正因为战斗环境的特殊，有人在惊诧他"神出鬼没"之余，曾经编造了许多离奇荒诞的故事强加于他的身上。事实上，他是一个战士，是一个智勇双全、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战士。在森森敌垒中，他出生入死，与敌人殊死斗争，创造了令人神而往之但却又是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
　　如果说，潘汉年活动于敌人阵垒时是一个神秘而"狡黠"的人物，那么，当他一旦返回革命队伍时，却又是一个热情而赤诚的同志。他对自己的战友，对自己的部下，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同胞，总是满腔热情，赤胆忠诚，这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在复杂而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总是战友和部下的"保护神"，总是朋友的引路人，又总是人民的贴心人。他以千秋功绩而彪炳史册，又以敦厚忠良而英名永存。他无愧为"党人魂魄"、"民族精英"！
　　１９５５年４月３日，对潘汉年以及追随潘汉年左右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灾难之日。这一天晚上，他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遭到秘密逮捕，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
　　被捕不久，他被按上了"内奸"、"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名正言顺"地被送进了监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囚下徒"。待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四人帮"又在他的上述罪名之前，一律冠之于一个"大"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冤案，而且历时长达２７年之久。这个大冤案，曾经引起了世界多大的震惊，让我们的党和国家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也收到了多少沉痛的历史教训！"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情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纠正了众多的冤假错案，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一大批历史的功臣，一个个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桃花依旧笑春风"，潘汉年又回到了历史的怀抱，回到了人民的心坎里。
　　传奇党人潘汉年，永垂不朽。
潘
潘进武
#2
2011-07-11 13:16
采樵儿
　　１９０６年１月１２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潘汉年出生于宜兴县（今宜兴市）归迳乡陆平村。
　　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地处江苏南端，东濒太湖，西接溧阳，西北靠金坛，东南部与武进毗邻，涌湖镶嵌其间，南枕天目山之余脉群山，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据宜兴县志记载，早在商代之前，这里即有建置，以荆溪河名之，称荆溪地。至春秋战国时，设荆溪邑。公元前２２３年，即秦始皇２４年，宜兴设县，县名为阳羡。
　　这是一个得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的好地方。"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著名的灵谷天府，深藏于静卧平川的石牛山之中，可谓大自然之杰作；"井底相连藏洞府，惊奇广厦天生成"，堪称洞天世界的仙宫佳境。善卷洞与张公洞配有符信，四颗巨大的印材，镌刻着颇有意味的印文，其中善卷洞两颗为："欲界仙都"、"万古灵迹"；张公洞两颗为"洞天福地"、"海内奇观"，这就是遐尔闻名的"洞天四宝"。宜兴古迹，亦令世人瞩目。"岳堤"、"百合场"是岳家军大败金兵的历史见证；海会寺、芙蓉寺、显亲寺等处，成了文人墨客的吟唱之地；宜兴碑林的诗书绝唱、勒史志记，亦为世人刮目。
　　最使宜兴人得益的是，此地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宜兴有"陶都"之称，其均釉陶器--"阳羡名陶"，名扬中外；阳羡文化群体为学界所瞩目，文学史上的阳羡词派，曾独领风骚数十年；宜兴培养的众多知识分子，分布于全国各地，有学生，也有教授，因而素有"无宜不成教"和"无宜不成校"的美谈。
　　宜兴悠久的历史环境，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为潘汉年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氛围。
　　家庭的薰陶，也为潘汉年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潘姓大户是陆平村一个世代沿袭以“耕读传家"为祖训的书香门第。"有祖高魁父秀才"，他的曾祖父潘理卿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他的父亲潘萃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父辈兄弟三人中间，两人是秀才，另一兄弟文才出众，但因在科举中被官宦子弟顶替，愤懑之余，誓不科举，就在村中设立蒙馆，以教育村上子弟为荣。潘氏祖辈历经科举制的腐朽、衰亡，因而定其祖训为"耕读传家，不入仕途"。不过，潘氏的"耕读传家"有两个信条是必须遵循的：一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二是淡泊名利的"布衣精神"。潘氏子孙就在这么一个"以塾师为业并兼务农桑"的家庭中成长、繁衍：一方面必须及早入学，但在学习之余，农忙之际，又都必须下田务农；另一方面，学成之后决不入仕途为官，他们不是在外地从教，就是回家乡以塾师为业，辅以祖传的田产为生，并躬耕田畴。潘汉年来到这个世上后，遵循祖训，自幼学文识字，但又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参与农活。潘汉年的堂兄，我国著名心理学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在其《怀乡吟》中，曾对他们幼时的活动，作了如下抒写：
　　门对紫云是旧居，
　　紫云书屋幼攻书。
　　窗前方丈有花卉，
　　出墙腊梅无恙否？
　　曾随邻童学采樵，
　　亦曾伴为剖毛栗。
　　舟山山下嬉戏地，
　　时到重阳最堪忆。
　　潘汉年涉足人世，即在"紫云书屋幼读书"、"曾随邻童学采樵"的日子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个采樵儿不仅在此时打下了文学底子，又从采樵等农活中，逐步接触农民，学到了农民淳朴、正直、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也逐步了解到农民的贫苦，体验到社会的黑暗、腐朽，为他日后反抗旧社会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的父亲，身为清末秀才，仍以塾师为业。潘汉年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父亲：学究式的脸庞，嘴唇上留着长长的八字胡须，脸带和蔼的微笑。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潘的父亲又不是一位墨守陈规、不愿接受新思潮的迂腐之辈。他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也容易接受。辛亥革命后，在乡人的拥戴之下，曾担任过乡董，后又接替其兄为区董。１９１３年，被推选为宜兴县议会议员。不过除例会之外，他仍在乡间执教。潘父先后结过两次婚，共有八个子女，潘汉年排行第三，为后母巫大宝所生。出于家庭和自己的身份考虑，父亲给他起了个乳名：厂（ａｎ）儿。厂（ａｎ）者，庵也。旧时文人的书斋多称庵。足见父亲对他的期望了。潘汉年后来曾用"厂人"及"水番三郎"等化名，就是因其乳名及排行老三而为。
　　１９１２年，潘汉年刚过六周岁，父母将他送进陆林村初等小学读书。小学期间，尤其在暑假里，潘汉年经常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到野外玩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对此，潘汉年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他在《苦哇鸟的故事》中追述了他的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断：
　　“记得那年我还在家乡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歇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荧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咕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近大姐身旁，要求她打扇。"
　　这种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潘汉年是十分留恋的，每每回忆，总觉得是一种"清福"。但“清福"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里，潘汉年对父亲抽水烟的情节作了描述，显然没有一丁半点的恶感。不过，现实生活中父亲的烟瘾，差点中断了他的学业。
　　原来，潘汉年的父亲在晚年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致使家道中落，入不敷出，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几次迫使潘汉年濒于失学的困境。
　　１９１６年，潘汉年初中毕业后，随即进入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该校创办于清朝末年，曾几度易名。创办时为凌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正式成为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时任该校校长的储涵奇，是位清末秀才，他不仅文才满腹，而且治学严谨、管理有方。他所要求的教员，即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扎实的学识功底，还要教学有道、方法得体。潘汉年自幼天资颖悟，秉性机灵，加之良好的学习环境，很快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于伶笔下的"凌霞奋起"，就是指他在第三高等小学奋发读书，成为高材生的故事。
　　１９１９年，潘汉年在第三高等小学毕业。旋即与同班同学潘庆生赴沪报考第二师范学校，这是潘汉年第一次到上海。未果而归。由于家庭经济拮据，险些失学，幸亏他的外婆吴氏借债资助，潘汉年才得以考入和桥彭城中学。不料翌年暑假期间，潘汉年因腿上患疾，只好中途缀学。下半年病愈后，又因家里无法交纳学杂费，便在堂兄潘文年办的本村小学代课。
　　１９２１年，潘汉年在武进县延陵公学继续求读，终因家庭困难，一年之后，便不得不离开学校。此后，他虽然曾经先后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及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求学，但只不过数月。１９２２年缀学之后，基本上结束了读书生涯。

勇斗"四凶"
　　潘汉年度过了"耕读"兼容的少年时代，向生活迈开了新的一步。
　　由于书香遗风的薰染，父亲和学校师长的严教，使潘汉年打下了良好的旧学根底。如果说，这首先应归功于父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却是他品格特征养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潘汉年的母亲巫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平时，她总是任劳任怨，全身心地为丈夫的健康和孩子们的生活操劳，她那"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深深影响着潘汉年。潘汉年在日后能够适应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不过，为人后母的母亲，又有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这也为潘汉年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家道衰落，使潘汉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了解劳动者的疾苦。宜兴历来是个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之地，但自民国以降，却成了新旧军阀混战的是非之地。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兵匪灾祸的蹂躏，使得秀丽的宜兴到处充满了沉疴积垢，出现了一幅黑暗腐败的景象。１９２４年１２月间，郭沫若曾亲赴此地，调查江浙战争后的社会状况，他如实地写道："黑暗、路烂、臭不可堪是宜兴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听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
　　郭沫若目睹的这一切，潘汉年却身临其境。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潘汉年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人民、同情穷苦者的品格。每当村上来了乞丐或逃荒的人群，他总是默默地跟随他们。村边宗祠是无家可归者的一个宿地。孩童时代的他，经常爬上宗祠边的高树，看着逃荒的人在哭泣，看着乞丐在寒冬用唾沫擦着身上的泥污，这生活中的惨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激起了他反抗旧社会，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志向。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即使在身陷囹圄之际，也没有丝毫改变。１９７６年，潘汉年在湖南>璩〗邮堋袄透摹保笔保髌缴酵吩臁按笳*田"之风，正弥漫在湖南农村。加上水旱灾害，湖南农村许多地方颗粒无收，饥民纷纷远走他乡，以乞讨为生。一天，农场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乞丐，潘汉年问明情况，不禁长叹一声，拿出一张人民币。年长的见了吓得掉头就跑，因为那是一张拾元钱。当年１０元钱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末了，潘汉年将钱塞给了小孩，"杯水车薪哪！"潘汉年摇了摇头，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难以辨认的笑容。
　　潘汉年出身和成长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变迁之时，在这么一个旧中国行将完结，而新中国尚未建立的漫长而动荡的年代里，潘汉年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和历史大事件，从武昌城头的枪声到***广场的呐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到第一次大革命洪流的勃发，潘汉年不断地接受到浩大革命风潮的冲击和推动，逐步走向了成人之路。
　　１９２２年，潘汉年被迫离开校门，涉足社会后，他所选择的第一个职业，便是教师。他通过同乡、小学教员徐应荪的介绍，先后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刚满１６周岁的潘汉年，继承了父辈的衣钵，开始执教鞭于乡间。与父辈的情趣一样，潘汉年非常喜欢教学工作。执教之际，他不仅认真备课，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消化课堂内容，补充新的知识。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亲自动手，与学生一起定期出黑板报，开辟了一个《小研究》专栏，发表学生自己撰写的文章；同时，他还组织每星期六的演讲会，让学生们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潘汉年的这些举措，使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潘汉年对教学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潘汉年认为，教学的好坏，最关键取决于教员。一个教员的最大作用，就是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获得牢固扎实的知识。不仅如此，还应该启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这是教师的责任。基于上述认识，潘汉年对那些不联系社会现实的旧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提出了改正意见，对那些混迹于教学岗位，但又得过且过、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教员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由于教师的不负责任，"胡乱地敷衍"行事，使得那些"好好的儿童，无故地受摧残"，这是误人子弟。对于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迅速走开，从小学教师队伍中将他们清除出去，"以免误人误己"。潘汉年强调，作为一个教师，无论中学还是小学，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要"言而能行"，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同时，还要积极的工作，"努力发扬中国教育"。潘汉年认为，这样的教师，才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教育者"。至于受教育者，潘汉年认为，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灌注的课堂知识和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实际，学习无字之书。为此，他大声疾呼，提出了"到乡间去"的口号，主张学生在暑假期间，组织起来到乡间去，去领略乡间"那种敦厚的自然美。"以"陶养出幽美情绪"，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这些想法虽然未必精当，但不失为卓识之见。尤其在那个年代里，能有如此的认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况且，这些想法出自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教师的笔下，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了。
　　潘汉年在执教期间所形成的上述想法，显然与当时沉闷腐朽的教育界是格格不入的。客观的环境，为他走上反抗旧制度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
　　时代的风潮和激烈的实际斗争，是潘汉年迅速成长的催化剂。如果没有"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激励，没有"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没有大革命狂飙的冲击，或许潘汉年也会遵循其"耕读传家，不入仕途"的祖训，在乡间执一辈子教鞭，过一辈子田园式的"清福"生活。一场与恶势力面对面的斗争，打破了祖辈为他设置的生存模式。事情发生在１９２３年夏天。当时，宜兴教育界由学阀、教育局局长周聘高把持。他在教育界安插的亲信，人称"四凶"、"五恶"，他们排斥异己，敌视民主与科学，气焰十分嚣张。而周的父亲"周瞎子"也利用儿子的势力，在宜兴县城城隍庙附近设案焚香，专事算命卜卦、以迷信活动骗人钱财的勾当，害人非浅。这年暑假，为打击周聘高和其父的丑恶行径，潘汉年与《宜兴评论》的进步青年，自编自演以"周瞎子"迷信害人为内容的讽刺剧。潘汉年在剧中扮演"周瞎子"，他以自己天才般的表演，把"周瞎子"演得维妙维肖，将其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既使人愤恨，又引人捧腹。该剧的演出，曾哄动一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但事情并未完，８月１２日下午，周聘高等人在教育局开会，潘汉年又同李.D谷、鲍文蔚等百余名进步青年，赶到会场，与周聘高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周聘高及"四凶"、"五恶"有恃无恐，气势汹汹出来指责，激起了众人的愤怒，遂将教育局局牌焚毁，将周聘高关禁一室，一天后才放其回家，大煞了周聘高及"四凶"的威风。但周聘高不甘心，他向江苏省高等审判厅提交诉讼状，潘汉年等四人随即遭关押。事发后，潘父亲自到上海"某机关"请了一位法律顾问设法营救，化去了五百元顾问费，但未能解决问题。后来潘父又请到了当地警察厅厅长的上司，由他出面斡旋，潘汉年等四人才获释出狱。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周聘高不久被免职，树倒猢狲散，"四凶"、"五恶"从此也在宜兴教育界销声匿迹了。这场轰动宜兴的斗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是潘汉年对旧社会、对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投枪；是他背弃祖训的定规，踏上革命征程的开端。

步入文路
　　潘汉年几乎在执教的同时，就开始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
　　对于文学艺术，潘汉年从小就有特别的爱好。凭着他聪颖和机灵活泼的天性，早在就读期间，他就自编自导剧本，和同学们一起演出。这些故事中曲折的情节和他维肖维妙的表演，曾经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也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潘汉年的文艺创作活动，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大约开始于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他在小学任教期间。他的处女作是以诗文形式出现的。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２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署名潘汉年的一首题为《不敢》的诗：
　　我心里十分爱伊，
　　却不敢直截地对伊说：
　　“我很爱你！"
　　每每展着洁白可爱的信纸，
　　不知不觉地，
　　在伊名字上加上"我爱"二字，
　　倘复谈的时候，
　　心弦便紧张着好似要断！
　　这封信已不敢寄给伊了。

　　一个月之后，潘汉年又在同一张报纸、同一个版面上，发表了《怅惘》的诗：

　　伊在瞬时间向我微微一笑，
　　使我梦中留恋一回。
　　长时间的相思怅惘，
　　我才这样的祈祷。
　　愿伊常常向我微微一笑，
　　使我永远留恋梦中，
　　哪知--
　　微微一笑，只是一笑，
　　长时间的怅惘，却是继续的怅惘。

　　潘汉年这两首诗，均以爱情为题材。从现代意义上而言的爱情诗，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五四"运动打破了文学界的这种旧框框，开始出现了以白话文形式的现代情诗。这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在文学领域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潘汉年的这两首诗，尽管显得清浅，却表现了某种反叛封建世俗的思想倾向。
　　就在潘汉年发表《怅惘》这首诗的同一天，《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还登载了他的另一首诗：《可怕的路》，诗文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路，
　　曾立誓不再逗留，
　　蓦地见那路中一枝冷黄色的无名花，
　　顿时引起我的好奇心，
　　两足不由我自主很快地
　　走向前去，
　　采撷那黄色的无名花了。

　　显然，这是一首朦胧的但又是含蓄的爱情诗。这首诗一改前两首诗中所表露的意境，既增加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又不见了没有爱情结果的怅惘，从文字到思想内容，均给人以遐想和美感。如果说，前两首诗还带有某些伤感的话，那么这首诗却表达了作者纯洁的心声和坦率的气度。
　　诗是潘汉年步入文坛的发轫点。但潘汉年的擅长，不仅在于写诗，在他步入文坛之初，他对杂文、故事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社会政治斗争的多彩风云，为他提供了写作的题材。１９２４年前后，中国政坛派系倾轧，局势动荡，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正处于决战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在屡遭挫折、历经磨砺之后，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革命统一战线，揭开了大革命的壮丽序幕。此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正在演出一幕幕狗打架的闹剧。先是，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逼走总统黎元洪，并贿买国会议员，自己当了大总统。１９２４年９月，江苏直系将领齐燮元进攻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挑起"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乘机举兵，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当战争激烈之际，１０月２３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此后一段时间，北洋政权由奉系及皖系轮番执掌。
　　面对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乱，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５日，潘汉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题为《武人的枪》一文，文章指出，"国内发生战事，本来从辛亥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不是甲省和乙省战，便是南方和北方战"，待到江浙之战爆发之际，"有钱的人们，便作逃避沪上租界的计划，可怜没有钱的人家，只得坐着等死"。江浙战争给两省人民带来了灾难，"真的完了，一切都完了！素称最文明最富饶的江苏、浙江，都在武人们的枪一举起来后就完了！"文章的末尾，潘汉年发出了内心的自鸣："为什么中国武人的枪，一举起来，一切就都完了？"此文是潘汉年杂文的开首之篇，潘的杂文素以思想之深刻、笔锋之犀利而见著于世，从开首之篇，也可略见一斑了。
　　１９２４年，潘汉年１９岁。这一年是他人生旅途中一次重要的转折之年。这年春天，他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宜兴，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数篇文字，使沪上文化界对这位宜兴青年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潘汉年此次沪上之行，不同于上次。上次是一门心思去求学，求学不成再返回家乡，这一次则做了开辟新天地的长期准备。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既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同当年北京一样，此时上海文化界各种流派与团体，打出各类旗号，争长竞短，呈现出一派五光十色的景象；而反动势力则加紧了对进步文化运动和文化团体的摧残。潘汉年到上海后，原打算继续求读深造，但斗争的现实需要在召唤着他，这个刚刚涉足于文坛的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他才华的机会。这年冬天，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有意扩大，需增加工作人员。《小朋友》杂志的创办人是黎锦晖。这份杂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很有特色，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中是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回忆中华书局及《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很深情地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还得感谢常在我手头、帮助我坐在学生中间朗诵的《小朋友》。是它，循循善诱地引起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
　　潘汉年也有幸与《小朋友》结下了不解之缘。经陈伯吹向黎锦晖推荐，他当上了《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但潘汉年不是那种甘心以校对为业的人。他利用工作之便，在自己的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儿童故事和儿歌，这些故事和儿歌，大概也是向陈伯吹展示的"美好的学习榜样"之中的一种吧！
　　在《小朋友》第１４７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他第一篇题为《五姐妹》的儿童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户人家，养了五个"穿着同样的衣服、玩着同样的玩具、学着同样的功课"，并且怀有"同样喜怒哀乐"的小姐妹。有一天早晨，她们一起拒绝吃祖母为她们烧好的粥，祖母一气之下，将她们关在小屋里读书。她们设法从窗口逃出去玩耍，但出乎意料之外，玩耍没有给她们带来快乐，相反招致许多麻烦，遇上不少困难，最后还是饿着肚子回到了小屋里，吃了祖母的粥，更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她们规规矩矩起来，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十分勤快，再也不敢胡闹了。这则故事浅显易懂，寓教育于情节之中，对小朋友而言，读来确有一种亲切感，也易于接受故事中所阐发的劝学思想。
　　在《小朋友》第１８９期上，潘汉年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告哥哥得悬赏奖品》的故事。故事以"我"为主人翁，以写信给他哥哥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儿童在为《小朋友》杂志寄去征文后，极想知道自己"有希望没有希望获奖"的焦急和他得到《小朋友》征文作品奖后的喜悦。通篇情节只有一百来字，却活灵活现展示了《小朋友》杂志的一个儿童撰稿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同陈伯吹一样，这个故事正是潘汉年对《小朋友》一种感激之情的自我表白。
　　在《小朋友》第１９５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要买……》的儿歌，歌词是这样的：
　　爸爸要买一头牛想它耕田好种豆。
　　妈妈要买一只鸡想它天亮高声啼。
　　姐姐要买一只猫想它赶着老鼠跑。
　　哥哥要买一只狗想它牢牢把门守。
　　我也要买一匹马想它驮我去玩耍。

　　这首"豆腐块"式的儿歌，运用排比、押韵的手法，反映了家庭成员中各自的要求，而牛、鸡、猫、狗、马等又都是儿童见之则喜的动物，很合儿童口味，读起来琅琅上口，记起来简单容易，在当时新儿歌题材中，算得上是一首上乘之作。从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潘汉年步入文路之际，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其知识性、趣味性，创作的动机也比较单纯，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追求，也反映了他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
　　１９２５年７月，潘汉年在周作人创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苦哇鸟的故事》，较之上述作品，显然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篇故事描述了他儿童时听到"苦哇鸟"声声凄苦的叫声之后，由他姐姐讲述的一则悲伤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家人家为其独生儿子领了一个童养媳。媳妇上门后不久，儿子生病死了。凶狠的婆婆断定媳妇克夫，对她非打即骂，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将她关在一只大水缸里。几天之后，媳妇变成了一只鸟，从水缸里飞了出来，整天在夫家门前的树上哭叫"苦啊！""苦啊！"于是，世上就有了这种"苦哇鸟"了。潘汉年在描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写道："现在世上许多童养媳听到它的鸣声，没有一个不暗地掉泪的。"这淡淡的一笔，烘托了潘汉年对那些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们的同情之心。这同以往作品中所反映的格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仅于此，故事之后还附有一封潘汉年写给周作人的信。
　　信中说明了他创作此文的动因："我想鸟的故事各省各乡都有，因为听其鸡声而拟以世间故事，正是许多无名的民间文学家的成绩。"因此，"我们如能汇集许多民间的鸟的故事，却是很可观而且很有兴味的罢"。"我写《苦哇鸟的故事》，正想借此引起许多读者留心其他各种鸟的故事来。"周作人十分赞赏潘汉年的见解，他在复信中也强调："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都来搜集记录这类鸟--以及兽虫鱼草木的故事，不但是传说学的好资料，也是极好的民间文学。"
　　从通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潘汉年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的民众化倾向，这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的一个特点，也是他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基础。当然，潘汉年要从一个一般的文化人，转变为文化界的革命战士，这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奋发磨砺，但《苦哇鸟的故事》将他与周作人的通讯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就已见其端倪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潘汉年能在《语丝》杂志上撰文，可谓大不容易的事。这份杂志创刊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潘汉年的文章被刊用，亦见他文字功夫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小伙计"
　　就在潘汉年走出家门，步入文路，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际，一件令他极不满意、极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发生了。１９２４年冬，父亲潘莘华给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信上说他身患重病，要他立即回去。潘汉年接信后火急返回宜兴，可一到家方知父亲生病是假，要他完婚是真。父母为他物色的对象名叫许玉文，是本县一字圩人。因许父许祝轩与潘父潘萃华同是一介书生，都在私塾执教，两老意气相投，感情甚笃。经双方父母作主，撮合了这门婚事。
　　一方面出于突然，另一方面也出于内心深处的感情，潘汉年对自己的这桩婚姻大事，表示坚决反对。但胳膊扭不过大腿，由于父母的逼迫，在几乎是被挟持的情况下，潘汉年与许氏完婚。这给潘汉年的婚姻生活投下了阴影。
　　潘汉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涉足社会的，他不仅有远大的志向，而且还是一个文才横溢，崇尚个性解放的旧制度的叛逆者。他理想中的伴侣，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式的农村妇女。但父母之命难违，潘汉年最终只得违心地接受了这桩婚姻。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潘汉年性格的两重性：他虽然有着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勇气，却又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一刀两断；他虽然不爱许玉文，知道接受这桩婚姻意味着精神上的痛苦，却又不敢悖逆父母之命。
　　因此，潘汉年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结婚伊始，许玉文就遭到了丈夫的冷落。对于她这样一个深受封建传统道德影响的农村妇女来说，丈夫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唯有在其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发泄自己的不满。婚后不久，潘汉年曾将许玉文带到上海。由于双方在文化水平、情趣爱好等方方面面的明显差异，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斗嘴、争吵成了夫妻间的家常便饭。对此，与潘汉年早年相处甚密的沈松泉先生作了如下记述："潘汉年在宜兴的夫人也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住在海宁路附近一条里弄里。不知为什么他们夫妇俩经常吵架，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还跟踪潘汉年，闹到中华书局来，还有一次我曾去他们家劝架。一对年轻夫妇，经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事。"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政治上的成熟，同时也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潘汉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一个与他下半辈子朝夕相处的伴侣--董慧，他与许玉文也终于离婚。这是后话。不过，在他们生活的共同日子里，许玉文对潘汉年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潘汉年对此，更没有任何异议。当然，潘汉年与许玉文的婚姻悲剧造成了潘汉年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事业上的奋进。结婚之后，潘汉年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为了填补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痛苦，他甚至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到了工作上。这期间，他在中华书局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引导下，参与了书局工会的活动。１９２４年冬天，中华书局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争取改善职工待遇的斗争，潘汉年被推选为编辑的代表，并与文化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张秋人等有了一定的交往和接触。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从上海发起，席卷全国，潘汉年同中华书局的工友们一起，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年１１月，潘汉年经中共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中国济难会负责人阮仲一、王弼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潘汉年的政治生涯开了一个新生面。１９２８年潘汉年父亲临终前说过，"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就是指潘汉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这件事。
　　潘汉年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乡播种革命火种。这年年底，他在陆平村度过了春节。期间他几乎每天活跃于村上的茶馆里，利用"搓麻将"的公开形式作掩护，联系和发展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筹办陆平农民夜校。据宜兴革命史资料记载，潘汉年此次宜兴之行所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宜兴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在１９２７年震撼大江南北的宜兴农民暴动中，陆平村农协组织农军进城参加暴动，就是潘汉年宜兴之行结出的硕果。
　　顺便提及一事。在潘汉年的帮助和影响之下，潘氏兄弟纷纷参加革命，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体，他们中间除潘汉年之外，还有潘梓年、潘菽（潘有年）、潘企之（潘渭年）、潘美年、潘卜年等，他们互相映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６年春，潘汉年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立即返回上海。从此，他奔走南北，往返东西，却再也没有回过宜兴，直至客死他乡。
　　潘汉年一到上海，经他同乡周全平介绍，离开了中华书局，前往创造社出版部报到。
　　创造社，是"五四"运动后涌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其成员大多为当时留日的学生，他们中间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１９２２年，他们出版了《创造季刊》。接着，又于１９２３年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日》；于１９２４年出版了《洪水》；于１９２６年创办了《创造月刊》。由于出版物较多，校对、发行、通联等工作十分繁忙，创造社因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出版部，负责具体事务。
　　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一条名叫"三德里"的弄堂里。这条弄堂不太引人注目，但却是当时许多文化机构汇集的地方。Ａ·１６号经营的是一个小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Ａ·１１号即为创造社出版部，附设一个门市兼编辑处。门前的横幅市招，为郭沫若亲笔所写，字作颜真卿体。这是郭沫若最早写的市招。离Ａ·１１号不远，便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小小弄堂里呈现出浓浓的文化气氛。潘汉年身处这种环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薰陶，因而有人把潘汉年参加创造社工作，作为他正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开始。
　　与潘汉年一起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还有另外几名热血青年，其中潘的同乡周全平算是个小头目，还有云南豪士慷慨悲歌的柯仲平，自称唯美派的叶灵凤，以及周毓英、邱韵铎、成绍宗等人。成绍宗是成仿吾的侄子，在出版部担任会计，管银钱出入；邱韵铎跑印刷所及负责校对；潘汉年及叶灵凤帮助周全平搞编辑工作。他们自称是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这群"小伙计"风华正茂，又不怕辛苦，他们的工作量很大，出版部所有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编辑、出版、征订、发行、包装、邮寄、通联，事无巨细，全都包揽了下来，但得到的收入却很少。"人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我们出版部里的小伙计，每天十二小时工作还不啻，我们所得的，只有每月十元或五元的工钱。"这段文字出自潘汉年之手，是对"小伙计"们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的真实描写。如此菲薄的收入，足见潘汉年等"小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是够艰苦的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潘汉年的一个女友来他住处，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女友一进门便嚷着要吃几颗花生米，不料潘汉年拿不出花生米，而且身无分文，于是只好借故拿了件暂时不穿的白夏布长衫，跑到当铺里，换得"一只洋"，挽回了颜面。这期间，"他常常口袋里一钱不存，随处向朋友借车钱，要朋友请他吃饭"，"今天连买草纸的小钱都没有了，买烟卷更属无望"。但是，就是这种艰苦的日子，"小伙计"们却从不发牢骚，用潘汉年的话说，"我们也不怨谁，也不可怜自己生在这个畸形的时期，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且让自己做先锋，杀开一条血路，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难怪他们是一群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生活中道地的乐天派！曾在Ａ·１６号经营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楼适夷，在与"小伙计"们接触的过程中，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他曾写过下述一段回忆："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干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五块钱的股东身份，就常常上Ａ·１１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
　　足见"小伙计"们的活动圈子里，是多么的和睦，又是多么富有生气！楼适夷在上述文字中回忆小伙计们写文章，办刊物这件事，主要指１９２６年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后，由他牵头所创办的几份刊物。其中《Ａ·１１》周刊，则是潘汉年经手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Ａ·１１》周刊，实际上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取三德里出版部的门牌号而为之。潘汉年是这份小小刊物的始作俑者。对此，另一个经办人叶灵凤曾回忆说："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系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为什么潘汉年对这份小小刊物有如此大的兴趣？为什么将其取名为"Ａ·１１"？其目的何在？对此，潘汉年作了如下说明："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意味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小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Ａ·１１号。四周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那四周沉闷的炭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Ａ·１１》。"
　　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要通过这份刊物，去呐喊，去发泄他们对黑暗、丑恶的社会现状的愤懑，他们要用手中的笔，去打破四周所弥漫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沉闷的炭酸气"，这就是他们创办《Ａ·１１》周刊的用意所在。《Ａ·１１》周刊从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８日创刊，至５月２６日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了５期，每期都有潘汉年的杂文和短评，少则二三篇，多则四五篇，几乎占了刊物文字的一大半。他"那些《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嬉笑怒骂，鲜明尖锐，无情地批判了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鞭挞了文化界形形式式的歪风邪气，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封建官僚和外国侵略势力。虽然，当时潘汉年以杂文的形式，四面出击，斗争的方式方法既简单又不乏其盲目性，但却显露了他"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潘汉年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于杂文方面，《Ａ·１１》周刊的问世，是他得以施展才能的第一块耕地。
　　《Ａ·１１》的停刊，完全出于反动势力的干涉。这份小型刊物所发出的巨大呐喊声，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慌。北洋政府上海警察局通过警厅扣留、邮局不予寄送等卑劣手段，向《Ａ·１１》施加压力，迫使其停刊。刊物是停止了，但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计"们却并没有屈服，并没有被恶势力所吓倒，就在《Ａ·１１》停刊之际，编辑部即发表紧要启事，郑重声明："我们闷居在黑暗里总得要追求光明的，埋身在疲乏苦闷中，总得要企求兴奋、愉快的。……我们还要找其他说话机会的。"
　　潘汉年，这位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正在努力寻觅"其他说话的机会"。

"新流氓主义"者
　　果然说到做到。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２日，就在《Ａ·１１》周刊停刊不到１个月，一份以《幻洲》为名的周刊诞生了。这份刊物之所以取名为"幻洲"，其含义为沙漠中一块小小的“绿洲"。潘汉年在《幻洲》周刊第１期上发表的《幻想的ＯＡＺＯ》一文，则说明"幻洲"也取之于世界语"ＯＡＺＯ"的译音兼译意。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份杂志，用小伙计们的话说，是因为《Ａ·１１》这份小小的刊物"不幸只满五周的小孩儿因为意外的意外而不能不让它夭折了。"因此，"寂寞又象毒蛇般在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是忍耐不住的，我们要逃奔，要逃奔，要在这荒凉的沙漠中找一片幻洲！"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顺利。《幻洲》创刊后，由于印刷方面的原因，到６月１８日，即在发行第２期后，便告停刊。但潘汉年并没有气馁，与编辑部同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又把一份新的《幻洲》送到了读者手里。
　　新的《幻洲》系半月刊。编辑部发表紧急启事，告之读者这份刊物"是由同人私自集资发行"，与前几个月出版的《幻洲》周刊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这则启事不仅在创刊号上发表，而且一直延至第７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幻洲》周刊原先是由潘汉年和他的同乡周全平合办的。周是潘汉年进入创造社这个圈子的引荐人，但周一向标榜自己是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与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观念上有较大的差距。如上文所述，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计"们经常在一起说三道四，天南地北地讨论政治、文学，无所不谈。但言以见志，周全平的许多观点，潘汉年绝对不能苟同，甚至不能不表示反对。比如在谈及胡适、陈独秀等"五四"运动人物时，这位自称不想当官的"清高派"就说："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
　　这时，潘汉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周的非议之论，潘汉年是持异议的。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听了周的这番议论，也"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几年之后，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经费，逃之夭夭了。
　　编辑部在声明《幻洲》半月刊与过去的周刊"性质完全异样"之后，对于新刊物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要求，作了如下明确说明："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缚束，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同时代的青年朋友投稿。稿件性质，并非限制，一切创作、诗歌、杂文、图画、批评、介绍、翻译、讨论，均所欢迎，惟文字须精炼确实，勿冗长虚泛。"
　　从后来《幻洲》半月刊所发表的文字看，大部分符合于上述的规定和要求。
　　与周全平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之后，潘汉年即与叶灵凤合作。《幻洲》半月刊是他俩合作的产物。这份６４开的小型刊物，每期均分上下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名为《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面一部分名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封面装帧和题饰都出自叶灵凤之手，署名ＬＦ。有趣的是，这份刊物一开始就显示了这两位编辑在思想、意趣和风格上的差异。当然，我们也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把《象牙之塔》完全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园地。正如姜德明所评介的那样："《幻洲》、《幻洲》，我们只能说在两位编者的心目中，各自描绘着一块理想的绿洲而已。"
　　潘汉年与叶灵凤的合作同潘汉年与周全平的合作相比较，潘、叶之间在思想上有分歧，但却能求同存异；而潘、周之间在思想上却为水火，不能继续合作下去。对于自己与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合作，潘汉年曾用下述文字作了描述：
　　“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小说家、天才、预言者；不过整天的徘徊十字街口，也会遐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巍巍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轩轾，依然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
　　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更有合作的基础。《幻洲》半月刊的问世，《十字街头》的出现，使潘汉年又一次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以手中的笔，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苦闷中"企求兴奋、愉快"。
　　《幻洲》创刊伊始，潘汉年提出了一个让世人吃惊，令正人君子们不寒而栗的命题："新流氓主义"。
　　众所周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发展，文化界曾经提出过许多风云一时、流行极广的口号，许多人自称为这个主义，那个派别，不过像潘汉年那样自标为"新流氓主义"者，实属罕见。
　　由于篇幅的关系，潘汉年所写的《新流氓主义》一文分五期刊登。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当时的某些思想情绪及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发现其思想上的独立见解和斗争方法上的独具一格，算得上是潘汉年斗争生涯中的一奇了。潘汉年在开首第一篇《新流氓主义》中，开宗明义声称："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流氓ｉｓｍ（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潘汉年分析了中国在那些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武人、丘八的愚弄、压迫之下，"弄得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因此，狂喊打倒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中国"或者有一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呼吁"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骗"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ｉｓｍ不行"。何谓"新流氓主义”？它的标准是什么？潘汉年的定义是："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作为在组织上已经入党的潘汉年，他那种"没有口号，没有信条"的标榜，一方面应该说他当时确实"在政治上还没有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薰陶，思想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他当时向黑暗势力投枪的一种斗争艺术，向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奋力反抗"的精神，这就是他自豪地宣称的"新流氓主义"的精神。在"新流氓主义"的总题目之下，潘汉年提出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内容，即为"好管闲事"。潘汉年认为，"少管闲事"是我们过去的中国正人君子们的"安详端正的态度"，是预备忍受着一切侮辱、羞愧、冷讥、热讽，"一步步走到坟墓里去的现象"。潘汉年分析说，这仅仅是对个人而言，而对于国家的命运，对于整个社会，危害就更大了。他指出："中国正因为'好管闲事'的新流氓太少，所以还有小皇帝要复辟；大学校行跪拜礼；小贩被外国水手打死；万县被英舰轰击；你带几本研究社会问题的书，你就是该'杀头'的赤党；你说他什么都不懂得，不配提倡什么主义，他就告发你是'扰乱治安'"，如此等等，潘汉年叹道："'少管闲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原来，潘汉年所说的好管闲事的"事"，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压迫之事，也是政治上的大事。
　　潘汉年将"新流氓主义"中的第二个实质性内容，称之为"骂人"。为强调这个"骂"字，提倡这个"骂"字，潘汉年分析说，"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争斗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的。更何况，"世界上新与旧要争斗的，是与非要争斗的，妥协与不妥协要争斗的，虚伪与真实要争斗的，老与少要争斗的……一切的一切，凡是并立而绝对的两样，非争斗不可"。既然"争斗是永远存在的，于是'骂'也暂时不会消灭"。至于骂人的态度呢？潘汉年提倡"要痛快、干脆、真切"。他认为，"在骂人的范围之下，没有'朋友'存在，不论平素的友谊交情如何，到思想和事实起冲突的时候，就都在敌人的地位"。当然，潘汉年谓之的"骂"，不是没有分寸的。对于恶势力，他的原则是"要用争斗来制服他们，在没有拿出争斗实力以前，也是用骂来做导火线"；至于朋友、同仁之间的"骂"，那还是另外一种结果。他说："我们新流氓主义者是最爱朋友，也是最会骂朋友；惟其是朋友我们要求由冲突而争斗而统一，这种情况之下的朋友，方才是新流氓主义者的真正朋友。"
　　话虽然这么说，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既然对"骂"产生了"崇拜"，就不免有所偏激。在他充满火药味的"骂人"的杂文里，他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恶势力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对内镇压、对外屈服的丑恶嘴脸，抨击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旧的传统观念、陈腐的伦理道德，等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傲然正气！这是潘汉年"骂人"的主流。不过，他在当时也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人，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事。他在痛骂胡适、吴稚晖以及国家主义派的同时，也骂过朱湘、刘半农、徐志摩等文人学者，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被他骂过。他在《幻洲》第３期《信手写来》专栏里，自己也承认"我们虽然出了两期，倒骂了不少名人、学者、女人、××家"。尤其使他感到内疚，一直引为憾事，并且多次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是，他曾经骂过鲁迅--这位也是以"骂人"为斗争手段之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主帅。后来，潘汉年知错认错，登门求教，亲自向鲁迅表示歉意，并获得这位主帅的谅解，这一老一少握手言欢，从此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共同"骂人"。这段情节，笔者将在下章叙述。
　　除提倡"好管闲事"和"骂人"的主张之外，潘汉年还将爱情、婚姻与妇女解放等问题，纳入了"新流氓主义"的范围。潘汉年认为，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但还有许多青年男女"深中十八世纪宗法社会的礼教的恶毒未去，任那传统观念支配自己"。这就需要提倡"新流氓主义”的"自由恋爱"，提倡"妇女解放"。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要从非人的奴隶生活，解放到自由、独立的全人地位"。要达此目的，就必须"真心诚意从社会的根本错误，从他们奴隶地位，痛下攻击，要促起一般有新流氓精神的女同志醒悟，自己立起和恶势力、旧社会争斗，达到男女性爱的自由大路"。他呼吁妇女同胞们，应该"看重自己身份，要自由、独立，发展你们天赋的本能，争得与男子有同等位置，取消那般野蛮男子占有女子的权威"。潘汉年提倡妇女解放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论及爱情和婚姻问题时，也常常出现过激和片面化的倾向。例如对一般女性的无情鞭挞，对"上海女人野鸡化"等武断评论，都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尽管如此，潘汉年的"新流氓主义"还是以其藐视一切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战斗风貌和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凛然正气，为时人所称誉，为后人所敬仰。姜德明曾对他在这个时期的斗争实际和思想状况，作过一个中肯的分析，他写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要经过一定的曲折，需要一定时间的。潘汉年同志只能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丢掉种种幼稚的东西。那时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要求一个二十岁的潘汉年在政治上如何成熟也是不客观的。但是，潘汉年在迎接着一个新的斗争考验，很快走向了一个转变时期。"
　　这个新的斗争考验终于来临了。潘汉年也很快走向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潘
潘进武
#3
2011-07-11 13:17
置身营幕任主笔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３日上午九时，日本Ｄａ—Ｆ００客轮发出一阵长长的笛声，缓缓地离开了上海虬江码头。紧靠岸边船弦上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穿浅灰色西装，脚踏皮鞋，白衬衣领子下系着一条格子领带，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双眼皮、两眼炯炯有神。好一派上海滩小开风度。他，正是自诩为“新流氓主义”者的潘汉年。
　　潘汉年何以离开《幻洲》编辑部登轮远行？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社出版部的业务从１９２６年春潘汉年加入该部后发展很快。许多新书刊在该部附设的门市部常销售一空。顾客天天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赤足拖木屐”的工人，有穿着学生装的读书人；有些人往往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买书。由于读者多，营业额急剧上升，据有的学者统计，从１９２６年３月至７月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出版部的营业额就超过了１６０００元。也因为这个原因，三德里这条小弄堂显得比往常更加热闹，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注目。此时，上海政局控制在直系军阀之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兼任淞沪督办。这位被称之为“恪威大将军”的直系“联帅”，正面临国民革命军在浙、闽、苏、皖、赣五省的武力威迫，惶惶不安于“赤化”，对其后方基地上海控制极严。８月７日，由淞沪警察厅出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逮捕了正在工作的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四个“小伙计”。这一天，潘汉年不在现场，免遭了一次牢狱之苦。事发后，潘汉年为营救同伴四处奔走，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阮仲一，请他们设法营救。经各方串联呼吁，加之警察厅“证据不足”，该厅厅长只好顺水推舟，于８月１２日放出了这四个“小伙计”，并批准创造社出版部重新开业。
　　这件事发生后，潘汉年与中国济难会的关系又深了一层。经组织同意，潘汉年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成为该组织一名得力骨干。当时，中国济难会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他们中间有恽代英、张闻天、杨贤江、杨杏佛、沈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人，潘汉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３日，由该组织推荐，潘汉年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的筹备会，商议有关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
　　临行前，潘汉年将《十字街头》第６期的编辑工作作了交代。《十字街头》既是他投枪的战斗阵地，又是他精心培育的果实，待船离开码头后，他便一头钻进船舱，伏在木板桌上，奋笔疾书，为《十字街头》撰稿。稿子写成后，潘汉年分别在镇江、南京两次邮寄编辑部。对于此事的前后经过，潘汉年在当时就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讲到在船上寄稿给你，颇费一番苦心，现在从天津到上海，各地不是都在戒严期中吗？来往的信件都要检查，他们认为‘有犯戒严条律’的时候，便可任意扣留或把它充军到火炉里去的。我们的稿子是不是在扣留或充军之列，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要看大爷们的高兴与否。
　　“为了第６期不好延期的缘故，我们的稿子又不得不寄，要寄又怕‘没收’，没有办法之中，我想出一项骗着自己的办法：你收到我的信和稿子不是都由樱岛女士转来的吗？你的名字下面不是有‘妹妹’两个字吗？我想当你们收到我的信的时候，一定要骂我有意打趣，开玩笑，是不是呢？谁知我是小心翼翼，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开玩笑；信面上写的是‘Ａ字１１号樱女士转邱小姐收，和秀英缄’等，是特别请蔡先生模仿女子的袅娜纤字；信封里面，第一张信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韵铎吾妹妹’等字，所以要这样写的用意，无非是想告诉检查信件的大爷：‘这是小姐和小姐的通信，并无赤化嫌疑，请你放它过去吧！’
　　“但‘大日本’公司的Ｄａ—Ｆ００船上竟会没有一只信箱！我们上了船，占定房间以后，就‘穿山甲’似的找寻信箱之所在，后来问茶房才知道没有为我预备。“船到镇江，停泊在江中的‘渡船屋’旁边，‘渡船屋’上当然没有邮筒的，不得已只好将一大捆信件交给茶房，再三恳求他要设法付邮，不好‘拆烂污’！”一个有极强事业心的十分机灵的青年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也是他日后能够胜任情报战线工作所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第二次邮寄是在南京。船停靠江边码头后，潘汉年将夜间写好的三段杂感放入信套里，照第一次一样，如法炮制写上“樱女士转邱小姐”等几个字，贴足邮票，自己上岸寻找邮筒：
　　“果然，一上岸没有几步，就见一只绿色圆形的邮筒立在路旁，我多么高兴呀，把信塞进邮筒里的时候，好象一对情人久别重逢一般的心醉神迷。”
　　潘汉年的此次武汉之行，收获甚大。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陈潭秋、李硕勋等当时中共一些最主要的领导人。会议期间，他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李立三的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的国际国内问题报告以及李硕勋的学生运动报告，大大开阔了视野。
　　当时，武汉三镇刚被北伐大军收复，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潘汉年多次参加了武汉的群众集会，并同与会代表一起赴湘参加长沙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薰陶，在政治上似乎成熟了许多。这些变化，不久后即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在他的笔下，都有比较明显的反映。会议结束后，中国济难会全国代表大会因故未能召开。惦记着《幻洲》《十字街头》的潘汉年，无心逗留，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下旬返回上海。
　　就在潘汉年往返沪汉之际，北伐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击东南各省，向长江中下游推进。国民革命继续呈蓬勃发展的趋势。当时，执掌北伐帅印的蒋介石正盘算着发动反共阴谋，但在表面上，依然标榜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赞成国共合作。尤其是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他还需要苏联军事顾问，特别是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于是，中共的知心朋友，大名鼎鼎、闻名大江南北的创造社盟主郭沫若，被请到了南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辅佐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按当时规定，总政治部的活动范围是第二、三、六军等部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江西地方的民众工作。
　　郭沫若走马上任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他与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李一氓协商后，决定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一份小报，定名为《革命军日报》。
　　《革命军日报》是一张八开的宣传性的军中小报，其内容要求不仅政治性强，而且文字活泼，融理论性、可读性于一炉。郭沫若与李一氓在南昌和武汉两地居然未能物色到合适的编辑人选，便把主意打在了潘汉年身上。
　　郭沫若和李一氓虽已投笔从戎，但他们在戎马倥偬之中仍然关注着上海文坛，很欣赏潘汉年主编的《十字街头》，对这些“如同李逵的板斧，排头一路砍去”的杂文、小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急需合适的编辑人才，潘汉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郭沫若亲自出马，向上海的潘汉年发去邀请，并在南昌恭候他的到来。
　　潘汉年返沪后，继续主编《十字街头》。当他接到郭沫若的邀请信后，立即向所在地下党支部书记丁晓元作了汇报，党组织经过讨论，很快答复潘汉年：同意他去南昌工作，并为他开具了组织介绍信。
　　１９２７年２月上旬，潘汉年在《幻洲》第九期《十字街头》的最后一页，发表了一则启事，内容如下：“我不日要离沪他往，幻洲下部仍由我负责编辑，但投稿诸君惠稿时，切勿由我个人转交，请迳寄宝山路三德里Ｂ２２号幻洲编辑部，俾免遗误，至要，至要。”把一切工作交待完毕，潘汉年自虬江码头登船，溯江西行，经九江，于是月中旬抵达南昌，拜见了郭沫若、李一氓之后，便脱去西装，换上了一套国民革命军军服，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丘八”。此刻，他感到别有一番风味，用他的话说，叫作“置身营幕、军书旁午”。
　　潘汉年到任后，总政治部任命他为《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作为一个主笔，他以忘我的革命热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全身心地投入了编辑部的工作。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这份报纸越办越有特色，很快成了国民军将士爱不释手的读物了。对于这件事，李一氓曾经作过如下回忆：“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大概他编辑了半年，到１９２７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达安庆，准备进到南京、上海，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７月底了。”
　　这段文字，是对潘汉年主编《革命军日报》期间工作的一个概括性的叙述。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李一氓在这段回忆中有一个情节记错了，那就是潘汉年并非半路由安庆折回九江。潘汉年此后的活动是这样的：
　　４月初，潘汉年随总政治部大队人马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的军舰，从九江东下，经安庆，于４月１０日驶抵南京。这时，蒋介石公开反共的调子越唱越高，上海方面也传出了越来越坏的消息。为此，政治部党组织让潘汉年先行赴沪探听虚实。于是，潘汉年脱去戎装，改穿便服，只身乘火车赶到上海。他先到宝山路三德里Ａ·１１号出版部，找到“小伙计”叶灵凤、柯仲平等人，叙谈别后的思念之情，了解到上海政局正处于动荡之中。同日，他又到南市总政治部临时驻地联系。第二天，４月１２日，一场腥风血雨席卷浦江两岸，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反革命“四·一二”大屠杀。
　　潘汉年身临其境，看到了昔日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他们把屠刀架在了共产党人的脖子上。作为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似乎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丝毫的惧怕。但白色恐怖使他一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有些着急了。
　　几天之后，他在袁文彬负责安置的联络点，找到了李一氓等人，接上了组织关系，立即请示应变的对策和下一步的工作。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总政治部在沪隐蔽的同志，立即分别转移到武汉，继续参加国民革命。
　　潘汉年奉命后，再次化装登船，离沪赴汉。抵达汉口时，已是４月底了。他一下船，立即向武汉政府所属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报到，遂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宣传科编纂股当股长。任务是起草宣传大纲，拟定宣传口号。和他共事的副股长是著名的诗人汪静之，两人的合作甚为融洽。不久，潘汉年又担任了宣传科内的党支部书记，并经恽代英推荐，出任过一段时间的总政治部革命法庭庭长。加之郭沫若、李一氓等又先后抵达武汉，在这种环境下，重新穿起了戎装的潘汉年，工作干得挺欢。
　　可是好景不长。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这位自诩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高叫“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的伪君子，终于撕下了他的假面具，与蒋介石歧路同归了。
　　上海的“清党”与武汉的“分共”，就这样把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志士推向了血海之中，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屈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埋葬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７月下旬，潘汉年随郭沫若等总政治部机关一行人，从武汉抵达九江。原来他们打算共赴南昌参加起义，不料受张发奎阻止，未能去成，李一氓在同一篇回忆录记下的正是这件事，他写道：“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赶到南昌，政治部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潘汉年也无法去南昌了。由于他在这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特别是政治活动的特殊才干，以及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政治局势敏锐的洞察力，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是必然的。在当时这种复杂而动荡的形势之下，中共总政治部党组织决定由潘汉年担任返回上海同志的领队。他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一路之上操碎了心，将同志们安全带到了目的地。

“听车楼主”
　　潘汉年又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依然为严重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四·一二”大屠杀使宝山路三德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小伙计”们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已改为江南书店，搬到了北四川路；潘汉年称誉的“象徘徊陈列着山珍海味的厨房里一般”的通信图书馆虽然还存在，但此时已关上了大门。然而，使潘汉年得到安慰的是，在这场劫难中，《幻洲》的其他几个“小伙计”有幸免难。非但如此，他们还对潘汉年寄以无限的思念，在第一卷第十一期上有一篇题为《本刊迟迟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的文章，就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真挚的战友之情。这里且摘录两段：“３月１号，第９期《幻洲》出版时，汉年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时正是革命军预备收复东南，打倒孙逆传芳，汉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从事军队中的工作，到４、５月中，蒋介石坐镇东南，汪精卫偷跑到武汉；于是武汉派与沪宁派遥遥相对，你骂我诋，武汉派骂沪宁派反革命，沪宁派骂武汉派为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党之流。谁是谁非，一般目光短浅之青年，顿时彷徨歧途，不知是从。汉年就在这个时候，行踪不明，不知去向。
　　“大概因为沪汉间裂痕之鲜明，看不过孙中山先生手创之国民党，被人家你剖我切，好象一块肉骨头抛下，一群狗相争，大有非我不足以吃肉骨头之概。汉年生情憨直，好管闲事，说不定就在这个时期中，悠悠他往，去过他的漂游生活去了。”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提心吊胆地怀疑，潘汉年是否已不在人世间了。因为“清党”、“分共”期间，只要告发有什么共产党之嫌疑，“岂不是几个小脑袋，立刻成为６月里的西瓜”，文章表达了其他“小伙计”思念潘汉年，并为潘汉年的安危担惊受怕的真情实感。
　　很快，潘汉年找到了叶灵凤他们，大家异常高兴，并决定继续过去的宗旨，再唱《幻洲》，仍由叶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严酷的战斗洗礼，在潘汉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留下了沉痛的伤痕。他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一个飞跃，他不仅从大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更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醒悟到更多更深层次的道理。革命是一条艰巨弯曲之路，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要以流血牺牲作抵押。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动荡年代里，才会有严重的分化，既有不屈的斗士，也有落伍的懦夫、叛党的鹰犬，还有许多人徘徊于十字街头，他们更需要激励和帮助。为此，潘汉年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在《幻洲》第２卷第１期上，发表了一篇闪光的杰作《我再回上海》。文中写道：
　　“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在１９２７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八个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暇的细细回忆未亡的中国。在这八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扎！这个，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时代’。”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发现这时的潘汉年，不仅对政治形势有着较深邃的洞察力，并一改昔日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义”的文风，潘汉年显得老练了。更可贵的是，他还从失败的教训中，去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革命者对人、对事，对自己乃至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境界，他才敢于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向自己的“错误”开刀，这也就为他此后不久更好地促进左翼文化界大团结，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姜德明先生曾著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这期间发表的政论和不可以数计的小品文也都是积极的、健康的。”
　　《我再回上海》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从政治思想到文学艺术发生转轨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潘汉年回上海后，宝山路三德里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
　　１９２７年９月间，也是潘汉年和叶灵凤合编《幻洲》快一年的时候，他们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间临街的楼上。说楼房，实际上是楼梯旁的一间小屋，即上海人谓之的“亭子间”。在当时，上海滩上有许多文坛名人都曾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发表过力作。虽然这里如潘汉年所描述的“局促得简直连腿也伸不直”，但经过他们“略加布置，室内较完整一些，不相知的朋友们，以为我俩是资本家的儿子，岂知我们连包饭都不够资格，更说不上雇娘姨自己开火仓。钱少的时候，到隔壁去买个面包，就好混过一天”。
　　潘汉年自宜兴到上海后，慢慢养成了一种穿西装的习惯，他压根儿不喜欢穿长衫马褂，也不愿穿上被人指责为“赤化”的中山装。西装革履，是他衣着上的一个特点，也为他日后对敌斗争带来了方便。由此缘故，不相识的人还以为潘汉年是资本家的儿子，熟识的朋友，则戏称他为“小开”。“小开”在上海话里，即为资本家的儿子。于是，“小开”之名，就在这“亭子间”，在这颇为寒酸的日子里，被叫出了名。对此，潘汉年并不介意，他默认了，并且堂而皇之地以“小开”、“开”、“小Ｋ”、“Ｋ”等代号发表文章，甚至发展到后来在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汇报的文书上，也署上“小Ｋ”这个代号，这是后话。
　　潘汉年他们住在此地，尽管日子过得寒酸些，但自己却觉得实实在在很有乐趣。因为“沿马路的楼房，空气和光线的确比较往常惯住的亭子间或过街楼好得多”。又因为霞飞路是当时一条十分繁华的商业街，终日熙来攘往，车声嘈杂，非常热闹，“沿马路的关系，车声是彻宵达旦不停止的”。于是，潘汉年就给自己的住处，取了一个风雅之名，叫做“听车楼”，并以“听车楼主”自居，还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
　　“听车楼”的主要特点是听车声，潘汉年对昼夜听车声自有一番妙论：
　　“在白天因为工作在乎，最杂闹一点，就是特别惊人听觉的救火车驶过，也不会觉得扰乱。夜半醒来，听那马路上永不停止的车声，却另有一番妙境。滞重粗野的电车声在这个时候是停止了。呼、呼的汽车声，能够拍合你失眠者心弦的震动，拍、拍、拍的脚踏摩托卡急而且颤的声音，能够激动你蕴藏心底的焦灼与愤怒。疾疾微喘轻快的人力车声，能够拂起你的忧思哀怨。……这些，使你走入另一个世界，较之置身酒绿灯红，钗光艳影，肉色迷人的环境中，另有一番捉摸不住自己灵魂的神秘。”
　　“听车楼主”那种自得其乐的神态跃然纸上，而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上层统治者的藐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等多重复杂的情感，又是那么真切！“听车楼主”给了读者一个完全不同于“新流氓主义”者的新形象。我们不妨从《幻洲》第２卷第１期开始，对潘汉年所发表的文字，作一概括性的分析，便可发见其中许多的不同之处。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改变了以“骂”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和四面出击的斗争方式。其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国民党新军阀及其帮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揭露他们绞杀革命的种种倒行逆施。１９２８年新春伊始，潘汉年以泼皮的笔名，发表了一首题为《元旦书红》的讽刺诗，内中写道：“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国民党新军阀残忍的本性，阴暗、腐败的特征，也可略见一斑。在潘汉年的笔下，筹划“清党”运动的吴稚晖、投机善变的汪精卫、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成了他讨伐的重点。《汪先生悔不当初》、《吴稚晖先生真有先见之明》、《革命必可成功与鸦片烟老爷》、《反赤声中之出版界》、《又多了一种党阀》、《共产余毒与吴稚晖》等，这一篇篇声讨檄文，嬉笑怒骂，笔锋犀利，无情地鞭挞了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国民党头面人物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罪戾。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开始从一般就事论事的方式，转向从政治思想上加以剖析，给人以多角度、深层次的启迪。在《血淋淋的头》一文中，潘汉年在叙述了国民党镇压“宜兴共产党暴动”后，将几个“暴徒”的脑袋割了下来高高悬在无锡火车站的情景后，马上笔锋一转，写道：“挂着几个既不象西瓜又不似南瓜的血淋淋的人头，至少在今年的反赤中是一幕‘壮观盛举’吧！唉，革命的成绩。”潘汉年进而指出，将“血淋淋的头”挂起来，不是蒋介石、汪精卫的首创，南方的孙传芳、北方的张作霖，都曾经“先试为荣”，“玩过这套把戏”。国民党新军阀只是照样“再来一次”而已。在《南京事件》一文中，潘汉年再次将国民党军队枪杀徒手民众的惨剧同北洋军阀枪杀学生“三·一八”北京惨案相提并论，并尖锐指出：“我们深深地哀悼死难诸同胞，但我们无须向人间伸正义，求人道！正义人道早已消磨在汽车轮下的马路上；我们只求民众自己深深的去追求所以被惨杀的由来！”这些文字，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潘汉年从单纯抨击旧的社会制度，揭露旧世界的黑暗，转到从中国革命的高度对某些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在《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现在要怎样》等文章中，潘汉年着重批驳了那种“党国奠定，革命伟业，成功在即”的观点，认为革命并未成功，倒是要“干着喉咙来说今年革命失败的由来”，说“这是新的统治阶级产生之由来”。潘汉年评判革命未获成功的标准有三条：其一是“政治革命前的文化运动是幼稚的，是狭义的，那末政治革命的结果当然是跟着错误、失败”。其二是“中国文化落后，革命的能力也薄弱”。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上至政客下至工人农夫，都知道革命两个字了，可是每个人革命的要求怎样呢？是不是每个人的心中要建设一个合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要根本推翻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是不用说的。“中国人民的知识程度因文化之落后，幼稚到不可言说，发生目下的僵局是必然的结果！”实际上，中国闹了这么久国民革命，未能把“原有的特殊阶级统治的势力根本消灭”，“不过撵走了一批老的家伙，换上了一批新的人物而已”。其三，“现在政治革命的意义，根本是没有把民众做主体”。潘汉年指出，现在只有少数的特殊阶级，想抢得政治的地位，教我们走路，而没有我们自己所要走的那条路。“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要希望政治革命的成功吗？”既然革命要靠民众做主体，既然中国的民众又很幼稚，文化程度很落后，那么就必然要提倡文化运动。潘汉年认为，“革命的产生，是先有革命的文化”，他说：“我们回顾中外每次革命的产生，就知道一定是先有多少革命文化的运动，然后酿成一次革命的政治斗争。”潘汉年断言：“文化运动是走在政治革命之先的，绝对不是依靠政治革命成功后的政治力量来造成文化运动。因为政治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绝对不是政治的造成。”潘汉年的结论是：“只有发动文化运动，展开文化革命，才能酿成一个有希望的政治革命。”他大声疾呼，“大家预备着二次革命”。
　　“听车楼主”的这些文字，论述未必精当，分析未必深刻，但通篇所反映的“赤化”思想，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新军阀的仇恨。１９２８年春，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之初，也是蒋介石黄袍加身之际，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能允许它继续泛滥吗？对于《幻洲》半月刊的命运，潘汉年、叶灵凤他们都有过最坏的打算。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幻洲》刚出第２期的时候，叶灵凤就在编后随笔中写道：“每夜都风声鹤唳，恐怖时代，大约真快到了。但愿下次在纸上见面时，我们大家都能安全。”待到第２卷第５期出版时，潘汉年在《十字街头》上，借读者之口，承认一期之中至少发表几篇“触犯国府要人和地主资本家的文字”，并且预言，“常此下去，将通令停止发行哩，再利害些，又将捉拿编辑先生，或吃官司三日，或得开刀或枪毙大吉之喜……”
　　“听车楼主”的话不幸被言中，１９２８年１月，《幻洲》出版第２卷第８期后不久，果然被国民党上海警方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
　　顺便提及一事，《幻洲》是潘汉年与叶灵凤合作时间最长的刊物。虽然后来潘、叶两人走了不同的路，潘弃文从政，叶依然活跃文坛，但他们心照不宣，始终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四十多年前，潘已身陷囹圄，叶有一次走过霞飞路，看到当年听车楼的旧址，不禁有感而发，深情地写道：“昨天夜里经过霞飞路，望见当年听车楼的旧址如今已改作洋服店，真感到沧海桑田，就在我这样小小年岁的人的身上，也已经应验着了。谁知道在那间小小的楼上，当年横行一时的《幻洲》半月刊，就在那里产生的呢！”叶灵凤还回忆了“另一个编者”，说如今我们只能“悄悄地低声谈着他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叶灵凤依然惦念着昔日的战友潘汉年，足见两人感情之笃。
　　还在１９２８年初《幻洲》尚未被封禁之前，潘汉年就与叶灵凤商议，为坚守革命的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影响，在办好《幻洲》的同时，再创办一份《战线》周刊。倘若《幻洲》有所不测，“说话的机会总该有一个”。这样，《幻洲》被查封之后，很快又于４月１日推出了《战线》周刊。在《战线》周刊的开场白中，潘汉年堂而皇之地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现在《战线》周刊已经与读者诸君见面了。而我们的《幻洲》半月刊却已被当局认为‘反动’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可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目中认为《幻洲》副刊的《战线》没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寿终正寝’！好吧，现在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的权威，砍下万千青年的脑袋尚不费吹灰之力，禁止小百姓的出版物，赐以‘反动’二字，还怕你不消灭下去吗？然而，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
　　未了，潘汉年再次声明：“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目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这些强烈的措辞，义无反顾的革命立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又一次刺激了反动当局，也正是由于办刊宗旨明确，《战线》一如《幻洲》，它继承了《幻洲》的战斗精神，又以更为成熟的较之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理论水平，留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笔墨，也决定了它与《幻洲》一样的结局。在出到第６期时，５月２６日，国民党上海警察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使这份刊物遭受厄运。从《幻洲》到《战线》，从“置身营幕”到“听车楼主”，潘汉年经过了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经过了实际斗争的锻炼，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他终于革心洗面，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进性、盲目性，受到了冲击，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一个跳跃式的转变。当然，潘汉年还得继续经受实践斗争的磨砺。不过这段时间的长足进步，为他在不久后走上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模特儿：三个飞云
　　还在《战线》周刊创办之前，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１日，潘汉年和他的“老搭档”叶灵凤还合作创办了另一份刊物——《现代小说》月刊。
　　纵观三十年代潘汉年所留下的各类文字，毫无疑问，他的杂文是最有影响、最富于战斗力的，因而也最能反映他在创作上的成就。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他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如果说，他的战斗的杂文，是投向敌人阵营的一把把匕首，一杆杆投枪的话，那么，他的小说则是一面面镜子，一根根标尺，既透视了社会，也透视了他的内心世界；既衡量了别人，也衡量了自己。按照潘汉年当时的想法，他创办《现代小说》，是“为了真实地、诚恳地，为了自己，也可说为了旁人”，“在小说上作一番重负的努力”。
　　《现代小说》的创刊，标志着潘汉年在小说创作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潘汉年小说的处女作，是他在１９２５年《语丝》半月刊第２卷第３５期上发表的《“苦哇鸟”的故事》。如前所述，《“苦哇鸟”的故事》是潘汉年力图从事民间文学的初步尝试。不过，创作这部小说还有另一个动因，即潘汉年为给他在北京的Ｙ妹，“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并且借此度过今夜为后日与Ｙ妹别离而愁恨的时间”。
　　Ｙ妹实际上就是潘汉年的表妹。１９２５年初夏，已经与许玉文结了婚的潘汉年，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因为他的表妹中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考学校，姑母不放心年轻的女孩单身远行，便写信让潘汉年送她去北京。潘汉年向中华书局请了半个月假，专程伴送表妹赴京。这使潘汉年十分高兴。原来，潘汉年与她表妹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虽然遵父母之命结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恋着这位表妹。在潘汉年离开宜兴到上海来之后，他和这位表妹依然不断地书信往来，互相倾诉心中的思念之情。到北京后，他们俩一起玩耍，几乎形影不离，卿卿我我，如痴如迷。但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恋爱，事实上双方都受着家庭、礼教的束缚。这给潘汉年留下了长时期的伤痛。
　　潘汉年的小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特点，就是描写自我，透过细腻的描写，不难发见他自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感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在《幻洲》半月刊２卷２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苦杯》的小说。小说以情书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受了“轻微创伤”、从前线返回后方就医的年轻革命者飞云失恋后的痛苦。飞云在住院期间，在４５天的时间里，给他“亲爱的倩影”写了１２封信，发了３个电报，但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未能收到倩影的一封回信，因此十二万分的悲伤与惆怅。虽然，飞云还留恋着“那些共患难的同志们”，留恋着“驰奔疆场，出入枪林弹雨中，做那毁灭这个黑暗世界的工程，和用我们的鲜血在洗刷人间丑恶的义务”的战场生活，却又不能不饱尝“绝望”与“悲哀”的失恋这杯“苦涩的圣醇”！《苦杯》小说中的飞云与倩影，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潘汉年和他的表妹。文中说，他们“已经二年没见面了”，而从《苦哇鸟的故事》到《苦杯》的发表，正巧时隔二年之久；文中说飞云是个有妇之夫，但飞云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妻子看待，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也是潘汉年与许玉文夫妻关系的写照；文中说飞云“脚上的创伤并没有全好”，事实上潘汉年从前线回来之后，他“双足溃烂未愈，整天与药膏纱布为伍”。这篇小说中的飞云对爱情有执著的追求，但一旦失恋，便自卑自弃，心灰意冷，“象无期徒刑的囚犯，等候大赦的来临”！
　　１９２８年１月，潘汉年在《现代小说》第１卷第３期上仍然以写情书的形式，发表了《苦杯》的续篇《小叙》。《小叙》的主人翁飞云在与倩影，这位自己的表妹加情人隔绝了五十多天的音息之后，得到了一个在故乡Ｗ城一次“一天半的小叙”。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飞云终于收到了倩影的信，说她在１９日傍晚抵达Ｗ城，望飞云如约前往。此时，飞云腿上的创伤虽然尚未全好，但他还是“告别医院”，回家之后瞒着自己的妻子，按时乘火车赶到Ｗ城，在倩影住的旅馆里见了面。他们有“话不尽的衷肠，说不出的私怨”，“在这竟夜相思之后，不下是喝了圣玛丽亚的圣醇！”小叙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幸运”，带来了“如何甜蜜”的回忆。不过，在这次相逢时，他们互相坦白了自己的怯弱。飞云承认自己“不能毁灭人世加之于我们的桎梏”，只能“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因而结了婚，这样“不但害了她（指自己的妻子。笔者注），断送了我自己，更深深的连累了你！”倩影也直言相告：“我预备着牺牲”，因为她深爱慈母，“她要我走上这条牺牲大路”，她只好“尽了我为人子的责任”。因此，他们只能用“不尽的泪泉”，去咀嚼对方的心意！
　　与上述两篇小说中的飞云不同，１９２９年８月，潘汉年在《现代小说》第３卷第１期上发表的《例外》中的飞云，已经没有了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温情脉脉的儿女情感了。飞云与李婉英，即前两篇小说中的倩影，在沪宁路Ｗ县城相逢时，李婉英眼前的飞云，已经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只知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了。他向她叙述了地下斗争的危险，扩大革命宣传的必要，鼓励她“努力克服我们旧有的意识”，“极力克服个人生活欢乐满足的要求”。飞云希望她“跑进我们的圈子里来，更愿意你参加我们的实际工作”。在飞云的帮助、教育下，李婉英“决定忍耐着一切继续去上学，待大学毕业后，有了生活的技能，再从事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三天之后，飞云就要回上海了，作者在他们的惜别之际，作了如下一段描述：
　　婉英抬头瞧着那壁上时辰钟，转过头，推着飞云的左手：“你瞧，刚过十一点，还有四十几分才到时候。”“唔，”飞云收敛起他沉思的眼光，低转头去偎着她的脸旁，“我太性急了！我恨不得此刻一刹就赶到上海”。“云，你太忍心了！”她的眼圈儿有些发红，但是镇压住她心头的悲怨，继续的住下轻轻地一字一字很凄苦的说：“难道为了我一天都不能多耽搁？我知道你们很忙，可是你也曾知道我们隔离了将近两年，千难万难才得着这次的叙会，仅仅三天，你又要离我他去！”
　　意志坚强的飞云，此刻听了他爱人惜别的愁语怨言，也不免在心坎里流露出一些凄楚的悲凉；他把他的右手也紧紧的合在她的手上，自慰慰人的说道：
　　“你不要悲伤，我们有的是精诚相结的热情，有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叙散离合，悲欢苦乐，这一些平凡常人的生活，值不得我们烦恼与留恋！”
　　他说到这里，眼瞧着姣小天真的爱人，不久又将与他飞分天涯，想到自己的命运只是为着赤热的革命而奋斗，生命过程的报酬只是一幕悲壮的牺牲，所谓热烈痛快的爱情生活，只有在他梦里追寻，……一阵辛酸的滋味侵袭他的心头，可是天赋刚强的他，偏偏继续的对他的爱人这样说：
　　“有什么，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
　　末了，飞云向他的爱人李婉英表白说：“我何尝不愿意再和你逗留几天，无奈我的职责所在，不容许我忽略集团的使命，贪图个人的欢乐。”
　　热烈痛快的爱情生活，已经让位于热烈奋勇的革命斗争；个人的欢乐，已经让位于集团的使命。飞云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儿女情长，已经荡然无存了！而一个奋勇坚强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出现于读者面前。
　　有人认为，潘汉年上述三篇小说，是他短篇小说中的“爱情三部曲”，而主人翁飞云，则是以潘汉年为模特儿的。当然，飞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决不可能是潘汉年的全部，但毕竟为我们研究潘汉年这一时期的成长提供了素材。从三个飞云实际是一个飞云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潘汉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所经历的痛苦的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过程。令人信服的是，小说中飞云的思想转变，与现实中潘汉年政治上的成熟是同步进行的。１９２９年的他，已经成为中共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位干练的领导者了。
　　除上述“爱情三部曲”之外，在潘汉年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还有一篇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离婚》。《离婚》描写了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妇人，原来“是另外有爱人的”，在她爱人去南洋后，因父母强迫婚约，与一个她“一点不爱他”的男人结了婚。３年后，她的爱人从南洋回来了，她下决心不再“和一个没有爱情的丈夫同居”，毅然诉诸法庭，提出了离婚诉讼，并最后获准。小说的这个结局，是潘汉年所希望的。因为他与许玉文的不幸结合，使他更加有感于旧式婚配的危害。在其“爱情三部曲”中，也多处表达过作者对旧的婚姻制度的鞭挞，与《离婚》有相同的思想内容。《离婚》原载于１９２８年《现代小说》创刊号。不久，由光华书店发行出版了《离婚》集，内中收集了潘汉年的八篇小说，其中包括《离婚》、《情人》、《苦杯》、《她和她》、《求爱》、《无聊人的半天》、《白皮鞋》、《浑沌》等。这是潘汉年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集。
　　在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中，还包括其他一些题材。其中有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和不幸的遭遇，有些作品则反映了革命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如在《白皮鞋》中，描写了一位革命志士致雯虽然贫苦潦倒，“脚尖露出鞋头来”，他的朋友“我”就把去年夏天所穿的白皮鞋——一双旧的皮鞋送给了他。面对自己的处境，致雯非但不感到痛苦，反而更加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假如我可以不走入那般衣冠禽兽、吸血鬼的上等社会，我尽管与那些朝无饭食，夜无宿处的乞丐混在一起，我丝毫也不会觉得苦痛！未来的光明世界，一天不能实现，我们就一天没有抬头的希望！”
　　再如《法律与面包》描写了惠立面包公司的职工马德生，因代表工会要求增加工资而被开除，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名“后进失业同志”，因为找不到工作，裤袋里所有的２４个铜钱，到第四天全部花光。为了生存，他击破了惠立面包公司的玻璃橱门，“抢了十几个面包就逃”，“但是一个也没有吃”，就被巡警捉到捕房里，被判处了３个月的徒刑。刑满出狱依然饥寒交迫，他不禁仰着头对天笑道：“哈哈，为了饥饿犯罪的结果是三个月每天得着两顿粗饭的供养！今天又是饥饿的日子了，应当再去犯一种罪案。”
　　对于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小说，不少著述都作了公允客观的评介，姜德明先生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如果简单地把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主题说成是‘革命加恋爱’亦未尝不可，因为我觉得二十年代的青年作家确实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着这两种苦闷，在他们的作品里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只不过有的反映得深刻，同时代的矛盾和苦闷联系得比较紧，有的则表现得很肤浅，很概念化，甚至有的灰色。如果我们不作具体分析，只要一见到“革命加恋爱”就反对，甚至对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仍然坚持革命（尽管有些空洞）的呼喊也抱有反感，加以嘲讽，这就未必客观也欠宽厚了。因为在那个窒息的时代，能够有革命的呼叫已经是空谷足音了！如何看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我觉得至今仍然值得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探讨。”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也是潘汉年在小说创作中颇有收获的时期。他的小说，主题尽管有所不同，但多数作品均短小精悍、立意高深，加之形式独特，文笔生动，对读者很有感召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潘汉年的这些小说，确实也值得研究，值得探讨。

“小开”书记
　　二十年代，潘汉年以出众的才华在上海文坛脱颖而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佩服。他办事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逐渐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赞赏，并引起了中共党组织和有关领导人的重视。
　　第一个重用潘汉年，并将重担交给他的是李富春。李富春与潘汉年是在南昌认识的。当时应郭沫若之邀，潘汉年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而李富春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在党内又担任中共南昌军委书记。潘汉年到南昌去的组织关系，就是交给李富春的。两人相遇，不仅一见如故，而且时相过从。特别是李富春十分看重潘汉年主编的这份军中报纸，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待到潘汉年返回上海后不久，李富春也奉命到沪，在江苏省委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长。１９２８年５月，李接替项英任省委书记，由于当时上海隶属江苏省委，李富春又成了潘汉年在党内的顶头上司。潘汉年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入党后，先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地下党支部。到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后，即与阳翰笙、李一氓等组成创造社党小组。潘汉年性情温厚、开朗，又善于交际，对创造社内一批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文化人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等人的入党，都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当时，太阳社中的蒋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为了加强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１９２８年夏，江苏省委决定将创造社、太阳社三个党小组合编为一个支部，即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于是，就由李富春出面，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委托他担任书记。从此，潘汉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之下，负责沟通同文化界各级组织及成员之间的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１９２８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翌年６、７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并提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组织措施，要求“中央宣传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据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和书籍”。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委书记。
　　“小开”当上了中共领导文化工作部门的首任党代表，这一年，他才２３岁。
　　潘汉年走马上任。他踏上文化界党组织领导岗位后碰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要解决上海文坛持续了一年有余的一场大论争。这就是有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的双方，一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另一方则是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及其追随者。这场论争，为什么会产生在革命文化队伍内部？论争又是怎样引起的？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队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由于打破了旧的传统的桎梏，由于思想的大解放，二十年代就出现了百花齐放、流派纷起的局面。在不同的文艺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批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最有吸引力的。于是，以郭沫若、蒋光赤为盟主的创造社、太阳社应运而生，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运动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化斗士们，经过了流血和不流血的阶级斗争考验，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国文学向何处去，就成了他们中间每个人亟待回答又必须尽快回答的问题。就在这时，大革命期间那些或者投身于革命，或者为躲避反动派迫害而他往，或者远走国外求学者，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钱杏*---、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等，纷纷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对失败教训的慢慢咀嚼中，在痛定思痛之后，深切地感受到了目前的文学工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当时相当活跃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他们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１９２８年１月起，以《创造》月刊第１卷第８期上发表麦克昂（即郭沫若，笔者注）的《英雄树》为开端，创造社、太阳社分别在其创办的《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这既是国共分裂、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又是“五四”后各种文艺思潮竞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责无旁贷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的旗帜，发出了震撼文坛而震动社会的惊雷，他们建立了历史的功勋，这是不可抹煞的。但是，由于这些倡导者们又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虽然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但是难免生吞活剥的搬用，未能联系实际地分析、解决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敌人的血腥镇压面前表现了激愤之情，产生了要求复仇和拼命的偏激情绪，以义愤代替政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加之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们还对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横加批判和责难。
　　鲁迅等人也不示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责难，鲁迅一一回答，逐条反驳。于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从上海发起，波及全国。双方唇枪舌战，谁也不愿意首先放下手中的笔，谁也不肯悬起免战牌。因此，论战越战越酣，严重影响了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削弱了革命文化队伍的战斗力。
　　在这场论战中，作为创造社的一名成员，潘汉年尽管没有过多的参与，但与其他激进的青年作家一样，也曾流露过偏激，发表过对鲁迅不够理解和不够尊重的文字。在他主编的《战线》周刊第１期上，居然在“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方面，对鲁迅说三道四。对于这场论战，尤其对于自己的这种错误做法，虽然潘汉年不久便有了彻底的改正，但他却一直引以为内疚，深感不安。建国以后，他在纪念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沉重地写道：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纪念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瑕不掩瑜。作为文委书记，潘汉年在调解这场文学革命的论争中，认真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论战终于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１９２９年夏秋之交，党中央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之后，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正确结论，并决定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为此要求进步文化界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家停止论争，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这件事，夏衍作了如下回忆：“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在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１９２９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于时任“文委”书记，并且又兼任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潘汉年来说，是无论如何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这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共党内提出干预文艺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党中央的决策的具体内容，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许多老同志都作了回忆。时在中央宣传部供职，着重“思想领导”的吴黎平，在《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大概是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间，李立三同志至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意见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论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阳翰笙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经过》一文中，回忆了１９２９年９月间李富春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找他谈话的内容：“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要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汇报。”
　　阿英在自己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是听到郭沫若同志说，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那时，郭老常常说起‘豪兄、豪兄’，‘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当时用的别名，所以我们估计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同阿英的看法一样，夏衍的回忆是这样的：
　　“关于停止论争，筹组‘左联’究竟是哪一位负责同志提出来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孟超、阳翰笙都说是当时的宣传部长李富春首先找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提出的。楚图南还有一个材料，说是周恩来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在哈尔滨附近），从任国桢（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当时和楚图南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争论的不满，周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恩来同志是和翟秋白一起回到上海的。１９６４年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过李立三同志，他说：找鲁迅谈话和决定停止论争，都是党中央决定的，所以楚图南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老同志的上述回忆，都肯定了提出停止这场论争的决策，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则分头作过具体指示。而周恩来则是最早注意这场争论并且最早提出这一决策的党内领导人。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立刻行动了起来。就在李富春找阳翰笙谈话后的两天，潘汉年与阳翰笙经过商量，决定先开个党员会，传达中央的精神。他们决定通知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洪灵菲，加之潘汉年、阳翰笙两人，一共９位文化界党内负责人，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开会。会议由潘汉年主持。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在这次会议上，潘汉年还对自己未能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在潘汉年看来，如果把相互论争长达一年有余的双方凝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但要做到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必须心悦诚服地向鲁迅表示歉意。基于这样的看法，潘汉年率先于《现代小说》３卷１期“十月扩充纪念特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文章，对进步文化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革命文学的题材问题，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学家应该写哪些题材，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区分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亦即他文中所说的普罗文学，首先要看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有它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因此亦就有他本阶级的艺术，所以要分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就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不是以普罗自身阶级的观念形态而出发，而不是离开了这一基点，只是拿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普罗生活为标准。”当然，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当然也属于普罗文学的范围，但“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压迫阶级的凶残、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帝国主义的阴谋侵略”。总而言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不过，潘汉年强调，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决非坐在家里空想可以得来的。“只有严肃的去受普罗的革命集团生活训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践斗争”，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来。
　　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对普罗文学的思想内容、划分标准、题材范围等方面，都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对于澄清文化界党内一部分同志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不久，潘汉年又在《拓荒者》第１卷第２期上，发表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评》一文，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发展，为了要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克服旧意识的抬头，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缓的”。潘汉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别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潘汉年的这两篇文章，对缓和这场论争并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小开书记的话，对论争一方的文化界人士尤其是党员来说，是有说服力的，并有政治思想的指导性和组织纪律的约束力；但对论争的另一方鲁迅等来说，这位共产党的年轻书记的文章，入情入理，而且态度诚恳，姿态又高，不能不由衷佩服。论争双方开始坐到了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于是“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一场论争顿时烟消云散，迎来了中国革命文学队伍第一次大团结的艳阳天！

从“作协”到“左联”
　　随着文学革命论争的平息，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团体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文委”的议事日程上，摆到了潘汉年这位年轻的“文委”书记面前。
　　这个革命的文化团体就是后来蜚声文坛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过，“左联”的成立，不是在这场论争平息之后才开始酝酿和筹备的，而是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中国著作家协会”可以说就是“左联”的前身，并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经验。
　　从“作协”到“左联”，潘汉年殚精竭力地使出浑身解数，自始至终充当主角。
　　“作协”成立于１９２８年冬。１０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者支部书记的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找钱杏*---和冯乃超商量，发起组织文化界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经他们多方联络，在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是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著作家协会”在上海四川路广肇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９０多人，大会选举了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郑振铎、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等９人为执行委员，钱杏*---、冯乃超、王独清、孙伏园、潘汉年为监察委员。大会
　　还通过了宣言，声明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存”，“改善经济条件与法律地位”，并致力对“中国文化”的发扬与建设。
　　由于成立这样的文化团体，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属初次尝试，也由于潘汉年等人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作协”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形同虚设，不久便无疾而终。越年６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在提出停止“革命文学论争”的同时，再一次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大会之后，潘汉年立即着手筹建新的统一的文化革命团体。据阿英回忆，时间是在是年５、６月间，正是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潘汉年同志就同我谈过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家协会告吹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
　　潘汉年清楚地看到，要建立这么一个团体，关键在于要有一个主帅，而这个主帅又非鲁迅莫属，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又有门户之见，因此，做好鲁迅的工作，取得鲁迅的谅解和支持，是潘汉年工作的重点。
　　此后，潘汉年代表党组织，不仅自己登门求教，还多次派人与鲁迅联系，征求鲁迅的意见。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１月间，潘汉年找到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冯雪峰按潘汉年的吩咐，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对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文化团体表示完全同意，同时他也认为用“左翼”两字还是好的，这样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一次，潘汉年与吴黎平约定一起到那里去见鲁迅，并取得了鲁迅的同意。“不久，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鲁迅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态度，加速了“左联”的问世。也正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鲁迅与潘汉年之间终于建立了珍贵的友情。
　　应该提及的是，潘汉年与鲁迅的友好交往，是不是开始于调解“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潘汉年是最早和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后，当天下午，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人王望平（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在中有天饭馆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从此，潘汉年便和鲁迅建立了联系，经常去鲁迅家拜访”。
　　对这一看法，笔者表示赞同，而且认为史实是可信的。虽然，当时潘汉年在某些方面确实对鲁迅有点偏见，但从总体上看，潘不能不对这位文坛宗师深怀敬佩之情。至于潘与鲁迅之间有联系，还可以从鲁迅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１月、１２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佐证。待到“左联”成立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两人一起活动的次数也较过去大为增多。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３日，潘汉年陪同鲁迅到大厦大学乐天文艺研究社进行讲演，鲁迅讲演的题目是《象牙塔与蜗牛庐》，用寓言小说作比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自由现实；潘汉年也发表了《文学与自由》讲演。
　　３月１９日，潘汉年陪鲁迅到中国公学大学社会科学院内去讲演。
　　５月７日，潘汉年与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
　　９月１７日，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发起筹备的鲁迅５０周岁纪念会，“左联”及其他左翼文化革命团体的代表和鲁迅夫妇出席。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也出席并讲了话。鲁迅作了即席演讲。潘汉年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潘汉年与鲁迅的公开交往有所减少，到了１９３８年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时，潘汉年做了大量工作，才使这项工程得以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鲁迅全集》共发行１０００套，此外还印刷了２００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这套《鲁迅全集》，潘汉年一直将她视为珍宝，须臾不离地珍藏在身边，甚至伴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２７个春秋，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这套《鲁迅全集》成了潘汉年屈指可数的遗物之中的一件主要物品！
　　当然，在我们事后追述潘汉年与鲁迅之间友好交往的这段史实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位伟人表达由衷的敬意。像鲁迅这样有如此成就的文坛宗师，而且年长潘汉年２４岁，为什么能放弃门户之见，心悦诚服地和攻击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协助潘汉年筹备“左联”？这里，既有鲁迅那种胸怀若谷的个人品格和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在起作用，也有潘汉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和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风范气度以及独有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
　　在取得鲁迅先生同意和支持的同时，潘汉年以极大的精力，亲自顾问“左联”筹备小组的建立。他广泛征求党内外作家的意见，做好认真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夏衍、阿英、吴黎平、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洪灵菲……文化界党内作家、党外进步作家，潘汉年一个个找到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们出马组建“左联”。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旬，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由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推选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１２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一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拟出“左联”发起人的名单及起草“左联”纲领。会议决定这两个文件一经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送中央审查。
　　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遂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成立阶段。潘汉年因有其他的党务工作，同时还要联系成立其他革命社团组织，因此没有参加“左联”筹备小组的具体工作，但据夏衍回忆，这个１２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的一次会议，却是潘汉年主持的；在有关“左联”纲领、发起人的名单、组织关系草案拟出之后，潘汉年不仅亲自审阅、修改，而且还派专人报请鲁迅先生审定。由此可知，筹备小组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进行的。潘汉年为“左联”的成立费尽了心血。
　　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６日，潘汉年以“文委”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筹建“左联”的预备会议。地点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二楼。会议以茶话会的形式进行。参加会议的大约二三十人，鲁迅到会并讲了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据此，会议首先对过去文学运动中所存在的“（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等严重问题，表示谴责。其次提出了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的严厉破坏”；二是“新社会的理想的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是“新文艺理论的建立”。会议一致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的必要”，并郑重宣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即将成立。
　　这次会议后，潘汉年即与筹备小组具体讨论了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成员及分工，并由潘汉年汇报中央批准。
　　根据潘汉年的精心安排，成立大会的会场选在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现多伦路）交界的中华艺术大学。“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３月１日下午，潘汉年与夏衍等人一起到会场进行最后一次考察，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不仅对校内各个房间，而且对会场内外的每一个死角，都作了仔细的检查。特别对鲁迅的安全保卫工作，潘汉年作了专门布置。潘告知夏衍，他在会场内外已经安排了大约２０个工人纠察人员，其中４个身强力壮的专门负责鲁迅的安全。他说：“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会场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潘汉年还关照夏衍，让他告诉冯雪峰和柔石，“万一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先生先从后门撤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潘汉年对鲁迅是多么的爱戴！为了保障鲁迅的安全，他的工作是多么的细致，其措施又是何等的具体、周密，体现了他在白色恐怖中足智多谋的战斗风格。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召开。冯乃超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潘汉年则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刊登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０日《拓荒者》第１卷第３期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这篇“讲话”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三十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意义，也是研究潘汉年文艺思想的重要材料。
　　“讲话”首先剖析了“左联”成立的时代背景。潘汉年认为，我们现正处在“一个旧有的经济基础到了不可避免的动摇崩溃，而形成急剧的变革时期”，“城市的民族工业非但没有发展的可能，且日见衰落倒闭”，“工人所遭受资本的进攻，愈见残酷，随之发生目前继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农村经济的破坏，更为显著，一般农民的贫穷化，失掉土地的贫农日渐增多，因此贫农与地主的斗争更为深入，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弥满了全国。”“左联”正是在这种“中国革命复兴的浪潮，正在高涨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基于上述判断，潘汉年进而说明“左联”成立的意义：“这联盟的结合，显示它将（有）目的（有）意识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
　　接着，潘汉年又指出了“左联”应有的任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最后，潘汉年强调说，上述所列举的四点，“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
　　由于这篇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表的，因此，对当时文艺战线，特别是对“左联”的行动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左联”的诞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潘汉年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已留存青史。

“大同盟”与“总同盟”
　　潘汉年在调解革命文学论争、筹建“左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不仅博得了文化界同仁的称誉和敬佩，也为党组织所进一步了解，因此，党中央对他加倍信任和重用。
　　就在“左联”成立前夕，党组织又把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这件事情，与上海当时的整个形势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由于许多进步的文化战士返回上海，上海成了继“五四”运动之后新的文化运动的中心，加之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同时又有租界作掩护，这就为革命的文化运动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十分强大，控制十分严密，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地方。有鉴于此，党中央准备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联合其他进步力量，以争取自由为号召，成立一个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央委派潘汉年、冯雪峰参与领导“大同盟”的组织筹备工作。
　　根据中央的意图，潘汉年他们先去征求鲁迅的意见，虽然鲁迅不太同意这种做法，但还是表示愿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接着，潘汉年又派人找到郑伯奇、田汉等人，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和支持。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３日，在“左联”成立的前１８天，“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借公共租界的汉口路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潘汉年、冯雪峰、郑伯奇、田汉等５０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作即席发言。会议通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宣言》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和黑暗政治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毫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封闭学校，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为了争取自由，《宣言》号召所有感受不到自由而极为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由同盟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２１人为执行委员。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又以文委书记的身份，兼任大同盟的党组书记。“大同盟”成立伊始，即与“左联”等文化战线革命团体互相配合，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据《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成立经过》一文介绍，“从法界祥昌惨案起，中经著名的南京四三惨案与上海四八惨案，以至最近上海汽车电车的罢工，绍兴小学的斗争，中华艺大学生被拘捕的事件，中国自由大同盟都全体动员，努力参加，甚至立于领导的地位来发动它”。在斗争的实践中，“大同盟”不仅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并且扩大了影响，仅几个月时间，在上海及南京、汉口、天津、北京、哈尔滨、厦门、香港、广东等地，纷纷建立分会，最多时达５０余个。但从１９３０年９月开始，该组织的活动越来越沉寂下来，最后名存实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李维汉对此作了如下的回忆：“本来，争自由运动是符合争取公开和利用合法斗争的策略的。但当时从中央到省委，总想把本来是或应该是有广泛群众性的团体，涂上很红的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当时省委号召党员、赤色工会会员和进步学生加入自由大同盟，‘使小资产阶级自由运动，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争自由运动’，以汇合成准备全国总暴动的政治斗争。结果使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也很难存在和活动。自由大同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下，不久即停止活动。”
　　“大同盟”的失败显然是由于斗争策略的失误而引起的。在党内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下，作为“大同盟”的发起人和党组书记，潘汉年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该组织在革命斗争中既有广泛的影响，又有显著的成效，这与潘汉年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其实，“左联”也好，“大同盟”也好，仅仅是潘汉年这一阶段实际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的一二个侧面而已。毫无夸张地说，三十年代革命文化领域的条条战线上，都印着潘汉年的足迹，留着潘汉年的心血和汗水。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是在潘汉年的帮助指导下诞生的又一个革命文化团体。
　　１９２８年春，当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旗帜时，话剧界也开始了对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提倡。翌年秋，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沈学诚等人开始筹建上海艺术剧社，刚刚出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委派夏衍去过问，并参加了“艺术剧社”的筹备工作。
　　是年１０月下旬，“艺术剧社”在北四川路永安里“文献书店”正式成立。潘汉年出席了成立大会。“艺术剧社”以郑伯奇为社长，沈全苓为总导演，许幸之负责美工，夏衍和冯乃超负责宣传。参加者还有钱杏*---、孟超、朱光、石凌鹤、陈波儿、司徒慧敏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左翼戏剧团体。潘汉年对此十分重视并寄于厚望。他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予以指导，还从多方面对这个组织进行关心帮助。为了解决演出的经费问题，潘汉年曾亲自捐献了二三十元大洋。“艺术剧社”成立后不久，即与摩登剧社（由原南国社的左明、陈白尘等组成）联合发起，联合南国、辛酉、戏剧协社等戏剧团体，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１９３０年８月，经潘汉年与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等人商量，在上述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该组织不久又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剧联”问世后，在介绍进步的戏剧理论，开展左翼戏剧的创作、演出活动，成立工人蓝衫剧团，组织为工人、学生、农民演出的移动剧团，推动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等诸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剧联”成了在三十年代有重大影响、分盟遍布各城市的左翼文艺团体。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也是在潘汉年的关心指导下进行的。据冯乃超回忆，１９３０年３、４月间，潘汉年出席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这次会议是在邓初民家里召开的。除邓初民本人之外，与会者还有吴黎平、朱镜我、钱铁如、宁敦伍、王学文和冯乃超等１０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成立“社联”的具体事项。
　　５月２０日，潘汉年参加了“社联”的成立大会，并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潘在报告中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等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系统地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扩大、深入与发展。根据潘汉年的讲话精神，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社联”纲领。纲领指出，“社联”的宗旨是“团结光大和发扬革命的理论，以应用于实际”。提出了“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此后，潘汉年又对“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书业职工会”等左翼文化团体，进行具体的帮助指导。潘汉年与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团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对革命文化的领导，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６日，由“左联”发起，召开了包括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总同盟”的成立。会议推举“左联”、“社联”、“左美”、“左剧”、“书职”等团体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文总”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文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再到各个系统左翼文化团体的垂直的组织系统。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之间，潘汉年成了这个系统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者、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这个系统各级组织的核心领导。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潘汉年在政治上的进步作一个初步的小结：自１９２８年５月潘汉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书记到１９２９年６月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成了当时中共对革命文化运动最高领导人。在这之后，潘汉年又于１９３０年２月兼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党组书记；３月又兼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同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１０月兼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
　　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是他投笔从政，由文化人向职业革命家转变的三年；也是他政治上逐步成熟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三年；又是他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三年。
　　潘汉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虽爱好文学，但没有功夫研究文学；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这是不是一种富有自知之明的肺腑之言？当他一旦从政之后，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比文坛更好的用武之地。尽管许多人赞赏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是个文思敏捷的多产作家，并为他过早地离开文坛而感到惋惜，但在他未来２０多年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可以得到验证，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作为共产党人，他还得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听从党的指挥。党分配给他的战斗岗位，就是他更好地施展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
　　１９３１年初，潘汉年奉调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不到两个月，组织上决定调他到中央特科工作。时代和机遇，从此把他推到了党的隐蔽战线上。
潘
潘进武
#4
2011-07-11 13:18
卫党除隐患
　　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工作时，特科已有三年的历史了。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神秘色彩的名称，出现于１９２７年。其始作俑者，便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最先从事军事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１９２６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的“特务工作处”。１９２７年春夏之交，宁汉合流，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样，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各机关便陆续撤至上海。１１月间，周恩来也由广东潮汕前线辗转回到上海，并负责主持中央保卫工作。面对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类似武汉“特务工作处”的机构，这就是后来的中央特科。
　　按当时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做好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的工作。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所在地武汉、平津、香港等处。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中心。这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集中，有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战斗力极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有一大批云集此地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开展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因此，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共中央在近１０年时间里，基本上以此地为依托，指挥和领导着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但上海又是闻名中外的畸形城市，是近百年来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奴役、压榨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既有殖民者“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又有他们的殖民政府“工部局”和维护他们殖民统治的工具“巡捕房”；国民党政府也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法西斯统治机构，驻派重兵，设立警察、宪兵、特务机关。除此而外，还有一大批地痞、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支持下，充塞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海社会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给革命活动带来了某些比较有利的条件，革命者可以利用租界地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及其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利用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等各种社会空隙，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但另一方面，上海的敌情复杂，统治力量强大，中外反动势力既有矛盾和冲突，又互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力量。租界之内军警遍地，统治森严；而国民党统治区即所谓华界之内，军、警、宪、特更是张牙舞爪，杀气腾腾。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租界，但国民党特务警探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相勾结，共同缉捕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同时，他们还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集破坏中共在上海的各种机关。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人都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并遭到杀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采取相应对策，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
　　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随后，周恩来即将一些曾在武汉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过的同志集中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又从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中选出一批优秀分子，在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专门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的“红队”。于是，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了。
　　中央特科成立以后，为适应工作的需要，逐渐扩大组织机构。至１９２８年春，已经建立了四个科：
　　一科负责总务事项，它的经常性工作包括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同志安排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以及对牺牲烈士负责收殓、安抚等工作。
　　二科为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开展反间谍工作。该科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４月，先后在其中工作的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同志。潘汉年奉调进入中央特科，即被任命为该科科长。
　　三科以“红队”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进行。“红队”亦称“打狗队”，当年曾以四条手枪闻名上海滩。“红队”镇压叛徒特务的斗争屡屡得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的工作。
　　中央特科这四个科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长期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业绩。
　　由于工作的特殊，也由于环境的险恶，潘汉年自从调入中央特科后，似乎销声匿迹了。朋友们有时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即便偶而碰到他，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最多不过三言两语打个招呼。“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他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潘汉年在《幻洲》时结识的朋友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潘汉年调任“特科”之时，正是中共党内的多事之秋、危难之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在清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之后，又出现了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１９３０年９月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刚刚过了１００天，又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产生了更左的被称之为王明冒险主义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这条路线在中共党内统治了长达４年之久，对党、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就在王明路线上台之际，作为中央特科的一名骨干，潘汉年既要履行特科的神圣职责，维护党的团结，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又要尽力抵制错误领导，保护受迫害的同志，可谓任重道远，步履维艰。
　　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令潘汉年伤透了脑筋。
　　一件事情是，四中全会后不久，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２４位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重要干部，因叛徒告密，先后在旅社和家里被捕。而此时江苏省委机关正在开会。潘汉年从中央特科处获得了这一情报，便冒险赶到省委，向王明等人通报。潘还要求省委立即停止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营救被捕的同志，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们的被捕是“咎由自取”。２月７日，何孟雄等２４位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以纪念牺牲的烈士，又为王明所阻挠。这一幕，在潘汉年的心间，留下了深刻的伤痛。
　　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对四中全会米夫扶植王明上台表示不满，也由于王明的专横跋扈，引起了党内的严重对立，出现了罗章龙的分裂主义。罗章龙曾出席中共三大、四大、五大，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在中共党内资深位高。以罗章龙为代表，包括王克全、张金保（女）、徐锡根等人，他们虽然竭力反对四中全会，但却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分裂活动。他们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并拒绝交出党内的有关文件、记录、物品和经费，还偷偷地将全总印刷厂搬走。更有甚者，他们还寻找借口，跑到中央所在地吵闹。有一天，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王克全带领数人闯进江苏省委秘书处，威逼秘书长刘晓交出党内文件与钱财。他们高声叫骂，大吵大闹，使秘书处这一秘密地点成了是非之地。正在危急关头，刚调入中央“特科”不久的潘汉年，突然出现在王克全面前，他义正辞严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告诫他们，如此吵闹下去，一旦惊动了国民党特务，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他的批评劝说，王克全等人也怕万一出事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只得离去，一场危险，就这样平安过去了。
　　最使潘汉年难以忘怀的是顾顺章的叛变事件。顾顺章原名顾凤鸣，是上海宝山县白杨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少年时喜欢习武，能玩一手好魔术。由于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积极，被选调上海总工会工作。１９２７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特科的第一任部长，并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顾具体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因此，对党的重要机密了解极多，知道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
　　１９３１年３月，顾顺章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武汉。张国焘、陈昌浩走后，顾继续留在武汉，打扮成一个魔术师，在街头巷尾耍魔术，与三教九流联络，有一次演出时，被叛徒指认，于４月２４日被捕。顾是一个软骨头、胆小鬼，被捕后即变节投降，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地址，使机关全部遭到破坏，１０多位同志被捕牺牲。顾还嫌邀功不够，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向蒋提供更为秘密的情报。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连续６次密电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因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徐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于是，密电落到了机要秘书、潜伏于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手里。钱将电文译出后，连夜派人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周恩来得知消息，下令将中央的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全部转移。４月２７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顾除了出卖已经被关押于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把中共中央机关及其重要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一古脑儿告诉了敌人。由于事先已有准备，敌人妄图在上海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空了。
　　潘汉年目睹了这次事件突变的全过程，对党的隐蔽战线上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他一面参与中央机关和有关负责同志的大转移，一面参与了内部的清理工作。当时顾顺章的家属也在上海，其家属在顾顺章叛变后仍与他保持联系，而顾的岳父母又都在中央所在地任炊事员，这些人明里暗地还在向顾提供情报。有鉴于此，中央特科执行了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潘汉年自始至终参与其间，为党立了大功。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特科进行彻底改组。原先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必须立即撤离上海、南京，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潜赴苏区。根据中央决定，新的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总负责，并兼任一科科长；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
　　陈云原名廖陈云，上海青浦小蒸乡人。早年任职中华书局。“五卅”运动期间，陈云积极参加“三罢”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从事工农运动。１９３０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特科改组后，潘汉年就直接接受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但当时周的主要精力在中央，陈则调总工会工作，特科的许多具体工作，不得不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１９８１年冬，在回顾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在肯定了中央特科的重要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潘汉年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独当一面，将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志们称他“神通广大”，他含笑默认了。他的“神通”到底有多大？他的“神通”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情报科长的神通
　　潘汉年担任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即情报科科长一职，原由陈赓担任。特科工作中，以搜集情报作为其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潘汉年接手特科领导工作后，用极大的精力将已经因顾顺章叛变而失去功能的情报网点恢复和组建起来。他先后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等要害部门重新编织情报联络网点，开辟了更多的情报来源。
　　向忠发被捕、叛变投敌的真相就是通过潘汉年的情报网点搜集到的。向忠发又名仲发，原籍湖北汉川，生于上海。年轻时曾在汉阳兵工厂、武汉码头当工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思潮泛滥，工字当头的革命者，受到了特别的青睐。这个工人出身能说会道的向忠发，很快被看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党的“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但这位总书记既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没有统筹全局的领导才能。但作为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国民党特务掌握的花名册上，被列于首位。顾顺章叛变后，向忠发自然成了国民党特务猎取的重点对象。
　　为了保护这个总书记，中央特科曾安排他住过周恩来在沪西小沙渡的秘密寓所。因为向忠发生活作风不好，又不守纪律，周恩来一再关照他，不要轻易外出，向忠发把周恩来的话当作了耳边风。６月２１日，他擅自外出过夜。次日早上出门，在静安寺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当即被抓走。
　　向忠发到哪里去了？中央特科通过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先从法捕房去探听。很快，黄从捕房翻译那里获悉：一名有金牙、断指、５０岁开外的中共头头，刚刚被捕房捉来。这个人不正是向忠发吗？黄是潘汉年安插在租界的内线，得此情报便迅速告诉了潘汉年。潘立即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准备组织营救，并打算用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但这一打算未能实现，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
　　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原为政学系骨干，与国民党Ｃ·Ｃ系历来有纠葛，于是撇开陈立夫、陈果夫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向蒋介石密电邀功。蒋接电后，喜出望外，但怕发生意外，立即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秘密枪决。２４日，向忠发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枪杀。
　　向忠发被枪杀后，上海党组织准备发动追悼纪念活动，举行飞行集会以抗议国民党暴行。不料在几天之后，潘汉年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情报。原来，向忠发在引渡之前，就已经叛变投敌了。他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所住的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致使陈琮英以及张越霞、张纪恩等先后被捕。向还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的秘密住处。为了证实这一情报的可靠性，潘汉年又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亲自交给周恩来，周审阅了这些抄件，确证向已经叛变投敌，于是取消了预定的悼念活动。
　　潘汉年利用这些可靠的情报有效地保护了中央领导机关，也有效地保护了许多同志。一位与潘汉年同年参加革命，在白区与潘汉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陈修良，在她所撰写的《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潘汉年救她脱离险境的经过。书中写道：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啊！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精细。
　　“１９３１年４月间，团中央书记关向应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张字条，上写：‘明日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这分明是组织上发出的紧急通知，要我在明晨六时前逃离这个地方。我看毕字条，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装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五时许，手拿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巡捕看我是一个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让我溜走了。
　　“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那天早上六点后，果然有大批巡捕去搜查了我的住房，幸一无所获。这场灾难得以避过，我事后知道原来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及时派人来通知我的。是谁派人送来的条子，除了潘汉年，还有谁呢！”
　　潘汉年在保护了陈修良之后不久，又利用其可靠情报，保护了党内另一个重要人物张浩。张原名林育英，又名林仲丹，湖北黄冈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历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满洲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２年后，张浩被调到上海，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他一到上海，国民党特务的魔爪，通过党内叛徒，悄悄地伸向了他。
　　事情的前后经过，潘汉年都了如指掌。当时，有个名叫沈寿亚的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的文书，此人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人称“老枪”。潘汉年对这支“老枪”很重视，自从与他发生联系后，便要他长期隐蔽下来，争取吴开先信任。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间，“老枪”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特别行政科，担任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员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他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妥善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吴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没有多久，沈发现有个叛徒秘密自首，向敌人提供了张浩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好一网打尽。潘汉年得此情报，又向沈取了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翌年，张浩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１９３５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年，潘汉年也去了莫斯科，与张浩等一起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这是后话。
　　几乎在保护张浩等共产党人的同时，潘汉年在营救著名的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夫妇过程中，又发挥了他的特殊作用。
　　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１９３１年６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捕房逮捕，并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旋即被解押到南京，关押于国民党“模范监狱”。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首先在上海拉开帷幕。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他们。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告全国工友书》，并作出关于援助牛兰夫妇的《决议案》。世界许多著名人士如宋庆龄、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营救活动中，有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掌握的，这就是证明牛兰夫妇被关在监狱里，并且还活着。这无疑又是一个够辣手的难题。潘汉年接受任务后，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在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最后只好释放了牛兰夫妇。
　　从上述例子中不难发现，潘汉年的确神通广大。在潘汉年的情报网点中，除黄慕兰、“老枪”沈寿亚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参与组织国事共济会。１９１４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翌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称帝。时人讽称杨度等六人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避居天津租界。待到北洋政府发布大赦令，杨度复出。“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１９１８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影响下，杨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曾多方营救。李牺牲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在这期间，杨度还秘密探听中共消息，并有心要加入共产党。关于这段情节，有人曾作过下述介绍：
　　“民国十六年以后，杨度隐居在上海法租界，周旋于上海群雄之间，时某大闻人曾向杨度投过门生帖，称之为老师，杨度亦乐得每日受些膏火之资。其实此公雄心不死，暗中仍在参与政治活动。杨度有同乡之弟王某，跟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的陈赓将军是亲戚。王某跟陈赓将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杨度面前曾有意无意地透露跟陈赓的关系。杨度不仅不害怕，反而嘱咐王某介绍他跟陈赓见面。陈赓知道杨度曾经是‘封建余孽’，踌躇未决，特请示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陈赓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周恩来同志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不妨与之联络。于是，陈赓成了杨度的座上客。杨度是一个思想作风等方面颇为矛盾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杨度认为共产主义跟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相同，故更加同情革命。这件事情传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耳中，李大为惊异。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生平知之甚多，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乃派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跟杨度见面。潘为武汉时代邓演达、郭沫若主持总政治部之宣传干部。国共分裂后回上海从事公开文化运动及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素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名。潘与杨见面后，双方各逞所能，议论风生，居然甚为欢洽。潘与罗绮园、李求实（李伟森）从事筹备出版《红旗日报》时，潘以杨擅长书法，请杨代书《红旗日报》之报头。杨毫无考虑，一挥即就，潘袖杨之题字向李立三覆命，李立三乃信服，并将杨之题字，立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对于杨度的思想转变，当时中共党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得知杨度要求入党的心愿后，曾找他作了一次长谈，鼓励他继续保持与政学系、改组派的联系，从中了解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并鼓励他继续留在杜月笙身边。杨为杜公馆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为党的斗争提供信息。
　　１９２９年秋，杨度正式申请入党，后经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一名秘密党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秘密党员作内线，完全可以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果然，杨度没有辜负组织上对他的期望。他入党后，出入龙潭虎穴，为党搜集了大量情报。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特科情报科长后，他更是老而弥坚，忘我地为党搜集情报，及时地转交给潘汉年。潘汉年机智沉着，指挥有度，杨度练达世事，处处谨慎，使这一情报网点，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１９３１年下半年，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将杨度的组织关系交给夏衍。夏衍对这次移交记忆犹新，并目睹了双方接交情报的过程。他在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中写道：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指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实际上，潘汉年走马上任，挑起中央特科领导重担后，不仅把杨度，还把王绍鏊、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纳入情报网系。这些人经常出入于各帮会、各派系，一些很有价值的甚至是战略性的情报便不断汇集到潘汉年那里，再经潘汉年之手转到党中央。与此同时，潘汉年又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文友拉入情报网，其中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相继成了潘汉年情报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经过潘汉年的努力，“特科”二科终于改变了因顾顺章叛变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建起了一个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系，包括设在敌人组织内部众多的耳目。这个情报网，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成果。对潘汉年来说，中央特科这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的确是他充分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据许多人回忆，这位文化战线上的“奇才”，更适合从事地下工作。还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灵活，就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这点，从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记录的三则故事中，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洋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潘汉年还经常变换身份，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是乘坐小汽车，出入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则以步当车，悄悄地行走于街头巷尾。他的这种巧妙的斗争艺术，使他在敌人的统治区，在白色恐怖之中，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却潇洒自在，从未落入敌人的魔掌，这在中共党内是十分罕见的。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当作“福将”的原因。
　　不仅如此，潘汉年对特科工作还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中央特科改组之后，它的总部办公地点经潘汉年联系，暂时设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的名义作掩护。为了迷惑外界，潘汉年另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订购了机器设备，像模像样地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他们即以煤球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处理日常工作。另外，潘汉年还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作二科的活动场所，并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以及联络时的具体方法，比如电话联络则仅限于报警，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同时还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及所有办公地点的警号以及活动的范围。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规定了每个工作人员均用代号或化名进行单线联系，并不时地加以变换。潘汉年当时即用“小开”的代号。这样，就从组织上和制度保证了特科工作的安全进行，做到万无一失。

先拿王斌开刀
　　对于中央特科而言，侦察敌情、搜集各种战略情报，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但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也有必要采取武力手段，以镇压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敌人营垒中的首恶分子。
　　１９３１年夏，在潘汉年接替陈赓主管二科工作后不久，中央保卫机关把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战斗任务交给了他。那时，上海的革命力量因顾顺章的叛变，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虽然由于钱壮飞的及时通报和周恩来的沉着应战，中共党的组织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但顾顺章毕竟是中央保卫部门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工作多年，他不仅掌握中共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也十分熟识许多党中央的头面人物。在他叛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共在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机关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敌特机关和反动军警因暂时得手，一时间气焰十分嚣张，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鉴于此，中央保卫机关决定在短期内物色对象，寻找战机，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以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进行着有效的斗争，借此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为组织新的情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这个任务下达之后，首先要求二科进行调查、侦察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同以“红队”为主干的三科，一起制定行动方案。
　　上海的反动分子多如牛毛，但寻觅一名首恶者加以镇压，而且能够起到威慑敌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志气作用的，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加之潘汉年刚进特科不久，对敌情掌握不多，一时心中无数。他把刘鼎找来，一起商量此事。刘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当时，他的身份尚未暴露，在陈赓、李克农等人撤离上海后，他和他爱人吴先清继续留下来坚持工作。潘汉年将中央保卫机关的决定和领导的有关意图向刘鼎作了传达，刘鼎也将上海租界巡捕房内一些警探头目作了一般性的介绍，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日常行止、生活习惯、住处等等，都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查明。这样，他们初步决定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中选定镇压对象，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
　　事有凑巧。有一天，刘鼎经过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馆门前，看到橱窗里陈列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合影的照片。其中有警备区现任督察长王斌。刘鼎对王斌其人有一定的了解：此人是中共的死对头，过去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就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刘鼎向潘汉年建议：就拿王斌开刀。
　　潘汉年对刘鼎的分析表示赞同，并将这一意见拿到中央保卫机关总部加以讨论，经过研究，总部对此表示认可，并决定由康生担任此次突击任务的总指挥，由潘汉年主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的具体地址、每天的行动规律以及他的照片，为执行人员提供准确的情报资料。
　　这是一场短兵相交的特殊战斗！这对于刚刚走出文坛的潘汉年来说，不仅要他参与其间，还要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其难度之大，是不言而明的。但潘汉年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加之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他的智慧，甚至可以说他在隐蔽战线上的天赋才干，他很快拟定了以下的行动步骤：

　　一、派人去照相馆，冒充警备司令部人员，以同人需要留作纪念为借口，要求照相馆加印那张有王斌在内的照片若干张，派去的人务必落落大方，不露马脚。
　　二、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与王斌熟悉的人核对王的照片，务必做到准确无误。
　　三、查明王斌的居住地址，出入路线及他每天必去的几个场所。

　　在上述三个行动步骤中，第一个很快顺利完成了。因为照相馆是要做生意的。当来人向该店老板说明来意之后，他毫不怀疑地一口答允，加印的照片也很快拿到了手。至于第二、三两个步骤，因为情报系统中无人能提供王斌及其社会关系的任何情况，这就令潘汉年大伤脑筋。潘汉年煞费苦心，找来上海市的电话簿，仔细地翻阅查看，根本就没有王斌这个名字。因为那时上海电话用户登记时不用真姓实名，仅用“某宅”、“某公馆”等字样，如姓王的电话用户，电话簿上都用“王宅”、“王公馆”对外，且有几百户之多，这就使潘汉年根本无法通过电话簿来找到王斌家的电话号码。不过，潘汉年是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条查禁什么书刊的新闻，如果是别人，或者粗心一点的话，那上海滩上这种司空见惯的新闻就会白驹过隙，忽而已逝。但他马上联想到几年前，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与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位先生相识，并听他们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一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王斌是督察长，张、沈两位先生或许与他打过交道，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张静庐、沈松泉两人不仅认识王斌，张的记事本上，还有王的住址、电话号码，张还知道此人早出晚归，每天下班后，晚上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与他相好聚会，并借此机会与他的党徒、密探接洽工作，纳贿受赂。有了王斌的第一手线索，潘汉年立即布置执行镇压任务的人员侦察王每天的出入路线。不久，侦察人员发现王乘坐的“黄包车”，不是经过原来了解的那个弄堂，而走另外一条弄堂，怀疑是否有误。得知上述情况，对上海里弄街道十分熟悉的潘汉年立即判断：王斌住宅的门牌号码没有错，但他走的是后门。因为当时上海很多人家的住宅前后门都跨两个弄堂，一般不常用前门，尤其是有自备包车的人家，利用后门的厨房可以放车子，从后门进出更为方便。为了慎重起见，潘汉年还作了进一步的核实，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侦察任务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具体选择执行的时间和具体地点了。根据王斌的出入路线，选择在王斌进出的里弄口不合适，因为那儿是法租界的腹地，四周有不少岗亭，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马路上行人平日又不多，事发后容易暴露目标，难以迅速隐蔽和退却。而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的龙门路，却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这里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而短，平日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执行人员容易埋伏，得手后又易于混入人群迅速撤退。
　　全部执行计划可谓慎重周密，天衣无缝。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大块头”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人来，只见他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面攀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即毙命。在一片混乱之中，执行任务的“红队”队员，从容地撤离了现场。
　　这惊险的一幕，仅在几秒钟之内便结束了。但对敌人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王斌被镇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中共党内的叛徒受到了一次震慑，其反共活动也有所收敛。
　　顾顺章叛变之后，曾夸下海口：他是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首脑人物，不仅有把握动员一些重要干部到南京自首，还可以破坏中央核心领导机关，虽然不能一网打尽，也要使上海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的中共组织土崩瓦解。公开镇压王斌，证明中央特科仍有极强的战斗力，也使顾顺章的吹嘘不攻自破。
　　１９３３年春，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又镇压了另一个国民党特务的首要分子：马绍武。马是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人称马大麻子，是一个负有血债的反共老手。一天晚上，他与另一个中统特务头子丁默*---在广西路（今广西北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碰好和”（打牌）、吃花酒，闹了大半夜，马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走出弄堂，被早埋伏于此的“红队”狙击手当场击毙。此案的发生，不仅引起了中统特务内部一场狗咬狗的争斗，也使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再一次丢尽了脸面。１９３５年，这个叛徒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怀疑，终于受到了其主子的枪杀。

为周恩来辟谣
　　１９３２年春节刚刚过了１０天，一场新的斗争，又摆到了潘汉年的面前。
　　这一年２月１６至２１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的内容如下：“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笔名，这是中共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秘密。周恩来是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于这则启事，谁看了都不会相信。况且，此时周恩来也并不在上海。自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不久，周便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前准备。显然，沪上各大报发表的这则“伍豪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污蔑造谣、蛊惑人心的惯用伎俩。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发表了一则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伍豪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２月下旬，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上海各报刊登的这则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斗争》杂志的声明与毛泽东的布告，虽然铿锵有力，但由于受发行等条件的限制，影响范围较小。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名义，有必要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向舆论界作进一步澄清。
　　上海党组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汉年。这件事，虽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但陈云对此却有一个肯定的说法。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３日，陈云在纪念潘汉年的座谈会上，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在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我不了解地方党如何设法揭露国民党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
　　当时，潘汉年考虑到，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上海各报登载的这则消息，最好由各大报自己辟谣最为有力。当时的各大报中间，又以《申报》的影响为最大。
　　《申报》是上海滩上一家最早的日报。董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报界巨头史量才。此人祖籍江苏南京，出生于上海青浦县泗泾镇。这位曾经是清末秀才的旧时大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投身于报界，接办了《申报》，由于经营有方，这份日报订户大增、名声鹊起，至三十年代初，史量才的《申报》在国内同行中成了佼佼者。能在这份报上辟谣，对消除《伍豪启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疑会起重要作用。而当时，史量才的思想也比较激进，因为他一向提倡“报纸是民众的喉舌”，他认为报纸“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之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史量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表示异议，十分不满意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举措，也同情被“剿”的共产党人。不过，潘汉年等人与史量才的关系浅薄，于是就通过著名教育家、文坛友人陶行知，去做史量才的工作。果然马到功成。
　　２月２２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广告称：“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１８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是一种曲折的辟谣方式。虽然在事实上也是对日前该报刊登的《伍豪启事》的一种否认，因为此伍豪的广告未能刊登，已经刊登的伍豪启事之伍豪显然与此伍豪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则辟谣广告还不够明了，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仍由潘汉年出面，通过潘的单线联络员黄慕兰的关系，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个否认的启事。陈律师认为，他虽然为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他就难以解释了。他建议代找在上海营业且担任《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大律师巴和，由他代表伍豪登一个紧要启事。
　　１９３２年３月４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启事的全文如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２４３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２４３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有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４１号６楼５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笔名。这则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的别名，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这则启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前一个《伍豪启事》伪造的真相；同时，又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国民党特务尚不知周恩来此时已不在上海，见此广告，就派人去找巴和律师，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诙谐地回答：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伍豪仅仅是他的别名，你们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到他。国民党特务吃了一个软钉子，怏怏退去。
　　潘汉年为伍豪辟了谣，这在他看来完全是份内之事，事后也就再也没有提及过。周恩来对此毫无所知，事后也无人向他提起。《伍豪启事》引起的这场斗争，在纷扬了一阵后，悄无声息了。
　　那么，《伍豪启事》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据当事人回忆，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股总干事张冲。张冲亲自起草的这则启事，交给一个名叫黄凯的中统特务，分送上海各报，其目的是想在中共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党涣散瓦解，并乘机打击周恩来。由于潘汉年的努力，这则启事的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至于张冲本人，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逐步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表示敬佩，并与潘汉年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１日，张冲在重庆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查阅旧报刊时，查到了《伍豪启事》。伍豪，不就是周恩来吗？于是，红卫兵将这“特大情报”报告了江青，并捅到了毛泽东那里。江青等人得知此事，乐得弹冠相庆，借此机会想加害于周恩来。周恩来不得不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为自己申辩。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参加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１９３２年２月赴中央苏区期间每月每日的大事记等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诬陷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而此时，为伍豪辟谣的潘汉年，正被关押于秦城监狱。这是后话。
潘
潘进武
#5
2011-07-11 13:19
出使闽省
　　尽管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局部的努力，挽回不了全局性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白区工作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全部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潘汉年利用中央“特科”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把离沪的中央负责同志，一个个安全送达目的地。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这一天，国民党特务突然逮捕了与中央特科有工作联系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早在“左联”成立之初就认识了潘汉年，“潘、丁事件”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决定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
　　遵照党的指示，潘汉年于是年夏天绕道香港，经广东汕头、潮州，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踏上了这块红土。在这之前，潘汉年曾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到中央苏区后不久，便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苏区，潘汉年过了几个月宁静安乐的日子。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么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的，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
　　这年９月，蒋介石调集６６个师１００万大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５０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作战方法，重点进攻中央苏区。
　　进攻中央苏区的四路大军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北路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共二十二个师一个旅；西路为湖南军阀何健的十四个师一个旅；南路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十四个师两个旅；东路则是被蒋介石强令从淞沪战场调往福建的十九路军的三个师。
　　正当英勇的红军部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潘汉年则往返于瑞金、福州之间，同十九路军进行秘密接触。他，究竟负有怎样的使命？“剿共”的十九路军又何故同红军往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十九路军在北伐时期原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一部。１９３０年８月，以蔡廷锴之六十师和蒋光鼐之六十一师为基础扩编为十九路军，并逐步发展成为蒋介石军事集团中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新军阀混战中，为蒋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十九路军不是蒋的嫡系部队，因而往往受到歧视甚至遭到排斥。从１９３１年初开始，十九路军先在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后于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剿共”战争中，十九路军损兵折将，大伤元气，蒋介石把它当作炮灰；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坐视不救，还克扣其军饷，截留其捐款，让其孤军作战，并伙同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十九路军。
　　淞沪抗战的失败，加深了十九路军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血的教训，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就必须反蒋，不反蒋就不能抗日。
　　这年５月，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让十九路军与红军作战，使其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入闽，必定给广东的陈济棠造成威胁，加深闽、粤两军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火并，以利他消灭异己的目的。对此，十九路军官兵虽有所识破，但进驻福建毕竟有一省地盘，可以割据一方，保存实力，徐图发展。
　　入闽后，为了统一福建全省的政权，除了严格控制漳（州）泉（州）一带地方军阀势力之外，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还企图排除共产党和红军的势力出闽西，实行抗日与“剿共”并重的方针，一面反共，一面反蒋。
　　不料，十九路军与红军打了几次恶仗，结果每战必败。蔡廷锴感叹说：“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如果再坚持反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十九路军领导集团终于觉醒了，他们决定放弃反共方针，变“剿共抗日反蒋”为“联共反蒋抗日”，响应中共于１９３３年１月中旬发表的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宣言”。于是，十九路军与中共在“抗日反蒋”的共同目标下，开始了秘密往来。
　　这年７月，蔡廷锴委托陈公培作他的代表，赴江西水镇口与红军联系。陈原系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并投奔闽系军阀，为陈铭枢幕僚。８月间，陈公培在五台拜见了彭德怀、袁国平等红军将领。彭德怀与他进行了热情恳切的交谈，对十九路军有争取也有批评，说他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都有利。在交谈中，彭德怀将“三条件”的有关内容向陈作了介绍。陈公培当即表示：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临走前，彭德怀还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彭德怀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
　　１０月６日，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苏区中央局在收到徐名鸿带来的十九路军领导人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函后，立即开会讨论。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坚持下，博古等人放弃了不愿与过去的敌人合作这一错误主张，同意与十九路军谈判。会议决定这项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并委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
　　这一特殊使命，之所以会落到潘汉年的肩上，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党中央鉴于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于抗日前线，派了一些干部到该部去慰问，主要是了解情况，激励官兵的爱国热情。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特科负责的。由此缘故，潘汉年对十九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并与担任过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徐名鸿，就联合抗日问题还进行过磋商。现在徐名鸿来瑞金，由潘汉年任全权代表与之交涉，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受中央的委托，潘汉年即与徐名鸿就十九路军与红军的防线，以及双方划界事宜等问题进行谈判。历经２０天，１０月２６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护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本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
　　全权代表　　　潘健行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
　　全权代表　　　徐名鸿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为保密起见，在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用的别名。

　　《初步协定》的签订，为十九路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加速了反蒋步伐。１１月初，陈铭枢认为发动事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香港召开筹备会，议决各方人士立即赴闽。根据《初步协定》的规定，他们邀请中共派正式代表参加。
　　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吴振英为警卫员，随同徐名鸿、陈公培结伴同行，出使闽省。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为他们送行。
　　潘汉年等一行人从苏区新泉出境，经蛟洋傅柏翠的防区到漳州十九路军芝山营地小休一星期。随后乘小卧车直达榕城，住在福建省政府教育部。
　　１１月２０日，福州市南校场（今五·一广场）旌旗飘扬，鼓声喧天。这里正准备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潘汉年也应邀出席。
　　这次大会公开揭橥了反蒋抗日的旗帜。会上发表的《人民权利宣言》，“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亦称“闽变”。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１１月２１日，潘汉年以全权代表的名义代表苏区中央政府，与福建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四条，主要内容与上述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相同。接着，１１月２７日，双方又于长汀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随后，又于１１月底，潘汉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在龙岩商谈贸易经济问题，在互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达成了政府间的贸易及物资交换、两个地区的通商活动等方面的口头协议。中共希望十九路军交换的物资主要是盐和西药。此后不久，双方政府之间就开始了频繁的边界贸易往来，闽西苏区还组织了一个民间的贸易物资合作社，提供一笔资金进行贸易，购买苏区急需的物资。而双边的农民群众、手工业工人以及商人小贩等各类人群都可以自由进出苏区买卖。
　　在闽期间，潘汉年还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就军事、政治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接触和磋商。
　　在政治上，潘汉年一再推动新政府实现《初步协定》第３条关于在“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１２月１日，福建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一律予以赦免。据此，仅福建闽侯等地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１５２人。他们出狱后，大部分与组织恢复了联系，有的则参加了人民政府各级组织的工作。
　　在军事上，潘汉年与陈铭枢进行了八次谈判，但始终没有达成或订立联合作战的军事协定。这主要受两方面因素所牵制：一方面是十九路军领导集团代表了中间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想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军事合作采取被动、消极的态度。据麦朝枢回忆：“当中共中央驻福州的代表（即潘汉年，作者注）到达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与陈铭枢进行谈判共八次，陈所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合作的具体条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另据陈碧笙回忆：“……他们对红军的合作还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不想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博古等人在对待与十九路军合作的问题上，犯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中共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已显露出来，文告说：“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
　　“福建的民众和全国的民众，也将在这一斗争中来试验到底，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带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还是完全是反革命派行骗人的把戏！
　　“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遇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了。”
　　基于上述认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居然把十九路军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看作是军阀、反革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而，他们不是采取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方针，而是采取坐山观虎斗，任凭他们去争斗的策略。在军事战略上不是抓住有利战机，采取主动的战略配合，以打击蒋介石军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竭力主张我党应履行《初步协定》，当潘汉年在闽省努力贯彻这一主张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则强调，“要先叫十九路军吃一点亏，我们再帮助他们，那他在与我党合作中价钱就便宜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潘汉年力图在军事上实行与十九路军合作的种种努力，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尽管如此，他在这场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折冲樽俎的应变能力，出神入化的情报手段，都已为许多人佩服。据陈公培等人回忆，潘汉年通过与中共有情报关系的梅龚彬、陈公培等人了解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内部情况，他把情报密写在一本”帐本”上，交给中共入闽参加贸易谈判的赖祖烈，送回中央苏区，并两次起草电报，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报告中央。在这期间，潘汉年还应福建政府领导人的要求，多次致电党中央，转达他们要求派遣红军支援的愿望。潘汉年这种诚恳的态度，实实在在的工作，也为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领导人所信任，这就是后来潘与他们始终保持友谊，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之际鼓励、帮助他们成功地走向新生之路的一个历史渊源。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底，蒋介石从南京、江浙及入赣“进剿”的北路军中，抽调其嫡系部队，分三路入闽，并集中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以武力镇压闽变。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被动应战，终于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惨遭失败。成立仅５４天的人民政府就此夭折。
　　就在蒋介石军队进驻福州的前一天，１月１５日，潘汉年与程冠棋、梅龚彬、刘叔棋等人，经化装，坐车至马尾，在马尾港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潜赴香港。此时，潘汉年已从福建政府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了统一战线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了。为了保持同十九路军将领的联系，潘汉年让梅龚彬留驻香港，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与他们联系的电台呼号和密码，转交在香港的十九路军将领和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他自己按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线，经上海重返瑞金。等待他的，又是一桩重要的也是他能够胜任的工作。

“突击队长”的风波
　　潘汉年返回江西之时，正是中央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闽变，便立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攻势。镇压了十九路军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调转枪口，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策略，全力“进剿”红军。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处处被动。４月底，敌北路军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广昌。紧接着，敌人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的中心逼近，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支持前方，扩大红军就成了当时后方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落实中央提出的“扩红”任务。潘汉年是被派往杨殷县的“突击队长”。
　　杨殷是赣南一个边县，其县名是为纪念１９２９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因为该县紧挨白区，是典型的红白交错之地，情况比较复杂。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猖狂活动，比如造谣惑众，煽动反赤，秘密暗杀事件不断发生，所以群众情绪低落，“扩红”阻力很大。潘汉年到杨殷后，深入群众，切切实实地了解情况，发现当地老百姓听说“扩红”，不少壮丁跑到山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于是，潘汉年将此情况如实地向李维汉汇报。李维汉，即罗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的“扩红”工作当时由李维汉负责。潘汉年将上述情况汇报之后，还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求边县像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的指标和任务是不可能的。李维汉听了，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掉了。这是潘汉年在党内第一次受到的撤职处分。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还是服从组织处理，从杨殷县经于都返回瑞金待命。
　　不过，潘汉年被撤销“突击队长”之职，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党内被撤销职位的人远不止潘汉年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央苏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也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给撤了职、夺了权。惩处党内干部，进而冠之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潘汉年虽然不平，但却也并不介意，回瑞金后，他继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干他的老本行。时隔不久，潘汉年被委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赴粤与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陈济棠，字伯南，是广东省防城县人，早年追随邓铿，参加同盟会。历经护法、护国运动和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大革命失败后投靠蒋介石，任第四军军长，成为粤军首领。１９３２年，陈济棠被任命为江西“剿匪”南路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剿共”大军，驻守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以南地区。但陈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企图早有戒心。他知道，蒋介石让粤军在南线进攻红军，同他对待十九路军的用意如出一辙，使的是一箭双雕之计。陈协助蒋的嫡系打败了红军，便顺势入粤抄他的老巢。为了保存实力，不让蒋介石阴谋得逞，陈济棠采取了同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与红军取得合作。
　　对于陈济棠的心态和粤军的动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所洞察。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对陈济棠双管齐下，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１９３４年８月，周恩来在信丰县视察期间，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处书记项英，要他告诉总政后方办事处赶印《告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５０００份送南线分发，加强对敌宣传，以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９月间，陈济棠派代表赴瑞金，求见红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愿与工农红军合作的意向。周恩来、朱德热情接待了陈济棠的代表，对陈的要求表示欢迎，并讨论了停战和联合抗日等问题。陈济棠代表离赣返粤之际，朱德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陈，信中强调日本之侵略“愈趋愈烈”，蒋介石、汪精卫投降卖国政策“亦日益露骨与无耻”，指出“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并重申中共提出的在“三条件”下与国内诸武装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表明了中共和工农红军与陈部合作的诚意。
　　接着，朱德向陈济棠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江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信的结尾，朱德希望陈济棠委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并表示日内派员前往筠门岭与陈部“黄师长处就近商谈”。
　　中共与粤军之间从此鱼雁传书，开始了频繁的电讯联络。９月１７日，陈济棠致电周恩来，电文提出“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１０月１日，陈又致电中共，建议会商军事问题，并希望中共方面“派军事负责代表来广州面商”。
　　周恩来接此电文，亲自起草复电，希望粤方对朱德的信函先作答复，以便中共方面有所依据进行准备。因时局紧迫，中共方面还建议谈判的地点，暂时不放在广州而设于江西寻乌，陈方对此表示同意。
　　随后，双方一致同意电讯联络的方法，确定粤方在筠门岭的第七师转达，其电台代号为ＫＳＤ；中共方面则以会昌前线的八军团转达，并互派代表进行联络：中共在离筠门岭不远的白铺镇派驻代表，粤方筠门岭的第七师也派代表来苏区转达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遂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为正式代表，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进行谈判。
　　为了让潘汉年、何长工此行获得成功，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作了周密安排。１０月５日，由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的致该师师长黄廷桢的一封信，让潘汉年、何长工随身携带。信中说，“兹应贵总司令（指陈济棠）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并要求黄师长予以“接洽照拂”。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八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甦，告诉他们“粤方已约我代表去寻乌相会，我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明日动身，７号午过站塘，拟当晚即到筠门岭”。电报指示他们于６日早晨先派一位侦察班长持致筠门岭第七师师长的信，去通知对方，要对方派人到“白铺镇以北相接”。
　　周昆、黄甦接电后，即按周恩来的指示，开始行动。１０月６日，潘汉年和何长工携带朱德的信函出发。临行前，周恩来还向他们作了具体交待，要他们以１９３３年１月毛泽东、朱德共同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和周恩来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在《红星日报》上发表的《向白军士兵提出六条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中所阐明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作为与粤方谈判的主要依据。周恩来嘱咐他们在谈判时，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时任军委副参谋长的叶剑英也在旁，一再关照他们：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潘汉年、何长工等于当日傍晚便到了筠门岭附近，这是一个赤白交界处。陈济棠怕走漏消息，特地派了一个连前来迎候。陈专门准备了４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退，因此一路畅通无阻。
　　经过轿夫的跋涉，花轿被抬到了离筠门岭约４０华里的一处寂静山村，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门前停了下来。潘汉年他们被安排在楼上，陈济棠代表则住在楼下。翌日，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双方进行了密谈。据何长工回忆，这次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终于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你，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当谈判进行之际，潘汉年他们突然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他们立即返回。跟他们谈判的粤方代表很敏感，他们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不是，”潘汉年、何长工平静地回答：“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但潘汉年心里明白，第五次反“围剿”已告失败，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谈判结束后，潘汉年等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接着又按周恩来的意见迳直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有关内容。当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时，他异常高兴地说，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果然，红军在选择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的突围方向时，就以南线作为其突破口。
　　１０月２日，中央军委在于都祁缘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部队在安远、信丰的新陂、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出重围。经过激战，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潘汉年的广东之行，再一次显示了他折冲尊俎的能力。对潘汉年而言，与陈济棠谈判和与闽省十九路军的谈判，他都尽了全力，就谈判本身而言，都是成功的。但前者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未能达到预计的结果，后者却见到了成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党内许多同志开始懂得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才有了后来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的建立，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局面。而潘汉年是促成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大功臣，这是后话。

港商“杨涛”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大队人马，从木船搭起的浮桥上跨过于都河，离开了创建７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离开了他工作战斗了一年有余的这块赤区红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还在潘汉年、何长工赴粤谈判期间，组织上就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作了一个安排：何长工去教导师任政委；潘汉年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待他们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之后，周恩来就代表组织对他们作了交代。何长工随即奉命前往部队报到，潘汉年则留在于都，编入中央直属团任职。
　　疾风知劲草。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坛骁将，党的隐蔽战线上的斗士，又在烽火征程中，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长征之初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红军的“长征”是一种被迫的战略突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由于决断犹豫、行动仓促，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惊慌。特别是这样重大的行动，没有在干部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在军事上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因而使这次突围，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１１月下旬，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后，从江西出发时８．６万人，就只剩下３万多人，最惨的是八军团，基本上全军覆没。部队中士气低落，怨声载道。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作为总政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坚信党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威力，义不容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精心组织宣传部工作人员以各种形式鼓动红军战士的士气。在每天行军、宿营后，潘汉年还要编辑油印小报，根据行军情况和经过地区的政治形势，发布宣传口号。更令人佩服的是，这个曾经战斗在白区的文化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表现了极大的勇气。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即遵义会议后不久，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正面的敌人。毛泽东要求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到连队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潘汉年首先响应，下了连队。他对宣传部的同志们说：“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要不顾一切，奋勇前进，争取胜利，以实际行动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后来因军事形势的变化，这一仗没有打成，但大家觉得这位没有正儿八经当过兵、打过仗的宣传部长所表现出来的临阵前的勇气，却不亚于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潘汉年在这次战前动员中所说的话，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对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拥护。潘汉年在上海白区时，自己也曾经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过“左”倾路线，他曾经发动组织过那些不必要的“飞行集会”，他对“左”倾路线最后导致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于尽的结局有一种切肤之痛。进入苏区后，他不仅被前四次反“围剿”的赫赫战果所激励，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叹息，并为有口皆碑的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雄才大略所折服；加之他更有感于自己与十九路军将领缔结的协定遭到流产，与粤军签订的协定所产生的成效，从而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对毛泽东的尊重。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虽然还挂着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头衔，但实际上大权早已旁落，在党内特别是在军事上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指挥权了。他的处境不佳，但“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仍然显得那样的豁达大度。蔡畅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的情况，她写道：
　　“他（指毛泽东）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精疲，穿的战士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
　　毛泽东在逆境中那种胜似闲庭信步的政治家风范，使潘汉年更加佩服，并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毛泽东的住处与总政部靠得很近，宿营时，潘汉年常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去聊聊天，谈谈工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他，真有一种“患难遇知己”的感觉。
　　对地方工作部的工作，潘汉年这个部长也尽了自己的力量。总政宣传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部队，而地方工作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老百姓。部队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就地安置伤病员等，都是地方工作部的任务。当时，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除潘汉年这个部长之外，男同志中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人，女同志中有蔡畅、金维映、刘英等人。他们不仅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又是不怕劳累、敢挑重担的英雄好汉。每到宿营地，待大家安顿下来后，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分头到各处，了解民情风俗，调查社会的斗争情况，发动群众斗垮土豪劣绅、地主老财，并在积极分子中间秘密发展党员，传播革命火种。
　　１９３５年２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再克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几乎陷入绝境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了活力。又一次切身的经历，使得潘汉年更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他打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继续搞好部队宣传和地方群众工作，为长征的胜利尽心尽职。
　　可就在这时，他被召到了张闻天那里。
　　张闻天，原名应皋，上海南汇施湾（今川沙县）人。虽然他同潘汉年同年入党，但两人的经历不同。张曾经求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手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２月回国，旋即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他在党内作报告或演说，或发表文章，都用“洛甫”的化名。１９３３年初，他比潘汉年早几个月进入苏区，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长征初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中央进行改组，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张闻天向潘汉年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秘密电台联系已中断许久，为了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并取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支持，要他和陈云、夏守.''等一起离开长征队伍，潜赴白区。并要他先行一步，先在上海埋伏下来，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再通知陈云，见机行事。总书记交代完任务后，李维汉则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了离队后到贵州城里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方法。接受任务后，潘汉年与陈云具体讨论了有关在白区的联络事宜。他们约定以上海吕鉴莹处作为基本联络点。吕是潘汉年的表妹，与陈云也相识已久。同时，吕的丈夫又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即潘企之），他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的，当时就读于中央大学经济系。１９３２年春“中大”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转移到上海，不久，便调入中国工农通讯社工作，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对敌隐蔽斗争，以编写、翻译电稿，传递秘密情报、掩护党的领导同志为主要任务。潘汉年离沪赴苏区后，潘渭年夫妇继续留在上海，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因此，以潘渭年夫妇作为他们传递信息的联系人，是非常合适的。
　　一切相议妥当，剩下的问题是怎样走法。当时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前堵后追，在红军的周围设立了层层封锁线，要完成这一特殊的任务，沿途的艰难险阻是难以预料的。再加上道路不熟，没有向导，语言不通，一张口就会被人怀疑。但是，党中央的任务要完成，困难要克服，经历了在白色恐怖下严峻考验的潘汉年，凭着他对敌斗争的超人的勇气和智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计了一个极妙的方案。
　　有一次，红军在贵州地区拘捕了一个出入于粤贵边境，专事鸦片贩卖的奸商。按照当时的规定，对于这样的奸商，红军是要严厉惩处的，于是奸商被关押起来。几天后，红军又抓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港商，把他与鸦片商关在同一个拘留所。这位港商自称“杨涛”，并主动与鸦片商谈论生意场上的事情，一来二往，两人很快熟悉起来，还经常在一起低声商议。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港商带着鸦片商逃出了拘留所。这时，背后传来了一阵阵追捕的枪声和叫喊声，“杨涛”与鸦片商全然不顾地往前奔跑。不久，叫喊声、枪声也慢慢停息了下来，他们终于“甩开”了追捕的红军，脱离了“危险”。鸦片商对此真是千恩万谢，当他得知港商路途不熟时，便邀港商同行，一路上自然以礼相待。由于鸦片买卖是黑道上的事，鸦片商遂与港商行走于密道，由于鸦片商人地两熟，省却了许多麻烦。不过，碰上必须经过的封锁线时，遇上敌人盘问，他们又成了商人与哑巴伙计的关系，哑巴哇哇乱叫，敌人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得放行。
　　就这样，他们翻山越岭，行走于羊肠小道之间，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了贵阳城。这个时而港商、时而哑巴伙计的“杨涛”，不是别人，正是接受中央特殊任务的潘汉年。潘汉年到贵阳后，按李维汉交代的联络办法，找到了中共贵州工委的地下党员秦天真，由秦指派蓝城护送潘汉年出贵阳，经独山、柳州、梧州，再搭轮船抵达广州，转赴香港。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精神，潘汉年赴港后立即写信给上海的潘渭年夫妇。没有几天即收到潘为年回信，得知他们安全。于是乘船北上，在潘渭年的联系下，潘汉年很快找到了临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和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他们都是在临时中央迁往苏区时奉命潜伏下来的。与潘汉年见面后，他们分别介绍了当时上海的形势，诉说了两个情况：一是中共上海局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０月和１９３５年２月先后三次遭受大破坏。１９３５年３月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护白区工作并取得与各方面的联系；二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文斯）于１９３５年５月被捕，共产国际目前与临时上海局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表明，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潘汉年继续留在此地不仅无法开展工作，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危险。经浦化人等提议，潘汉年暂时回香港，等候上海方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后，才通知他回来。
　　于是，潘汉年又折回香港，专候上海方面的消息。再说陈云在潘汉年先行一步后，便拟定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下部队进行宣讲传达。此后，他又经历了二渡赤水，强夺乌江、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隘路险关，直至６月中旬，才离开长征队伍。他在中共四川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荥经、雅安、成都、重庆，于是月底到达上海。
　　陈云抵沪后，即与潘渭年夫妇接上了关系，找到了浦化人等人，并通知潘汉年立即前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潘汉年已经从老情报梅龚彬处了解到共产国际将于下半年召开代表大会，如果要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可以先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而陈云也设法找到了去苏联的途径。７月间，潘汉年与陈云在上海会合，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两人商议决定先后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８月５日，潘汉年派潘渭年护送陈云上船，同去的还有杨之华、陈潭秋等。８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苏联货轮“东方号”，按照同一条线路前往莫斯科。
　　从此，潘汉年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光彩耀眼的一页。
潘
潘进武
#6
2011-07-11 13:20
“柏林”首唱主角
　　１９３５年９月下旬，潘汉年“绕道间关”，抵达莫斯科。在这里，他又用了“柏林”的化名。
　　莫斯科这时正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他们中间除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及主要负责人康生外，还有比潘汉年大约早来半个月光景的陈云和曾三、饶漱石、孔原、李立三、滕代远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在中央特科的欧阳新、吴克坚、王子春等也在此地，潘汉年感到分外亲切。由于陈云、潘汉年的到达，使得莫斯科的这批中共要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内的斗争情况，特别是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关注。
　　潘汉年与陈云抵至莫斯科之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他们便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总报告，再次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论述。１０月２日，潘汉年与陈云等出席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
　　在参加党的活动的同时，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种种情况都感到新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系统地了解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及其思想路线、方针策略等，潘汉年曾到列宁大学中国班短期学习；为了进一步了解和体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先进经验，潘汉年不放过一切机会，参观访问了莫斯科等一些地方，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
　　潘汉年这次莫斯科之行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特别是从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共产国际已经纠正了自身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式提出了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来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与他得“风气之先”是有密切关系的。
　　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策略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这是中共阐述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它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以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发表，是中共策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１９３５年，是国内局势发生剧烈变动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占领我国东三省以后，又染指平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英等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在华利益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之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并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日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支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开始有所松动。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蒋介石悄悄地伸出了向中共联系的触角。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的活动，就是蒋介石联系中共的一条途径。
　　邓文仪，字雪冰，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邓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７年３月，他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并受到重用。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１９３１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１９３２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主编《“剿匪”文献》。邓文仪虽追随蒋介石，但也非尽心尽职。１９３３年，时任航空署署长的徐培根火烧飞机场，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８万元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单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二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交易所和我用去外，只剩下这８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８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８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死，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在徐培根的流氓手段面前吓慌了，就把８万元收下，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于是，飞机场失火之事不了了之。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邓文仪的这一过失，未为蒋所追究。１９３５年春，邓文仪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于同年秋回国述职。１２月初，蒋介石命他迅速返回莫斯科，说有要事让他承办，嘱他不可延误。
　　邓文仪奉办的“要事”，就是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共接洽一事。
　　就在潘汉年抵达莫斯科不久，邓文仪也奉命回到了莫斯科。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陈果夫事先商量好的办法，邓文仪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即又找到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他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
　　得此消息，中共代表团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经王明、康生、陈云三人相商，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真正动机，王明将视情况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
　　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舞台上，潘汉年首唱主角。１月１３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两人寒暄之后，便进入了主题。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进程中两党比较高级的领导人之间最早的一次秘密谈判。为了惜墨存史，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两段对话摘抄如下：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１９３３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惜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１９２５年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１９２７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潘、邓莫斯科首次谈判，虽然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潘汉年在谈判桌上不亢不卑，灵活应变，言辞滴水不漏，再一次显示出这个谈判高手的能耐。
　　根据潘汉年、邓文仪约定，３天之后，王明亲自出马，与邓会谈。在这之前，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况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作了报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王明与邓文仪接触表示同意。
　　１月１７日、２２日，王明和邓文仪先后进行了两次正式谈判。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提出了三项初步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间恢复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继续独立存在。对此，王明表示了怀疑，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许多人也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出的条件下进行谈判。但考虑到邓文仪声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并指派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一起，于１月２５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南京。至于潘汉年回国后可先在香港直接写信给陈果夫、陈立夫，以取得联系。
　　不料，第二次王、邓会谈的翌日，即１月２３日，邓文仪通知潘汉年转告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急赴德国有要事承办。从此，邓文仪一去再未露面。其中缘由，笔者将留待下文叙述。这样，莫斯科国共两党的初步接触与谈判，就此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也从国外转入国内。

受命飘然临港
　　潘汉年莫斯科之行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国内情况，觅取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在莫斯科期间，他专门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他几乎将密码全部默记下来，以备回国后转告党中央通讯机要部门，恢复双方的联系。由于邓文仪的到来，潘汉年又被指派先行与邓交涉、探路，潘汉年在谈判桌上应付自如，显得身手不凡，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赞赏，也使陈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莫斯科谈判中止后，中共代表团决定让潘汉年回国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可以说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举。由此为契机，潘汉年日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舞台，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１９３６年２月，潘汉年奉命启程回国。他的任务除了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新编密码转告党中央之外，还负有宣传《八一宣言》，与国民党当局联系，以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使命。出于安全考虑，潘汉年由中央特科时的同事欧阳新陪同，从莫斯科经列宁格勒，乘船去希腊，准备从那里绕道回国。不料，当船驶离列宁格勒后的第二天，传来希腊国内发生政变的消息，船不能安全登陆，只得折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安排。在这前后，潘汉年在莫斯科车站接待了一个从巴黎来的客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这位浙江上虞的才子，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后，他和沈雁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潘汉年涉足文坛，在创造社出版部编辑《幻洲》半月刊等杂志，因与胡愈之有相同的兴趣与爱好，两人有了经常性的往来。大革命失败之后，胡愈之受到国民党通缉，旋即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３１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协助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待到潘汉年离开白区前往苏区后，胡愈之仍留在上海，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上海《新主》周刊因发表署名易水的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稿，引发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进而协助杜做张学良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原准备将此重要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唯一与他有联系的宣侠父也流亡香港。于是胡愈之离沪赴港，按预定的联络方法找到了宣侠父。听了胡愈之的报告，宣侠父感到事关重大，要他先去法国，通过巴黎《救国时报》，取得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直接联系。
　　１９３６年１月，正当潘汉年与邓文仪交涉之际，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巴黎，得到了《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的帮助，替他办好去莫斯科的签证。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时，胡愈之估计没有什么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两人见面之后，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告诉他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决议等有关情况；胡愈之也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接着，潘汉年又陪同胡愈之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汇报。
　　到了４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共代表团就让胡愈之陪同潘汉年回国，并明确指示，胡愈之的工作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４月中旬，莫斯科城春光明媚，再也看不到那种冰天雪地的北国景象了。这可是一个旅游的好辰光！潘汉年与胡愈之以公开旅游者的身份，告别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后从巴黎乘车至马赛，再从马赛乘船直达香港。
　　潘汉年他们到达香港时，已是５月初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便在香港六国饭店开了房间，席不暇暖，立即把邹韬奋叫来，商议《生活日报》的开张之事。
　　邹韬奋出生于江西余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早年求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刊物抨击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基本国策，提倡和支持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邹韬奋与胡愈之一起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践踏人权的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１９３５年夏返回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如既往地抨击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他的爱国行动，再一次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先是派刘健群、张道藩前来谈话，警告他，甚至以“暗杀”恫吓他；接着又让杜月笙出面，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企图用高官厚禄软化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留在上海就难免发生意外，于是，１９３６年初，邹韬奋流亡香港，并准备在此地筹建一份《生活日报》。这时，两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对邹韬奋的设想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们的目的是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其反蒋的舆论宣传阵地。邹韬奋觉得不妥，便致电已经到达巴黎的胡愈之，请他速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胡愈之在莫斯科时，将此事报告了潘汉年，潘汉年当机立断，要胡愈之给邹韬奋去一复电，说等他回港后再“择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支持邹韬奋这样做呢？因为潘考虑到邹韬奋的反蒋立场，如果报纸为两广地方实力派所控制，那么这份报纸的政治倾向就可想而知了。鉴于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潘汉年认为《生活日报》匆匆创刊，不利于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潘汉年当时的真正用意。
　　潘汉年、胡愈之将上述考虑告诉了邹韬奋，邹韬奋深表赞同。几天之后，《生活日报》在香港正式出版。以后该报果然未提及两广的反蒋运动，并按照《八一宣言》的口径，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一份贡献。
　　与过去有所不同，潘汉年此次回国，不仅负有特殊的使命，还大大拓宽了他的活动范围：从文学的圈子扩大到了民主党派的核心领导层。尤其是救国会的工作，为他接触更广泛的上流社会人士打下了基础。
　　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诞生的。从１９３５年冬至１９３６年初，上海先后成立了由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动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由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发起的文化界救国会；由周新民、潘大逵发动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１９３６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继续向华北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便将全国各地救国力量团结起来，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推动各党派的联合。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１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策划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但是，当时救国会所提的口号比较激烈，不仅对蒋介石不起作用，也不利于国民党内各派参加抗日。为此，潘汉年向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做说服工作，并让胡愈之为救国会起草一个文件：《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接近。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征求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意见。沈钧儒同意在文件上签名，章乃器嫌文件内容“太右”，后经他作了部分修改，以《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为题，由沈、章、邹、陶４人联合署名，在《生活日报》上刊出。这个文件分析了自“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重申救亡阵线的立场是“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马上做到：“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活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一文件后来被转送到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他亲自给沈钧儒等４人写信，信上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表示“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还会见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物。为了获悉两广酝酿的反蒋内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以及桂系驻港代表王公度、刘仲容等人；他又通过当年与十九路军谈判时所安插的老情报关系梅龚彬，会见了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一方面，潘汉年向他们宣传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另一方面，同他们联络感情，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港期间潘汉年通过柯麟的关系，会见了北伐名将叶挺。叶挺在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春出国避难，漂泊欧洲。１９３２年秋回国后居住澳门，１９３３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由于长期与中共脱离了关系，叶挺寻找党组织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正在这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
　　５月的一天，在香港弥敦饭店，潘汉年约见了叶挺。潘依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旨在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不仅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要在两广和其他实力派中做一些将领的工作，促成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次会见，对叶挺的人生旅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
　　在这一时期，胡愈之是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这位比潘年长１０岁的党内学者，对潘的领导作风和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在回忆中写道：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人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里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
　　出入于高级饭馆，往来于高级咖啡店，一身西装革履，口叼香烟，当时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甚至产生误会，但这可是工作的需要呵！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和必要的手段。为了便于胡愈之今后开展工作，潘汉年故意说他对共产党有意见，用这种方法帮助胡隐瞒身份，足见潘汉年的机智和对同志的一片苦心了。
　　当然，潘汉年对自己的下属又是十分信任的。他到香港后，就对胡愈之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但是对于不该让下级知道的事，比如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一事，他还是守口如瓶的。对此，胡愈之事后追述：
　　“他（当时）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始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正如胡愈之所说的那样，负有特殊使命回国的潘汉年，正做着胡愈之所知道的事情，也做着胡愈之所不知道的事情。

黄毅的“启事”
　　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按照其所示的联络方法，潘汉年临港后，随即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要他派人到香港联系，进一步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信发出后，潘汉年让胡愈之先行赴沪，寻找地下党组织，探听与他失去联系将近一年半的党中央的消息，以便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并向党中央汇报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以及继续莫斯科谈判等事项。
　　１９３６年５月下旬，胡愈之到了上海，住在他弟弟胡仲持家里。胡仲持是上海滩有名的报人，时任《申报》主编。胡氏兄弟俩均与沈钧儒、沈雁冰等关系密切。通过两沈，胡愈之很快了解到刚从陕北来的冯雪峰此时正住在鲁迅先生那里。两人相约后，即在胡仲持家里见了面。胡愈之告诉冯雪峰，潘汉年正在香港，希望尽快与他联系。
　　潘汉年与冯雪峰的关系，较之与胡愈之的关系更深一层。冯雪峰是浙江义乌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比潘汉年晚２年。他们的初次相识是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冯雪峰早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与鲁迅先生很有交情。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时成为鲁迅先生家的座上客，鲁迅在他的日记中三天五天就有“雪峰来”、“接雪峰信”等字眼。当潘汉年出任“文委”书记，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冯雪峰是他的主要帮手，而且潘汉年经常通过冯雪峰去鲁迅那里传递信息，征询意见。潘汉年调入中央特科后，冯雪峰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１９３３年他们又先后赴中央苏区。长征之初，他们一起跋山涉水，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遵义会议之后，潘汉年智赴莫斯科，冯雪峰继续北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冯雪峰任职于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１９３６年４月中旬，他从东征前线奉命返回瓦窑堡，随即被派往上海。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一、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三、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做一些准备；四、把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带着上述任务，冯雪峰到了上海。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冯雪峰刚到上海不久，就得到了潘汉年从苏联回国的消息。６月间，冯雪峰由胡愈之陪同，赴香港与潘汉年会面。这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在阔别将近一年半之后，重逢于香港，心情格外激动，两人互相诉说了别后的经历。令潘汉年兴奋的是，他所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途径已为冯雪峰所开通，冯不仅按中央交给的任务着手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讯的秘密电台，而且掌握了一条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潘汉年在听取冯雪峰的有关介绍之后，并没有过多地涉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命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当然，对冯来说，他知道这是潘汉年的一贯工作作风。两人取得联系之后，冯雪峰返回上海，而潘汉年仍继续留港，他正等待陈果夫的回音。
　　１９３６年７月７日，香港的《生活日报》上刊登了如下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叔安”是潘汉年常用的一个化名，也是潘汉年临港后写信给陈果夫时所用的名字。潘汉年在信中通知陈果夫，用在《生活日报》刊登寻人启事的方式进行联络。
　　看了这则“启事”，潘汉年知道陈果夫已派人来港联系。那么，这个化名黄毅的人究竟又是谁呢？
　　化名黄毅的人，正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张原名张绅，别号御虚，字淮南，亦字怀南，浙江乐清人，幼时失怙，赖其母金氏将其抚养成人。１９１９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张冲在校组建“醒华会”。１９２３年毕业考入北京交通大学，“攻俄文”，旋以公费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并任中国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部长。期间因组织反奉活动而遭逮捕。东北易帜后出狱，张返回南京，即在陈氏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不久即调任该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中统特务系统的情报事务。此后张活动于宁沪之间，逮捕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牛兰夫妇，以及炮制所谓的《伍豪启事》等，都是他的“杰作”。待到潘汉年调入中共中央特科之后，张冲自然成了潘的最主要的一个对手。两人在各自的情报战线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干，而又都想置对方于绝境而后快。现在，国共两党情报战线上形同水火的两位主干人物，又各自受命作为谈判的对手，就要坐到一张桌子上来了，这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张冲此人熟谙俄语，善于言辞。他既是陈氏兄弟的心腹、国民党中统内的头面人物，又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力主抗日、最早了解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委之一。１９３５年，中共《八一宣言》发表的当天晚上，张冲手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这个宣言后，随即抄送蒋介石。蒋看后也表示采取措施疏通与共产党的联系。现在，蒋介石要“着手对苏交涉”，“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张冲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张冲在与潘汉年接头之前，就曾协助陈氏兄弟对中共方面进行过试探性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圣诞节，即在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的第三天，一个名叫李融清的人，带着一个名叫江淮南的助手，在上海登上德国邮船ＰＯＳＤＯＮ号启程。李融清一行于法国马赛上岸，随后搭车抵柏林。此人正是陈立夫，而助手江淮南正是张淮南张冲。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秘密赴苏谈判，希冀能签订中苏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协定。莫斯科会谈时，邓文仪告诉潘汉年、王明等说蒋介石令他去德国有要事承办，就是指这件事。
　　陈立夫、张冲等抵达柏林后，“蛰居待命”。数日后，蒋介石认为直接去莫斯科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加之日本方面突然放出空气，说陈立夫已被派赴莫斯科谈判云云，蒋介石于是急电陈立夫归国，同时也召回了邓文仪，这就是莫斯科谈判中断的直接原因。
　　但莫斯科谈判毕竟使得国共两党之间在经历了残酷的内战之后，有了一个平等地坐下来互相讨论问题的开端。
　　陈立夫、张冲等回国后，并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潘汉年至港后主动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对他们更是起到了一个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接到潘的信函，两陈将张冲叫去，要他按照潘汉年信上所示的联系方法，迅速赴港，尽快取得同中共方面的联系。于是，才有了上述《生活日报》上登载的那则黄毅的“启事”。
　　很快，潘汉年与张冲在九龙酒店会晤。有趣的是，这两位国共情报战线上的专家，却都又是属于“才子派”的实干家。他们虽然初次相会，但“神交”已久，一见面便进入主题。张冲首先告诉潘汉年：他此次赴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委托，邀请潘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张一再强调，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以此表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潘汉年对张冲的谈话表示欢迎，也向张冲讲述了《八一宣言》形成的过程，从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谈及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末了，潘汉年表示接受两陈邀请，随张冲赴南京一行。
　　７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乘船先到上海，再改乘火车转赴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了下关外国人开的扬子饭店。
　　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中央五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调整内外政策，强调“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主张实行中苏亲善，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当张冲向两陈汇报了潘汉年已抵达南京时，两陈即让张冲转告潘汉年，让他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再转呈上去。
　　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张冲转呈，由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的负责人过目后，很快形成了一个意见，并由张冲向潘汉年转述：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朱毛”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与潘汉年接触，但可由曾养甫出面联络，待潘汉年取得与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代表资格和有关谈判意见时，再到南京与陈果夫、陈立夫会谈。
　　两陈推荐的曾养甫，是广东平远人，原名宪浩，以字行。他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矿冶专业。北伐前夕回国后一直任职于国民党政府建设部，此后历任农矿部、铁道部司长、次长等职。此时，他正奉两陈之命，开展与中共中央和陕北红军的联系。曾通过其部属谌小岑的关系，经翦伯赞介绍找到了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时任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吕随即向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经市委研究，吕即赴南京与曾会谈。１９３６年１月至３月，中共北方局又两次派周小舟去南京与曾面谈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眼下，两陈又让曾养甫直接与潘汉年联系。在取得潘汉年同意之后，由张冲陪同，潘汉年拜会了曾养甫。曾重申了两陈的意见，潘汉年也表示自己即将赴陕北，待向中共中央汇报之后，再与张冲联系。
　　潘汉年结束了这一次秘密的南京之行，返回上海。

陕北之行
　　潘汉年一到上海，立即考虑陕北之行。
　　陕北，这块民风淳朴而土地贫瘠的山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然而，要想进入这块革命圣地，绝非易事，国民党当局严密注视着通往陕北的途径，一旦被发觉，会有丧失性命的危险。因此潘汉年的陕北之行，需要作出周密的计划。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曾提及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线，因此，潘汉年到上海后，立即找到冯雪峰，两人一起研究了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地让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刘鼎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时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是四川南溪人，原名阙尊民。“五四”运动后，与李硕勋、阳翰笙等一起投身革命。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命赴苏，入东方大学、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１９２９年底回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任二科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潘汉年接替陈赓之后，刘鼎又受潘汉年直接领导。此后，因顾顺章叛变，刘鼎曾一度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依然一身正气。后由潘汉年等营救，由康泽出面作保获释出狱。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由中共秘密党员、当时以牧师身份作掩护的董健吾引荐，刘鼎在东北军张学良处任高参，成了中共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一表人材，很博张学良欢心。７月上旬，潘汉年从南京返回上海时，张学良、刘鼎正好在沪上，而潘早已从胡愈之那里了解到了张学良的思想状况和当时的政治倾向，因此，经刘鼎安排，潘汉年与张学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饭店里会晤。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奉天台安县（今辽宁省）人，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１９２８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即成为东北军的最高统领。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宣布东北易帜，由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时升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致使东三省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张学良也因此被国人视为“不抵抗将军”，受到舆论的谴责。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威迫下，引咎辞职，出洋考察。翌年春，张游欧归来，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１９３５年夏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率部向陕甘宁的红军进攻，屡遭失败。张学良历经痛失东北的耻辱，围攻红军的失败，加之对蒋介石想让东北军充当内战炮灰的意图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因此，他既要找自己的出路，又要图抗日报国的心愿。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后，到上海找杜重远，向他请教如何挽救东北军，杜提出联共、联杨（虎城）、联盛（世才）的方针，张非常赞同。随后，又在上海会见了胡愈之，胡“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张学良一回西安，即令东北军６７军军长王以哲到前线去沟通与红军的关系。
　　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中共中央委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了王以哲，双方达成了三个口头协议：互不侵犯、开放交通、通商。一个多月之后，张学良偕王以哲亲至延安天主堂与周恩来、李克农秘密会谈。从此，中共与张学良之间建立了正式联系。有了这一层关系，潘汉年与张学良沪上会晤就可直截了当地交谈了。潘向他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势，讲述了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张听后甚为动心，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有张学良的掩护，在刘鼎的细心安排下，潘汉年的陕北之行相当顺利。
　　８月初，潘汉年到达西安，住在七贤庄。然后通过赴陕北的交通线，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其军事防线，８月８日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到保安的当天晚上，潘汉年就被叫到张闻天的窑洞里，在张闻天与刘英夫妇俩的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一年半前，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去执行任务，是由张闻天亲自交待的。一年半后，潘汉年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由张闻天亲自接待他。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汇报了他在莫斯科及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会谈等情况，同时对张学良的工作提出了看法。此后几天里，他还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他还向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文代了共产国际新编的密码。
　　潘汉年所提供的信息，是否为中共中央进一步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至今虽然仍没有发现文字记载，但从他到保安后党中央的活动可明显地看出，他的陕北之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潘汉年到保安的第三天，即８月１０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形势发生的变化，指出，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周恩来则明确建议，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两个实际问题：一是停止内战；二是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但必须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潘汉年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汇报。
　　８月１２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敦促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呼吁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
　　９月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综上所述，潘汉年向中共中央汇报之后，从中共中央一连串的举措看，潘汉年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潘汉年在列席８月１０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随即受中央派遣，赶赴安寨与叶剑英领导的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联系，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一回生，二回熟。潘汉年这次与张学良见面，两人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期间，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在谈到红军北上的问题时，张学良将前线的军事情报送给潘看。张说，东北军采取中立，于学忠部集中到兰州，红军可以贴近于部防区走，但不要进城。张告诉潘，固原以北诸镇他不好撤防，红军要通过可以打过去，他准备牺牲一些部队。张还表示欢迎叶剑英去西安，以商量军事行动上的合作。
　　在与张学良的多次交涉中，潘汉年觉察到东北军内部团结统一工作进行得太迟缓。张怕泄露联共的秘密，不敢在部队中谈联俄联共问题。潘向张建议要公开亮出旗号，联苏联共是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政略与战略，以及与共产党交往的程度。同时，还可以利用蒋介石的言行和南京政府的举动，说明他们自己也在准备联苏联共，也可以拿南京方面派人找红军联系的事来说明。张告诉潘，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蒋介石向他说过要联俄，而俄方态度不明。当时蒋廷黻两次要求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联俄容共”，张问蒋：“你为什么不提呢？”蒋说：“提过，恐怕无效。”不久，南京政府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张学良以此为证，认为南京的外交政策有新的变动，蒋介石可能要和共产党妥协。潘汉年说，这些都可以张扬出去，大谈联苏联共。
　　潘汉年还发觉张学良对旧军阀、政客政治那一套很熟悉，但缺少新的政治经验，这对他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是不利的。张虽然自认为东北军绝对服从他，但在联共问题上，张对旧的干部不信任，而新的也没有，这是他不敢公开亮出联苏联共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潘汉年建议派三、五个政治上能应付，有口才的干部来西安，充当张学良的代表，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鼓励他们赞同联苏联共主张，另派一、二个能写文章而没有党八股气的人，帮助张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后来，由刘鼎物色了吴奚如，留在西安为抗日同志会编《文化》周刊，宣传抗日，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张学良对此十分满意。
　　正当潘汉年在西安开展对张学良工作时，中央就与南京谈判一事进行了讨论，在作出具体决策之后，８月２５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潘汉年，告诉他“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指示潘汉年接电后于７天内回保安，“接受新的方针”。
　　至此，潘汉年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之事，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
　　毛泽东办事向来细致。此电发出后的翌日，再次致电潘汉年。电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同时向他说明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最后，毛泽东要潘汉年立即取道肤施（延安），返回保安，面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并携带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函与密码，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潘汉年于９月初返回保安。从９月１５日起，中共中央召开３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临的新问题。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潘汉年参加了这次会议。
　　据参加会议的刘英回忆，潘汉年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刚从莫斯科回来，说话有影响。关于潘汉年发言的内容，刘英作了如下记述：
　　“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指潘汉年的发言），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的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于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星期之后，９月２４日，潘汉年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４人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了保安，结束了陕北之行。

初会陈立夫
　　１９３６年９月底的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在陕北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富县张村驿，来了一行自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声称路过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代表团”成员之中，一个身穿高级军服，军服上佩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圆型证章，显然是这一行人中的长官；另一个穿着黑色西装，头戴礼帽，一手拎着黑色皮包，一手拄着洋拐杖，自称长官的秘书；还有两个人：一个扎武装带的副官，一个身着士兵服装的马夫。这一行人通过张村驿，即骑马到东北军的驻地，由东北军刘昆师长在约定的地方接应，然后乘汽车到达西安。
　　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么人呢？原来，这为首的是装扮成马夫的叶剑英。副官为彭雪枫，长官为边章伍，秘书则由潘汉年充当。潘汉年带着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立即去南京，而是随叶剑英先去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磋商有关问题。出于路上安全考虑，他们一行就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以迷惑外界。干这类事情，潘汉年当然是行家里手了。
　　１０月２日，叶剑英、潘汉年抵达西安。１０月４日，张学良会见了叶、潘两人，“谈至深夜”。叶、潘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的信以及由中央草拟的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的内容口头告诉了张学良，希望双方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实行普选，以建立民主共和国。张学良听后，坦率地认为中共所提的要求蒋介石一时难以接受。鉴于此时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部已由湖南回师甘、宁，原在洛阳受汤恩伯指挥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已先入潼关，１０月１日正向宝鸡前进，奔赴宁夏。张学良估计，蒋介石想先打而后和，捡些便宜。为此，张建议由中共中央写信给他，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为和谈前提，他再把这封信报告给蒋介石。叶、潘即照此办理。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函张学良，信函内容如下：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此信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潘汉年在西安逗留期间，心里一直惦念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一方面，他需要时间说服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联络，争取张学良对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去南京谈判的任务也不能拖延。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潘汉年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将中共中央的有关信函转交南京当局。张冲收到电文后，不等潘汉年同意，立即赶到西安，通过潘汉年姐夫路宝宗与潘汉年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张冲听了潘汉年的有关介绍，先行离开西安。１０月１４日，潘汉年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谁也没有想到，潘汉年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行程途中，潘汉年考虑到国民党官场那套行文惯例，南京方面对中共信函的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途经徐州时，即打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火车过轮渡时接他。车到浦口后，张冲带了助手杜桐菽找到潘汉年，潘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件面交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潘汉年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本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双方负责谈判代表之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不负任何谈判责任”。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潘汉年离开西安的同一天，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早在１９３５年底，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潘汉年担任主角；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交给他的下属曾养甫、谌小岑，与周小舟、吕振羽相联系，后来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由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第四条途径则由宋庆龄牵线，派董健吾去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联系。
　　自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中共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中共中央才决定让潘汉年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不料，正当事情仿佛顺利进行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中途变卦。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于１０月间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于是有些忘乎所以，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另一方面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因此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１０月８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１４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为代表，同国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２１日，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这样，潘汉年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当时，陈正在洛阳见蒋介石，中共中央即致电张子华，转告潘汉年或“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１１月９日，潘汉年只身赴南京，当晚会见张冲，张表示歉意，说陈立夫此时已在上海。张冲与陈立夫通过长途电话，约定潘于当晚乘夜车离开南京，到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会晤。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０日早晨，列车抵沪后，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直接驾车前往沧州饭店，会见了陈立夫，并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周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周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信的末尾，周恩来向陈介绍了潘汉年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汉年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
　　如上文所述，周恩来此信写于９月２２日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夕，１０月１４日周代表中央正式通知潘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因此，陈看了信后，便问潘汉年：
　　“你是代表周个人或代表毛？”陈意在弄清楚潘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人。”潘汉年回答干脆。
　　陈听后，要求潘汉年陈述中共关于合作的条件，潘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讲了一个大概，内容包括：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潘汉年将上述意见讲述之后，问陈立夫：
　　“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
　　陈立夫于是声明，他代表蒋介石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３０００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第四，如果军队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陈立夫讲完这四点后，笑着问潘汉年。
　　“这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潘汉年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也笑着说：“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共同防共协定的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
　　说到这里，潘汉年加重语气：“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
　　陈果夫、陈立夫这一对浙江吴兴籍的同胞兄弟，是蒋介石的大恩人加生死之交的陈其美的侄子。两陈之父在湖州经营丝业和当铺，是个不大作声，很有城府的人物。陈果夫长于陈立夫，作风上近似乃父，深沉寡言，多思善虑，因有肺病，常论卫生医学，闭口不谈政治而操纵政治，弟陈立夫好演讲，左右开弓，锋芒毕露。从与潘汉年的交谈中，也可知他的性格特征了。两陈为蒋介石的心腹，替蒋介石执掌党权。不过陈氏兄弟在两党合作抗日这个问题上，与蒋介石还是有所区别的。看到潘汉年态度强硬而谦和，措辞激烈而在理，陈立夫轻轻地回答：“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但是，蒋的方针，陈立夫又无法改变，他对潘汉年说：“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
　　“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出来。”潘汉年回答。
　　陈又说：“蒋先生答允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条件不致太苛刻也难说。”
　　潘笑着反问：“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同时放在电报里发出？”
　　陈思索一会儿说：“这样恐周不能来，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
　　潘说：“如不把贵方意见告诉他，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要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至此，陈仍坚持双方军事负责人先谈，潘则要求先无条件停战，暂时各守原防。陈拒绝了，双方沉默了好久，张冲出来打圆场，提出周恩来如肯出来，他负责保障周的安全。
　　为了打破僵局，潘汉年改变话题，向陈提出：两党合作谈判一时难以成熟，可否与陈先生所管各种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反政学系、汉奸等局部问题先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听了这个提议，陈、张互相看看，表示惊异。陈立夫想了很久才答复：“这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并在唯一领袖的意志下进行工作。”接着仍要求潘汉年打电报请周恩来出来。潘汉年感到双方僵持不是办法，表示考虑陈立夫的提议。
　　潘汉年初会陈立夫，第一次谈判到此为止。张冲送潘汉年出沧州饭店时，特别向潘表示陈立夫对蒋委员长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是他们将尽一切办法促成此事。
　　此次谈判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未能收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过了一天，１１月１２日，潘汉年即以“小Ｋ”的代号，将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庆幸的是，这份可以洗刷潘汉年“内奸”罪名的文字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于１９９３年第５期《党的文献》上首次公诸于世。
　　接到潘汉年的报告，１１月２２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复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中共中央在委派潘汉年南下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的同时，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陕北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１月２１日，在周恩来指挥下，红军在山城堡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整旅又两个团的实力，显示了红军的力量。这之后，潘汉年又与陈立夫在京、沪两地正式谈判了两次。陈立夫虽然把保留红军的人数由３０００人改为３万人，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而潘汉年坚持中央的原则立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样，潘、陈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
　　从莫斯科到西安、南京，从邓文仪到陈立夫，潘汉年可以说是在谈笑风声中坚持了原则立场，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迫得刁顽俯首惊”，在谈判桌上赢得了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抗战义无反顾的凛然正气。

奔走宁沪杭
　　就在潘汉年与陈立夫之间的谈判处于不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张冲再一次拜见了潘汉年，向潘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中共可以对保留军队的数目多要求些，也可以要求给予一定的防地。潘则表示：“我是来谈判合作的，并非毛泽东派来接洽收编问题的。”当时，“七君子”被捕一案已发生，潘汉年直率地告之张冲：“这就更使我们对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表示极大怀疑。”“我是否再留此地，实有考虑必要。”张冲当即表态：绝对保证潘的安全，希望继续谈判。
　　潘汉年在谈判桌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能洞察对手的真实用意，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他与陈立夫首次交涉之后，虽然形势骤变，但他觉察到陈立夫对我方条件表示要从长考虑，现在张冲又来陈述愿意继续谈判的意向，有鉴于此，潘汉年判断这是蒋介石授意两陈保持与我方联系，留有回旋余地，也证明蒋对进攻红军并无必胜的把握，为此，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对国共谈判应采取诚恳而冷静态度，要“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同时，加强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加强对救国会的工作，造成逼蒋抗日的形势。
　　潘汉年的建议与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起谈判大门。遵照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在“静待谈判结果”的同时，又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方面的代表联系、“面谈”，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以求他们响应，推动蒋介石抗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扣押起来，实行兵谏，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如同天被戳了个窟窿，在国内外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国民党内亲日的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甚至有置蒋于死地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挑拨南京与张、杨的关系，想乘机扩大侵华战争，坐收渔翁之利；英美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控制中国政权，所以极力主张释蒋；最着急的是宋氏家属中的宋子文、宋美龄，他们力主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但尚不知张、杨的态度，尤其不了解中共对此的立场。于是，由宋美龄出面，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宋庆龄，要她帮助同共产党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深入探讨了国内外的形势，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为此，中央一面派出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协商大计”；一面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
　　再说宋庆龄接到宋美龄电话后，随即找到潘汉年。宋庆龄问潘汉年，宋子文要见她，该如何应付，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和张、杨方面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并提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前往西安。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
　　１２月中旬的一天，经宋庆龄安排，潘汉年离沪“进南京”，但他考虑到，此时南京政局十分混乱，如果按照约定在下关车站下车，可能会遭到亲日派的毒手，于是决定在尧化门小站下车。“西安事变震人心！狼狈南京宋氏阍。为促全局同抗日，飞车且闯尧化门。”于伶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这段情节。
　　进城后，潘汉年就住在宋子文家，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俩。宋美龄希望潘汉年电告中共中央，请求中共不要杀蒋。当潘将中共中央的方针告诉她后，宋美龄这才感到放心。潘汉年还向宋氏兄妹建议，邀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西安。
　　１２月１８日，潘汉年又在南京中央饭店拜见了陈立夫、曾养甫，与他们洽谈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１９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２１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希望“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并嘱潘汉年将下列主张转告陈立夫：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潘汉年及时向陈氏兄弟和宋氏兄妹作了通报，使他们对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态度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２２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起飞往西安，与前一日抵达此地的端纳会同后，先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多次会谈。在谈判中，“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甚至表示，接济的物资及经费，只要周恩来与张学良商量多少，就给多少。宋子文还“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中共中央将这个“秘密接洽”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
　　就这样，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打破了国共谈判的僵局，出现了国共关系的新转机。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内中情况复杂，要真正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还要绕过许多坎坷。
　　此时，正在上海的潘汉年，犹如一名整装待发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候中央的指示。
　　再说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后，即背信弃义，立即将护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扣押起来，送交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并下令将杨虎城等撤职留任。与此同时，蒋下令调集３７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而西安方面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仍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更加剧了整个局势的危机。为此，中共一方面努力做好西安方面内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抽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但中共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继续坚持逼蒋抗日的基本方针，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并以极大的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将事变继续引向和平解决的轨道。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连续电告潘汉年，给他下达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申述“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指示他“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接洽”。
　　１月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关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办法与两党谈判方针问题再次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有损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地位，而且不利于西北善后问题的解决。正当解决的办法是撤兵释张。
　　１月５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向他通报了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六项条件，并指令他“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以全权代表的身份与陈立夫接洽谈判，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介石、宋子文在西安与周恩来商定的各项条件，明确表示反对南京部分亲日派继续策划内战的阴谋和扣留张学良的错误行为。同时，潘还根据宋子文在西安时所表示的意见，秘密与宋联络，请其实现在西安时所作的各项保证。
　　１月１５日，张闻天从保安致电潘汉年，要他设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动，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同时找人向宋子文活动，要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之诚意”；还要求潘汉年通过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的行动方针，以便决定对策。对上述任务，潘汉年都一一落实，并复电张闻天，报告他“已请老太太（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科）冯（玉祥）处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往南京”。
　　从１月２１日开始至２９日，毛泽东或以个人名义，或与周恩来联名，几乎是每天都给潘汉年发去一份电报，一方面通报西安局势，指示潘汉年要求蒋介石“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并提出“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此，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另一方面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可以肯定地说，在西安事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有关与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商谈合作的所有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潘汉年操办，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前后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多么的重大！
　　１９３７年２月初，张冲以国民党中央联络代表的名义找到潘汉年，要潘陪同他去西安，向中共中央进一步接洽谈判事宜，并商量顾祝同与周恩来在西安谈判的问题。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安东（今涟水）人。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管理部主任，与周恩来共过事。西安事变后，顾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负责与留在西安的周恩来谈判。潘汉年深知此事的重要，随即陪同张冲北上。他们在上海乘飞机先至洛阳，会见了顾祝同、贺衷寒。顾提出由潘汉年、张冲先行，经潼关去西安，在张、杨部队确保他们安全时再动身。
　　两天后，潘汉年返回洛阳，告诉顾一切顺利。２月９日，顾祝同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潘将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人介绍给周恩来。
　　这次引见，为两党举行的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并为尔后的周恩来、蒋介石的杭州谈判作了准备。事毕潘汉年返回上海。
　　从２月９日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来对剑英也参加）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后张冲、贺衷寒也参加），进行了历时１个多月的正式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加之顾祝同的助手，军统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在谈判中节外生枝，炮制了另一个中共无法接受的方案。为此，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可能使谈判破裂；但周表示，中共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３月下旬，周恩来抵达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途经上海时，由潘汉年安排他住在四川路新亚酒家。会谈前一天，周恩来让潘汉年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１５条意见先交给宋美龄，请宋转交蒋介石。翌日，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乘轿车前往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这次杭州会谈，蒋、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自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１０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并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至于以后谈判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宋子文等人负责。
　　３月３０日，周恩来携带杭州会议的有关文件返回陕北。潘汉年则继续留在上海，与陈立夫、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包括红军改编及其经费等问题进行磋商。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汉年也就圆满结束了他作为中共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的特殊使命。在当时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潘汉年始终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立场上，忠于职守，不辱使命，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时，又及时地提供了国民党方面的动态和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创造了条件。这位中共党内的谈判高手，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发挥了先导作用，留下了特殊的历史功绩。
潘
潘进武
#7
2011-07-11 13:21
拜访宋庆龄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潘汉年是带着双重身份从陕北南下上海的。他既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联络的全权代表，又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上还安排冯雪峰作他的副手。不过，潘汉年的身份是半公开的，而冯雪峰却是完全隐蔽的。
　　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是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机关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特别是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潘主任走马上任，随即前往法租界莫利哀路２９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７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了这位被尊称为国母的女中豪杰——宋庆龄，为毛泽东传递信函。
　　宋庆龄，是遐名中外的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宋庆龄不仅因为她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孀而受人尊敬，更在于她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早年她追随孙中山，投身于中国大革命洪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此后不久，她又同共产党人一起，与汪精卫的叛变行径彻底决裂。１９２７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宋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七人主席团成员，她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爆动，给予高度评价。“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积极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１９３２年底，她联合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任这一团体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３年９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民族战争的演说。１９３４年，她牵头在中共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１９３５年，她又率先响应中共提出的《八一宣言》。宋庆龄与中共中央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一二九”前后，她曾帮助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同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１９３６年初，她应中共中央要求，设法安排护送美籍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并委派牧师董健吾等去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对宋庆龄这一切，潘汉年知之甚多。还在３个月之前，潘汉年偕张冲去南京，返回上海预备赴陕北作短暂停留时，曾到此地拜访过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宋庆龄的充分理解和赞同。现在，他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跨进了莫利哀路２９号宋庆龄住宅的大门。
　　一见宋庆龄，潘汉年当即呈交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写给她的亲笔信。
　　毛泽东与宋庆龄，早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便开始相识。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其观点、见解相同，彼此引以为同志。两年之后，１９２６年１月，毛泽东与宋庆龄又一起出席了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共同谴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妇女工作；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协助汪精卫主持宣传部工作。１９２７年春夏之交，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一起在武汉国民政府内任职，又一起与蒋、汪的叛变行径作坚决的斗争。此后，他们便天各一方，联系极少。现在时过境迁，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正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宋庆龄则在白区同情关注着毛泽东和中共的事业，为全国的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奔走呼号。
　　宋庆龄从潘汉年手中接过毛泽东的亲笔信，便一字一句认真拜读：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１９２７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这封数百字的信函，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宋庆龄是何等的信任和敬重！毛泽东在信中两次提及潘汉年，希望宋庆龄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但两人如何“商酌”，至今尚未发现有关史料。不过从以后的活动看，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宋庆龄是表示完全拥护的，并且把毛的嘱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她不仅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西安事变之际亲自安排潘汉年赴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还与后来的“八办”经常保持联系，互相通报情况，成了潘汉年白区工作的主要对象和有力支持者。
　　再说潘汉年拜访宋庆龄，为毛泽东传递信函之后，又秘密约见了时在沪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救国会领袖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向他们转呈了毛泽东写给他们的亲笔信。信中对他们不久前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再次给予充分肯定：“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毛泽东坦率地向他们说明：“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毛泽东对章、沈、陶、邹等人肝胆相照，潘汉年又敬长尊贤，善于统战，使得救国会的这些精英人物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此后，他们更加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交谈联系的同时，潘汉年的心里，一直惦记着病中的鲁迅。还在１９３６年春末夏初，即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赴苏的同志那里得到鲁迅病重的消息，请求季米特洛夫出面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于是，“我们派了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委托他代表我们邀请鲁迅偕同全家赴苏，并担负起组织这次旅行的责任。潘汉年是能够完成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的。潘汉年为他们启程赴苏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遗憾的很，鲁迅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
　　这是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所做的事情。这次返沪，潘汉年听说鲁迅病情恶化，甚为焦急。他经常与冯雪峰等一起讨论鲁迅的治疗方案，１０月１８日晚上，潘汉年与冯雪峰商定，于第二天请宋庆龄出面聘请名医来为鲁迅诊治。不料第二天早晨５点多钟，冯雪峰接到周建人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他赶到鲁迅家，鲁迅却于半个小时前猝然谢世了。冯雪峰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潘汉年，由潘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一面发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面对悼念鲁迅的活动作了相当具体的布置。几天来，潘汉年与冯雪峰、胡愈之等频频开会，讨论研究了中央的指示。在潘汉年等协调下，由救国会主持，举行了３天群众性的悼念活动，组织了１万多群众前去瞻仰遗容。上海青年学生、工人、作家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为鲁迅送葬。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哀乐声，悲壮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要努力民族解放斗争！”庄严的送葬队伍足足排成二里多长，成为１９３６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等都参加了这次送葬仪式，并在墓前作了简短悲昂的演说，号召人们继承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任务，像鲁迅那样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至死不屈。潘汉年因工作关系，不便参加送葬仪式。但这次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却是他亲自参予策划和具体指导的。
　　一月之后，正当救国会这些精英人物奔走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积极推进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深夜，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量才等七领袖，制造了“救国有罪”的“七君子冤狱”。可笑的是，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居然拿出潘汉年传递的那封毛泽东写给章乃器等４人的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而那次组织声势浩大的悼念鲁迅的活动，当然又成了“救国会”“破坏”治安秩序，攻击当局的“罪行”之一了。
　　此后，在长达８个月之久的营救活动中，潘汉年经常与宋庆龄保持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探狱”，看望“七君子”，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们表示慰问，与“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磋商营救办法。“七君子”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潘汉年又同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一起看望沈钧儒。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潘汉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所结成的这种“心心相印”的关系，为中共和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为全民族的合作抗日并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接送王稼祥

　　１９３７年新春刚过，上海办事处接到了中共中央来电，指示潘汉年接待从陕北来沪的王稼祥和贺诚两同志，并安排他们由上海乘船赴苏。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安徽省泾县人，大革命初期赴苏，先后求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０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日报》和《实话报》总编辑，这年秋天，潘汉年从“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任上调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开始接受王稼祥指导。１９３１年４月王赴中央苏区，潘则留上海并调往中央特科工作。１９３３年夏，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王稼祥不幸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为掩护身后的战友，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腹。当时虽经全力抢救，但受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限制，未能治愈。后来由于伤口化脓，只好住院治疗。因此在苏区时两人几乎没有接触。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血流脓，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那时，他与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因身体的原因，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总政治部与干部休养连相距很近，潘汉年常去那儿见毛泽东，也向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潘、王之间在这段时间接触颇多。遵义会议后，潘离开长征队伍赴苏，王则继续北上。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身体一直未能康复，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有关情况。
　　这无疑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也出于对自己老首长、老领导安全所承担的责任感，潘汉年接到中央电文后，立即与副主任冯雪峰做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潘汉年将掩护王稼祥、贺诚在沪暂住的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文和郑育之夫妇。还亲自挑选好汾阳路６４弄５号一幢三层洋房作王、贺的住处。这幢房子前靠汾阳路，后临复兴西路，万一发生意外，可以掩护他们安全撤退。为了防止意外，潘汉年吩咐郑育之，让她在洋行工作的二姐郑玉颜作租房保人，并且叮嘱周文夫妇说：“你们俩掩护王稼样等同志的任务是艰巨的，家中不能存放任何文件及禁书。如果敌人从前门来，就让王稼祥同志从后门撤；如果从后门来，就从前门撤。前后门一起来，撤不了，就由你（指郑育之）缠着敌人，周文带着他们从晒台上撤到邻居家，从邻居家往外撤。平时要做好邻居和娘姨的工作。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少出门，少接触外人，要保证不发生意外。”
　　潘汉年的安排，可谓是万无一失了。
　　郑育之是潘汉年在上海办事处任主任期间所培养的一名妇女情报干部。回忆起潘汉年对她的教诲，郑育之无限深情地说：“漫长的岁月消逝难返，但潘汉年同志的形象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那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１日，潘汉年刚到上海的事。这一天，中共驻沪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通知郑育之说：“今晚穿得时髦点，带你去见一个人。”于是，郑育之回到娘家，借了姐姐们穿的时髦衣裳，穿起高跟鞋，跟冯雪峰坐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新开张的新亚饭馆。郑育之过去在工人、学生中工作，平时只穿蓝布衣服、平底鞋，现在穿着高跟鞋，十分不习惯，一进门，她就连忙坐下，脱了鞋子，光着脚休息。郑育之以生动的笔墨，叙述了她与潘汉年之间的第一次见面：“这时，我看到一位带眼镜，脸上有些麻点的人，正严肃地注视着我。我感到不好意思，对他点头笑笑，原来他就是潘汉年同志。雪峰同志简单地作了介绍，并嘱我以后叫他严先生，又向潘说明我是他们的内部交通。接着他们俩谈起工作，谈得差不多了，潘指着我对冯说：‘花些钱叫她到旧货店买件秋大衣，打扮打扮。其实，东西很便宜，花上二三十元就可以从头到脚都换新了。我这套西装才二十元，加上皮鞋、衬衣等等，只不过三十元，是很便宜啊！’随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以后你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给我，并注意是否有人盯梢！’我听了这些话，不知如何回答。他没有一字一句的批评，只是指出我的装扮和行动与环境不相称，教育我作为一个党的机密工作者，要象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什么脚色就得深入角色，演得逼真，否则会影响党的事业。他的这些教导使我感到作为中央派来上海开展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交通员，责任重大，绝不能损害他们的安全。”
　　打这以后，郑育之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并且下功夫练穿高跟鞋。当然，穿着打扮与秘密工作的全套功夫还有很大距离，在这方面，曾是特科主干的潘汉年，无愧为郑育之的最好的老师和榜样了。郑对潘汉年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写下了另外一件令她难忘的事：
　　“到新亚去了几次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雪峰同志要我把一封信送到南京路山西路二百号南京饭店交给汉年同志。旅馆服务员，当时叫茶房的，引我进了他的住房。他见到我像个很久没有见面的老熟人一样，热情接待，一面叫茶房沏茶，一面要菜谱，点菜请我吃饭，而且当着茶房，夸奖这里的‘狮子头’是特色名菜，比全市其他饭店都好，一定请我尝尝。茶房听了，高高兴兴地退出去了。这时他沉默起来，拆信细看，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态与刚才轻松、潇洒的举止，判若两人。我感到他是多么熟悉当时上海社会上爱夸爱捧的风气，又是多么熟练地掌握上海社交中的一套礼节啊。信看完了，茶房进来摆饭桌，一下摆了四五道菜，显得很阔气。饭菜摆好，潘对茶房说：‘现在没事了，有事我会叫你。’茶房退出关上门，他又去上了锁，才对我说：‘你好好吃罢。’于是他一面吃饭，一面在饭桌上摊开纸写回信。这时我才明白他请我吃那么丰盛的饭菜，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写回信。信写好后，封起来交给我，我立即放在提包里，就想告辞。他笑着说：‘你应该陪着我吃完饭啊！’我只好傻笑，寻思自己太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了。从外表看，这顿饭是为我安排的，岂能半席而退，这不是给茶房一份思索的资料吗？如果认为我是翻脸而去的，那么以后怎能再来？如果认为我是个‘白相人’，又怎能不伺候主顾把饭吃完？不管怎样，反正不能半席而退。当时上海各个旅馆都潜伏着反动派的暗探，有些茶房就是暗探的耳目，甚至本身就是暗探。这些，我都欠考虑，经他提醒，我安心坐下陪他吃饭。他边吃边和我聊天，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和父母姐妹的政治态度、职业等等。这又使我纳闷，过去的领导人从不过问我家庭情况，为什么他要这样寻根究底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从工作出发，为了必要时派用场的。他慢慢把饭吃完，通知茶房撤走餐具，才对我说：‘你可以走了。’
　　正是在潘汉年言教身传之下，郑育之很快掌握了党的秘密工作的方法，她为潘汉年与冯雪峰之间传递信件，没有发生过一次差错。现在，潘汉年又把保卫王稼祥、贺诚的任务交给了她和她的丈夫周文，并让郑育之的姐姐充当租房保人，更增加了住房的安全系数。
　　由于事先作了妥善安排，王稼祥和贺诚抵沪后，就被接到汾阳路６４弄５号。他们在这里住下后，潘汉年、冯雪峰常来看望他们，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切。大家回顾过去的战斗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上海滩上文坛轶事、长征途中的艰难历程，古今中外的政治笑话，中国抗战的严峻局势，国共合作的发展希望，都在他们畅谈之列。有一次，当他们谈到在郑育之家里清理文件时发现了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大家决定将其转移珍藏起来。几天后，潘汉年带着照相机，将信件、诗稿逐页拍照，再将原稿交给冯雪峰转移到另一个地下党员谢旦如家里，使烈士的文墨得以保存下来。郑育之夫妇完成了潘汉年交给他们的任务，使王稼样、贺诚两人在上海安全住了４个月之久。是年６月，他们乘上了苏联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除安全接送王稼祥、贺诚之外，潘汉年在任沪办主任期间，还接待了其他一些同志。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郭于７月２７日到达上海，可一上岸，就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第三天，当潘汉年知道后，立即将他从沧州饭店搬到了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一家捷克人开的公寓里，并将此事报告了中央。考虑到郭沫若的安全，也为应付接待来往的客人，潘汉年让夏衍当他政治上的助手，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照顾郭的生活方面的事。
　　“八·一三”事变后，潘汉年接待了从陕北来沪担任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张爱萍，很快使张与江苏省委直接接上了关系。同年夏天，潘汉年接待了奉命前往四川做川军首领刘湘等人统战工作的李一氓，向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

中国饭店的秘密会面
　　在秘密送走王稼祥、贺诚北上赴苏之后，１９３７年６月，潘汉年又迎来了从陕北南下上海的另一位贵客。他，就是三十年代初在江苏省委与潘共过事的刘晓。
　　刘晓早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在浦东奉贤等地领导农民武装暴动。１９３１年春，当潘汉年奉调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刘晓则为省委秘书长，不久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而刘则与中央特科经常保持联系。在这期间，他们共同与党内分裂分子作斗争，共同反对王明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１９３３年春，他们又先后到达中央苏区，并在长征途中分手。这次中央派刘晓到上海，与潘汉年、冯雪峰会合，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
　　上海地下党组织自临时中央撤离后，特别是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０月和１９３５年２月三次遭到大破坏后，几乎已经名存实亡。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潘汉年就任上海办事处主任伊始，即与冯雪峰相商，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把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提到了办事处的议事日程上来。由于分工不同，潘汉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国民党谈判和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上；而冯雪峰则主要负责临委的工作。
　　刘晓一到上海，即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协商此事。根据中央指示，在冯雪峰领导的临委工作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核心。这三人团中有刘晓、冯雪峰，潘汉年因工作关系未加入三人团。但对三人团的活动仍随时过问，而且与刘、冯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如上文提及的郑育之，就是负责潘、冯之间联系的通讯人员；而潘汉年与刘晓之间的联系，虽然也有专人负责，但主要还是通过各个特定的地点和场合进行。有时，他们相约于茶馆、咖啡馆，有时则在旅馆、饭馆、酒家，有时甚至在剧院里、游艇中。而位于南京西路的中国饭店，则是他们经常秘密会面的一个场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畔挑起战端，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卢沟桥畔的枪声，震惊了中华民族，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壮丽序幕。
　　正是这一天，因南京方面的电邀，周恩来偕同博古、林伯渠从陕北经西安到达上海，准备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第二天，７月８日，由潘汉年安排，周恩来一行在中国饭店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对这次中国饭店的秘密会见，刘晓在《我所知道的潘汉年》一文中，作了如下的回忆：“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导“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
　　张毅是刘晓的夫人。由夫人亲自放哨，足见党的地下工作的艰难程度。不过，刘晓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记错了一个情节。即７月８日，周恩来在中国饭店会见他与潘汉年时，是在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之前，而不是在谈判之后，因为周恩来是在７月１３日离开上海前往庐山的，至８月２１日，才从南京返回陕北，而这时，就不存在晚报上登载庐事的新闻消息了。
　　至于周恩来同潘汉年和刘晓的谈话内容，刘晓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记述。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周恩来指出，我们要扩大党的政策的影响，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既是合法也是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呼隆地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都暴露了。周恩来最后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周恩来的这些话，特别是着重提出的这三点要求，正是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最关键的三项工作任务。潘汉年与刘晓、冯雪峰等一起，从当时上海的实际出发，将这三方面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上海地下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终于发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势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拖延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国共两党谈判终于有了急转直下的改变：８月２２日，南京政府发布了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为适应上海对敌斗争的需要，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旋即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开展公开的对外活动。这时，办事处的机关也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移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２１号。
　　“八办”成立之初，由李克农任主任，刘少文任秘书长。９月间，李克农调往南京办事处工作，潘汉年接任“八办”主任，刘少文仍任秘书长。除主任和秘书长之外，工作人员先后有向枫、孟进、柴子良、吴近芳、张纪恩、王维新等，他们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将“八办”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与刘晓决定把党的重建与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使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基础在广泛的群众救亡活动中不断扩大。７月中旬，首先在三人团下设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和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工委”由书记林枫和委员吴仲超、马纯古３人组成，领导各产业部门的秘密党团和支部；“群委”由王尧山任书记，沙文汉、王翰、王洞若、陈修良、彭柏山为委员，主要联系职业、文化、教育、学生、妇女界支部干事会和各界救国会秘密党团，加强对各界群众救亡团体的领导。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八办”与上海地下党在组织上属两个系统，在具体工作中前者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后者则完全处于隐蔽状态。于是，依靠了“八办”与“群委”，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健康地发展，而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在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抗战初期，上海幸存下来的正式党员不过数十人。但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后，经与国民党谈判交涉，使大多数关押的同志获释。许多同志出狱后，首先找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经过“八办”的审查，然后按需要分配，一部分转给刘晓，使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大为增强；还有一些同志则被送去延安或内地领导革命斗争。如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就是他通过与张冲的交涉，由张的秘书作保被释放的。后潘梓年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放弃了到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与章汉夫等负责创办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并担任该报的社长。
　　正是经过潘汉年、刘晓等共同努力，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正式成立。刘晓任书记，潘汉年任副书记，旋即由刘长胜继之，潘专任“八办”主任。委员为王尧山、沙文汉、张爱萍、刘宁一等。不久，又先后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人运动、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教育界运动、文化界运动委员会，以及妇女工作、难民工作、近郊区工作、情报工作委员会，开辟了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新局面。
　　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党和上海各界群众的密切联系，促进和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日后上海革命斗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潘汉年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已载入了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救亡日报》的开张
　　根据７月８日周恩来关于“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潘汉年与刘晓等决定将原有的救国会及其所属文化界各团体，扩大改组为救亡协会。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在潘汉年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潘汉年与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张志让等８３人被推选为理事。以“文协”的成立为起点，各界救亡团体如“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银联”（上海银钱业工余联谊会）、“华联”（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海员同人俱乐部”等相继成立。群众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为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潘汉年利用“八办”主任的合法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救亡日报》的开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协”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即通过该会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汪光焕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出版《救亡日报》，但上海市党部始而拒绝，继而提出国共合作。对于国共合作，潘汉年表示同意，并就此事与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
　　潘公展此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亲信人物，国民党Ｃ·Ｃ系骨干分子。抗战初期，潘公展担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主管文化工作。因此，上海市“文协”成立时，潘也为８３位理事之一。
　　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地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之前，着重考虑了该报的人事安排，他与夏衍等商量后，决定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并将这一打算向郭沫若交了底。
　　８月上旬，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一同前往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按照夏衍的说法，这是１０年来国共两党在上海这个地方“第一次公开对话”。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尽管潘公展对郭沫若的政治倾向了如指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讨蒋檄文，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没有看过。因此，当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上海文化界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的时候，潘公展还指使一些流氓特务前往捣乱。但此时，潘公展也看到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而郭沫若任社长，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因而他想先发制人，提出由郭沫若任社长。接着，潘公展提出，既然是国共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知道潘公展的用意，为了避免报社的领导权为国民党所掌握，便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汉年这一意见合情合理，潘公展只好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派往《救亡日报》的有樊仲云、汪馥泉、周寒梅等人。樊与夏衍相识，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经验的反共分子。因此，他对报纸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任务。由于樊对抗战缺乏信心，此后追随汪精卫，落水当了汉奸。汪馥泉则是夏衍的中学同学，此人没有多少政治见解，但每天来办公，“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车票，要求给他点香烟和茶叶等等”，夏衍他们都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于周寒梅，夏衍称他是一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夏衍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肯定会赔本等等，对夏衍他们进行威胁。但夏衍他们并不气馁，因为报社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使报纸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样，《救亡日报》也就成了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成了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舆论喉舌。该报的编辑、撰稿人是当时云集沪上的文化、教育、新闻、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增强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力，深受群众的欢迎。
　　当然，《救亡日报》毕竟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该报的始作俑者及其两党的主要牵线人，潘汉年与潘公展，都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国共二潘，竞相宣传”，不料事隔２０年之后，当潘汉年被打成“内奸”、“反革命”时，有人居然揭发共产党的潘汉年与国民党的潘公展一唱一和，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真是冤哉！枉哉！
　　除《救亡日报》之外，潘汉年还经常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以及《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抵抗》、《读书》、《朋友》等抗日救亡的报刊发生联系，指导工作。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据有的学者统计，从１９３７年８月底至１１月，潘汉年至少发表了２４篇文章，平均每３天写一篇。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是全国民众当时最高的利益所在，是全国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国民党不同，国民党虽然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实行了由不抵抗主义到比较努力抗战的转变，在抗战初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战态度，但出于一党一派的私刊，从保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作了种种限制，甚至解散群众的抗日团体、解除群众的抗日武装，压制日益高涨的群众抗日怒涛，主张由国民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对此，潘汉年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众的解放战争”，认为“民众的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依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潘汉年认为，我们与敌人相比，在经济、交通、军事设备等方面，无可讳言是落后的，“然而我们有全民族的民众力量，只要去发动他们，组织他们，信任他们，敌人的优良武器将失去其效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抗战以来，政治动员的基点未能确立，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未能解决，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对于动员群众的领导方针，依然停留在消极方面”，“惟恐农工组织发展，不易控制”的观点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尊重民意，“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没有重视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政治领导”，没有采取“保障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实施办法”，加之贪官污吏的“搜刮、剥削、敲诈……”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阻止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那么，如何才能发动全国民众投身到“全面抗战”中去呢？怎样才能称得上是“全面抗战”呢？潘汉年认为除实行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之外，还有下述各项：一是“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三是“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四是实行“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五是“对日绝交，确立自动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六是“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潘汉年指出，只有实现上述各项，方能称为“全面抗战”，方能“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共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精神实质。对于上海各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章，还敏锐地涉及了当时有关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针对抗战初期，群众需要认清形势，认识全面抗战的必要性和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等问题，潘汉年在《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民族面对日本疯狂的侵华战争，已“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正展开举国一致抗日救国，进行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来回答日寇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潘汉年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全国不分党派，集中国力，铲除汉奸，在坚决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下，全面的展开‘给打击者以打击’的抗战”，以中华民族坚强的“抗日意识”和英勇的“抗日战意”，“更加巩固的团结，动员组织全国的力量，以‘牺牲到底’的决心”，在全世界面前，“表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些言论，帮助群众认识到全面抗战的必要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针对抗战初期一些人所存在的“唯武力的抗战观”，潘汉年在《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说明唯武力论是没有根据的，完全应该加以纠正。“自然，我们不否认武力的重要，我们没有武力就根本谈不上抗战”，“可是我们的抗战，并不要等到飞机大炮的数量超过敌人的或与敌人相等的时候才发动，也不要把全部抗战的责任摆在军队的肩膀上”。“因为我们的抗战力量，除了飞机大炮外，还有将士的敌忾同仇心来运用胜算的战术与战略，除了军队，还有无数的民众，但是唯武器论者看不见这些，看不见那蕴藏着的伟大力量。”潘汉年以抗战的实绩为例，证明敌人炮火并不足怕，“因为敌人师出无名，兵不愿战，虽有优越的武器，决不能抵挡我迎弹抗战的雄师”。
　　８月下旬，当抗战获得小胜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轻敌的思潮。潘汉年即著文指出：“我们目前在军事上看，虽然抵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决不能轻敌。我们唯一的力量，只有持久抗战的决心，因此不能不积极地广泛地开展民众运动，和军事行动配合起来。”潘汉年认为，对抗战的整个形势要作冷静的分析，虽然“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１０月间，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主要讨论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当局寄希望于英美等西方列强，幻想利用这次会议“对暴日有一手严厉的制裁”，以结束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此，潘汉年发表了《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艰苦的任务》等文章，警告那些“热望九国公约会议的同胞们”，不要被那种“似云似雾”的“停战妥协”的“不良空气”所迷惑，要“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要认识到“这次抗战，是我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战胜残暴的侵略者，便是侵略者消灭了我们，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绝对不可抱任何幻想，“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既坚持了爱憎分明的原则立场，又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对敌人，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卖国贼，潘汉年将笔作为匕首和投枪，对其进行无情鞭挞和严厉谴责。在《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一文中，潘汉年指出，“二十六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与侵略，难道还不明显的表现出穷凶极恶的对于中华民族的领土掠夺破坏行政主权的完整、并吞全中国的毒计吗？”在其他文章里，潘汉年常常用“暴日”、“日寇”、“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野蛮残暴的军事侵略”、“狼心狗肺的汉奸卖国贼”、“罪当处死的汉奸”等字眼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对友军、对蒋介石政府，则提出善意的批评建议，如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以正面阐述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来否认国民党的片面路线；以建议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动员，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等来批评国民党包办抗日和包而不办的错误做法；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提出的一些正确口号，多次引用于文章之中，表示拥护；对于广大民众，则给予恳切的宣传教育，促其觉悟，引导他们投身于民族战争，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对于自己的军队——抗战中的八路军，潘汉年则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他在《良友画报》第１３１期上发表了《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介绍了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潘汉年指出，“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潘汉年总结了八路军的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他们还“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形成了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采取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和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这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
　　潘汉年对八路军的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援助。当时，他以“八办”主任的身份，不仅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帮助，向上海各界募集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甚至把工作做到了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抗战后，杜月笙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潘汉年以“八办”主任的名义，致函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价值１．６万元的１０００具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将士使用。会后，主席团通过后援会下属的技术委员会和慰劳委员会共同承办此事，具体落实。
　　正是在两办主任期间，潘汉年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把宣传教育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和对国民的团结争取工作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不仅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地，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而且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撤离“孤岛”
　　正当潘汉年为国共合作奔波，为民族抗战呐喊，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之际，淞沪战场战局迅速发生逆转。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使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８日晚，松江陷入敌手，三天之后，１１月１１日午夜，浦东和南市守军奉命撤退。１２日，上海市除租界外全部沦陷。
　　被时人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包括北自苏州河，南至肇嘉浜，东临黄浦江，西靠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法租界和大部分公共租界地区。尽管日本侵略者对此地早已垂涎三尺，但碍于当时日本政府尚未向英美法各国宣战，暂时还不便贸然进兵。由于上述地区的四周，已全部落入敌人的魔爪，租界成了一座“孤岛”。直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公开向英美等国宣战，租界才被日军占领，“孤岛也一并成为沦陷区了”。早在上海沦陷之前，潘汉年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就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经潘汉年及八路军办事处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曾经作了如下的叙述：“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还有两位救国会的朋友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因此，我也补了一句：‘郭沫若是日本回来的，目标也不小。’刘少文拿来了前一天的《新闻报》查了一下到香港的客轮班期。从上海去香港的船，几乎每天都有，为了保险一点，觉得法国邮船公司的‘皇后号’比较适当，这是条三万吨的豪华客轮，定于２７日启航。于是汉年立刻就决定赶快去订船票，让韬奋、沫若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先走。接着，汉年对沙千里和胡子婴说，救国会方面要撤退的人，请你们两位和愈之商量，先决定名单，然后分批撤退。沙千里站起身来了，胡子婴忽然想起似的说，还有一位马老先生、马相伯，前几天我去看过他，他说已经决定经广西去安南，要我顺便告诉你。他们走了之后，我把和潘公展的谈话及我们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汉年说：‘沫若得先走，但让他一个人去香港也不好，你们的先遣队（指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也赶快走吧。年轻人，坐小一点船也不要紧。’我问：‘你们这个办事处还能……’，他笑了：‘当然办不下去了，不过我们可以名亡实存，今后由少文负责。’刘少文接着说：‘这个地方当然不行了，他走后，我们就撤离。’我问汉年：‘我什么时候走？’他说：‘等上面决定了，我打电话告诉你。’”
　　对于在沪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撤离一事，中共中央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立即将电文送到宋庆龄那里。后因宋庆龄尚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时无法离开。１１月１２日，即上海沦陷的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及时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
　　夏衍上述回忆中的那次会议，就是潘汉年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步骤。随后，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文，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１２月２３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相继撤退之后，潘汉年才松了一口气。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潘汉年事先让人给夏衍送去一张开往香港的船票。这艘“凡提伯爵号”的法国邮船，停泊于公和祥码头，等到夏衍上了船，驶出吴淞口之后，才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把安全让给了他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他的战友夏衍。夏衍对潘汉年的这种安排也表示感激，这对战友加兄弟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撤离了“孤岛”。
　　两人抵达香港后，先去拜访了当时在港的廖承志。廖向他们转述了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周恩来要他们到港之后，一定要争取《救亡日报》在穗公开出版。但必须注意社内的党组织不和当地的党组织，即中共广东省委发生联系，暂时不吸收新党员，有事即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向廖承志、潘汉年请示。周恩来还明确指示夏衍仍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用此合法身份和当时从欧美回国途经广州的中共党员及爱国人士取得联系。这样，夏衍旋即奉命离港赴穗复刊《救亡日报》，潘汉年在香港稍事安顿之后，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初赴汉，向中共长江局汇报前一阶段他在上海所进行的各方面工作，并听取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中共长江局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他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还打算派潘汉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做郭沫若的助手，遭到Ｃ·Ｃ系骨干、时任该部秘书长张厉生的反对，张以潘“色彩太红”拒绝了这样的安排。１个月之后，潘汉年奉命从武汉返回香港。
　　就在这时，党中央决定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并指定廖承志、潘汉年为办事处的负责人。
　　于是，潘汉年协助廖承志，再次挑起了类似上海“八办”主任的担子。
　　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就设在香港著名的皇后大道１８号，为了安全起见，对外挂上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批发生意作掩护。
　　皇后大道１８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海内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捐助。据潘汉年回忆，当时广大华侨之中，“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抗战以还，年余有兹”，“是以捐款成绩，值数千万元”。这批捐助的款项及有关物资，包括药品、医疗器械、救护车等，都在廖承志与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下，由办事处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共同协作，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抗日根据地，送往艰苦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健儿那里。
　　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比较融洽，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是老同盟会会员、首批中华革命党党员之一的吴铁城。此人在国民党内素有“铁老”之称，他从追随孙中山到追随蒋介石，成了反袁（世凯）、反赤活动中的风云人物。抗战爆发之初，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潮裹挟下，他对中共人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１９３８年４月，经夏衍等建议，潘汉年和廖承志赴穗拜访了吴“铁老”。吴设宴公开招待，并利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吴的用意是想利用中共及其进步人士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塑造自己热心抗日事业的形象。但潘汉年与廖承志的用意，则是通过吴铁城的合作，使驻港办事处更好地履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推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果然，在潘汉年和廖承志拜访吴铁城之后不久，广东军方实力派人士余汉谋也派人前来联络。此事由余部负责政工的谌小岑出面，通过左翼文化人士左恭找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为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从团结、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潘汉年与廖承志不但亲自登门拜访了余汉谋，还拜访了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谌小岑和曾养甫都是Ｃ．Ｃ系中当时参与国共合作谈判的国民党方面的牵线人，也是潘汉年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这几次会见，在香港和广州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
潘
潘进武
#8
2011-07-11 13:21
萧叔安——百乐门饭店的来客
　　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儿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他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潘汉年不是早就撤离了孤岛，为何又突然返回，而且住进了如此豪华的饭店？
　　事情还得追溯到１９３８年下半年。这年８月间，潘汉年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开幕至１１月６日闭幕，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除大会主席团１２人之外，有中央委员及各方面的负责干部５６人，是“六大”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潘汉年不是中央委员，是以地区负责干部的身份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先后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的专题讲话，阐明了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政策，确立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方针，会议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是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所犯的右倾错误，并作出了相应的措施，撤销了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南方局管辖东南、西南各省，并兼管江西和上海。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潘汉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由于会议确定把敌后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又堪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另一方面，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为他把握自己，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１９３９年２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于同年１０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心情十分舒畅，除出席中央会议之外，延安的群众性活动，他都乐意地去参加。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０日，潘汉年应邀出席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要求青年记者认真宣传抗日将士的英勇战斗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
　　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有关人士参加座谈会，潘汉年到会并作了发言。
　　３月１５日，潘汉年又出席了《新中华报》召开的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发表了意见。３月１８日，潘汉年出席了延安举行的各界人士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１１人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并主持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３月２２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延安，同他两年之前第一次陕北之行途经此地时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战圣地”了。一批批热血青年，一群群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求抗日救国的真谛，纷纷来到这里。在他们中间，有位名叫董慧的姑娘，由于她的出现，使潘汉年与许玉文之间早就形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终于圈上了句号。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１９１８年生于香港。她的父亲董仲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时任香港商会会长，是港沪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家庭的薰陶，使董慧从小就树立了报效祖国的志愿。１９３７年，她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报考大学。时值“七·七”事变爆发，她随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但是，抗日爱国的激情，使她毅然放弃在西安求学的机会，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经过考试，她被录取、分配到延安的抗日大学。１９３８年１月，这位富商巨贾的千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２０岁。同年７月，董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再说潘汉年到延安后，曾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董慧是一个最认真的学生。１９３９年春中共中央社会部酝酿成立之际，受组织的委托，董慧与刘人寿、黄景荷等人参加了由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干部训练班。潘汉年担任了主要的授课任务，他那深入浅出的演讲，生动幽默的话语，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斗争经历，深深地打动了董慧。潘汉年，就这样在这位比自己大１２岁的女孩的心灵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们俩最后也由师生关系而转为恋爱关系，并结为终身伴侣，真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１９３９年９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而当时延安又缺乏治疗条件，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临行之前，康生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根据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决定是否留在香港搞情报工作。带着治疗眼疾和组织上交代的双重任务，潘汉年离开延安经西安先到了重庆。他在重庆中共办事处附近的上大梁子青年会旅馆住下后，便约见了中社部派出的中共情报人员刘人寿、黄景荷。刘、黄两人是在２月初到达重庆的，按照组织上决定，他们是准备到上海去做情报工作的。在离开延安之前，潘汉年指示他们在敌占区要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要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因此，如有机会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就要学好，并嘱咐他们到重庆后不同重庆公开机关或地方党发生关系，只与香港、上海潘所领导的机构用邮政联系。刘、黄两人向潘汉年汇报了在重庆已经人介绍，准备去国民党海军民权舰学报务的情况，潘向他们交代了今后的工作，要他们学成后即赴港联系。
　　在渝期间，潘汉年看望了他的堂兄、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看望了另一个堂兄潘菽，潘氏三兄弟相聚于山城，互诉别后生活，“谈笑甚欢”。此外，潘汉年还在青年会的旅馆里会见了该社编辑部的章汉夫、许涤新，许对这次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那次会面，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潘汉年在重庆活动了几天之后，便通过老情报关系的梅龚彬找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谈判对手张冲，托他搞了一张机票，便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此次来港的任务。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
　　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对潘汉年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他以中社部副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当时，潘在香港所掌握的情报网的活动基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由李少石负责，包括连贯、柯麟、徐明诚等。由于李少石等与国民党上层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是获取战略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它的前身是东北义勇军驻沪联合办事处，由董麟阁主持，直接受东北抗联李杜将军领导。该处分别在天津、重庆、香港设有电台，潘汉年对此极为重视，到港后，“相互往来更加频繁”，潘经常亲临指导。三是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生负责。主要的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他们在帮助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时定期与上述两个情报点进行横向联系。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即将上述三处情报点纳入了华南情报局；接着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担任情报局的内勤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张是湖南桃源县人，“八·七”会议后由郭亮介绍入党，是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好党员，人称“老太爷”。他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后不久，又新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一班子成立伊始，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慧也在这时候加入。董在马列学院结束学业后，中社部即派她到香港，利用她良好的社会关系，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竹坚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潘部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他的活动范围也由香港而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潘汉年也成了中共党内闻名中外的杰出的“情报专家”。
　　为了进一步扩展情报队伍，扩大情报工作的活动范围，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潘汉年在加强香港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１９３９年９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作为中共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总指挥，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与过去三十年代情报工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昔日的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以及上海的地方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军。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的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既要与友军合作和协调，在情报战线上贯彻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中共的根本利益。况且，情报战线绝对不同于真枪实弹的战场那么阵线分明，这里战线模糊、队伍混杂，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不仅需要那种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更需要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斗争的艺术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甚至比斗争的原则性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上海后，便化名为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顺便提及一事，３８年之后，１９７７年４月，当潘汉年含冤死于湖南长沙时，由于不能用真姓实名，他的妻子董慧居然用“萧叔安”的化名，为他树了一块墓碑，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潘汉年抵沪后，立即通过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第第斯。”潘的密友、当代著名戏剧家于伶对此有过下述一段回忆：１９３９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Ｋ电话，约我到“ＤＤＳ”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而。
　　有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重返上海情报战线的潘汉年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即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为骨干，设立了几处活动据点，并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及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两处建立了秘密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包括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从延安派来，且十分可靠，如贝勒路秘密电台的译电员侯德华，是山西人，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工作踏实、生活艰苦，在上海无亲无故，又不会讲上海话。他的工作的机要性和他本身的性格特点，使他同外界很少有接触，因而增加了电台的安全系数，他本人即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９年在这个秘密电台工作长达１０年之久。潘汉年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潘同刘晓的联系，除通过于伶传递信息外，还专门将成都路修德新村陈永箴家作为联络点，陈的组织关系属刘，为刘传送文件的还有李宝球，而为潘传递文件的则是黄景荷。
　　潘部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富有极强的战斗力。他们之中从事内部工作，如译电、报务、财会、交通等的人员主要来自延安，如上述的侯德华。董慧到上海后，即利用她父亲所开设的道亨银号（后改为银行）上海分行职员的身份，负责潘部的财务。另外，潘的情报人员中也包括从原来情报系统调来的同志。
　　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潘汉年以自己的大智大勇，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渗透日特“岩井机关”
　　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用，这是潘汉年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到上海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把眼光瞄准了一个特殊人物：袁殊。
　　袁殊是湖北圻春人，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早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发表过不少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品。作为同路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报行列。自此开始，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１９３３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期间，袁又利用日本友人的关系，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成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谍报人员了。
　　１９３５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１９３７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１９３９年初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袁殊正好赴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当他获悉潘也在香港后，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向潘汇报情况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及他目前的真实处境。原来，１９３９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７６号”时，不慎被抓获，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亲自审问。当袁殊供出与岩井英一关系时，李即与岩井取得联系，由岩井出面保释。
　　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的高级特务头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上是岩井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岩井与袁殊早有往来，这次袁被保释后，便加入了岩井特务机关，成为其中一名正式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按时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说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处境。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潘汉年没有对袁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而在事后又继续信任他，这一方面表现了潘汉年对情报工作的自负和为人的厚道；但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太重感情的性格。难怪他的老战友，与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当时就劝他不要用袁，事后还惋惜地说：“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不过，就是像袁殊这样的人，正是在潘汉年的争取引导之下，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了不少工作。有学者认为，潘汉年利用袁殊这件事，得失相比较，得是了不起的，而“失”却被人为地抓住不放，进而冠之于“内奸”，真是冤枉至极！至于袁殊，自从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所谓“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１９５４年军委审干时对他所作的结论比较准确，结论认为袁在１９３５年被军统逮捕后自首属于严重政治错误，指出袁后来为中共情报机关服务，应充分给予肯定。１９５５年４月，袁因潘案而牵连入狱、１９８２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这是后话。
　　袁殊把事情讲完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潘汉年：“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袁殊的问话，无疑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袁要从潘的口中套出真情，潘则镇定应付，他淡淡地回答：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集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听了潘汉年的话，袁殊得到了满足。因为袁深知投身于岩井机关将意味着什么？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泯灭良知，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的汉奸分子。他是在岩井保释之下进入日特机关的，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他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共情报机构的他，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谅解，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潘汉年的话解除了他的疑虑，也为他指明了工作方向。于是，他进一步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潘汉年考虑到袁殊这条线索的特殊关系，他虽然知道与岩井见面的后果，更知道情报战线上的风险，但为了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他决定乘机打入“岩井机关”，深入虎穴，去和岩井周旋。因此他坦然地回答：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潘、袁百老汇大厦秘密会面之后，袁殊即将潘汉年的情况报告了岩井英一。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领导人，岩井自然特别有兴趣，他还答允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于是，“胡越明”之名，就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人花名册上。
　　时隔不久，潘汉年接到袁殊通知，要他在上海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和岩井会见。由于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情报内容。岩井也没有向潘汉年提出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十分客气地称潘汉年为“胡先生”，欢迎他同袁殊合作，做他们的朋友。随后，岩井又问了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问了他都认识哪些人，等等。潘汉年也一般性地讲了一点香港和重庆大后方的情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况，还谈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他们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２０００元，另外还要提供办刊的筹备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又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因此，该刊编辑也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这些情报均有分寸：不能太过，也不能没有价值，但以无损于中共的根本利益为准则。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１）１９３９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２）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３）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怪不得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１９８２年８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潘部一批情报人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并进驻上海租界。潘汉年通过袁殊，让岩井为他办了一张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证明文件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签发，说明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专门房间供潘汉年使用。潘汉年利用这些条件和刘人寿、董慧等人联系，指导工作。
　　香港沦陷后，局势十分紧张，潘汉年又通过“岩井机关”，取得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其中徐明诚、陈曼云、高志昂等撤到内地；张唯一、恽逸群、王却尘、何积、潘丽华、叶文津等撤至上海。恽逸群因有《二十世纪》的关系，到上海后就由潘汉年派往“岩井机关”，潘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党中央要求我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因此要设法钻入敌伪组织内部。我已跟袁殊讲过了，你就到他掌握的岩井公馆去。”后来，恽逸群就在“岩井机关”所属的上海编译社任社长，在日伪的报刊《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上发表“曲笔”文章进行宣传，继续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日特“岩井机关”里又多了一名中共的情报人员。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情报对手，为我所用。体现了他比对手的高明之处。他的成功和所创造的辉煌，实在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一大创举。

打入汪伪“特工总部”
　　几乎在潘汉年通过袁殊的关系，渗透到日特“岩井机关，积极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潘部的情报人员又打入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进而潘亲自出马，周旋于汉奸巨憝之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在汪伪情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手，正是使人谈虎色变的“７６号”魔穴的大魔头李士群。
　　对于李士群，潘汉年是比较了解的。他是浙江遂昌人。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就读于美术专科学校及上海大学，后曾赴苏留学。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搭上了关系。１９３２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机构逮捕，旋即投降，被任命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成了一名Ｃ．Ｃ系的特务分子。１９３３年春，当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派遣“红枪队”制裁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时，因涉嫌此案，李被逮捕，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受审。后经他的老婆、Ｃ．Ｃ系上海区情报员叶吉卿带了大量珠宝首饰赶到南京营救，上下使钱，左右贿赂，才使李获释。此后李一直郁郁不得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由南京逃至武汉。１９３８年夏秋之际潜赴香港，经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引荐，到上海投奔日本驻沪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要他为日本情报机关服务，他满口答允，并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７６号建立了一支武装的汉奸特工队。待到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李士群的“７６号”由日方撮合，被汪伪接收，成了汪伪汉奸集团“打天下”的工具，李士群因此也受到重用，先后担任了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政务次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但李士群投敌之后，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军统、中统形同水火，但暗中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中共方面，他也设法寻找关系。他的目的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李士群乃至周佛海等汉奸巨憨的共同心理状态。
　　李士群是一个朝三暮四之徒，“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基本的性格特征。有鉴于此，潘汉年在１９３９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与康生等中社部领导一起讨论过李的问题，认为有条件地与他建立某种联系，争取和利用他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１９３９年秋，当潘汉年到达香港后不久，李士群正通过关系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表示：他愿意和中共联系，并提供必要的情报。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将他的朋友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工作，由胡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
　　胡绣枫与他丈夫李剑华都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情报人员，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阵营中。李士群对胡的情况也很熟识，他要胡作为他与中共的联络人，是想取得中共的信任，并以此在日本人和汪精卫等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耐。不过此时胡夫妇俩正在大后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一时难以抽身。由于事关重大，上海地下党组织立即密电请示南方局。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此时正在南方局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的叶剑英，接到上述电报之后，立即与香港方面的廖承志、潘汉年等取得联系。并通报了李士群的动向，向他们征询派遣何人接替胡绣枫，做李士群的联络工作。经潘汉年推荐，上海的地下党员关露担当了此任。于是，中共南方局以叶剑英的署名电报，指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知关露速去香港接受任务。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是胡绣枫的姐姐。她早年因逃避家庭包办婚姻，毅然出走。１９２８年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多篇小说、诗歌。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旋即在女工中间开展宣传、组织活动。这期间，她还参与了“左联”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关露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现在，组织上又要她去接受新的任务，关露稍加准备，便乘船南下香港。
　　到达香港后，关露按约定去见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此时仍负责港澳侨胞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实际情报工作及对李士群的工作则由潘负责。因此，在廖承志向她转达南方局的指示后，潘汉年就对关露的具体任务作了布置。潘对她说：“你回上海后，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此时，关露才知道组织上的意图。她深知这项特殊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但既然是党的安排，就“欣然同意”了。接着，潘汉年又叮嘱她：
　　“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并反复强调：“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
　　听了潘汉年这番话，关露觉得自己今后将要忍辱负重地为党工作，这不是组织上的信任吗？想到这里，她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接受任务之后，关露迅速离港返回上海，并赴“７６号”汪伪特工总部去见李士群。李将她留在那里，担任与潘汉年联络的任务。不久，潘又委托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吴成方具体与关露联系。关露就这样放弃了革命作家的称号，背着“汉奸”的黑锅，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为党工作。
　　再说潘汉年以胡越明的化名，进入日特“岩井机关”活动后，不仅引起岩井的重视，也受到了侵华日军的特工大头目、“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的注意。
　　影佐是日本军界有名的“中国通”，曾任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兼陆军省军务课长。在潘汉年此次返沪前一个多月，即１９３９年８月下旬，影佐奉命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７号建立了一个日特机关。因此处对外的公开名称为“梅花堂”，故称“梅机关”，又因机关长为影佐，亦称“影佐机关”。“梅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护汪精卫集团，扶植汪伪中央政府的建立。１９４０年３月，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影佐被任命为伪廷最高军事顾问，因大小事情都得“顾问”，即被时人称之为伪廷的“影子”。
　　这个伪廷“影子”，不仅是汪伪汉奸的“太上皇”，也是在华日军特务“谋略”活动的“总指挥”。作为其“业务”上的属下，岩井英一接收潘汉年为“岩井机关”情报人员一事，当然要向影佐汇报。影佐随即表示同意，并提出要与潘见面。对潘汉年来说，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加以拒绝，而且只能如约前往，才能取得影佐的“信任”，以便日后在“岩井机关”“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日方安排，这次会晤地点选在上海虹口区的“六三花园”，并以宴请的方式进行。作陪的有岩井英一和袁殊。席间，影佐只是一般地询问了潘汉年的情况，潘则向影佐谈了一些大后方的消息和香港方面的民主人士的情况，并表示可以为“和平运动”做些事，影佐表示欢迎。席间，潘汉年乘机提出要求说，汪精卫政府的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是他的老朋友，他应当去打个招呼，希望能和李见面。影佐表示同意。
　　由于这次会晤，潘汉年直接开始了和李士群、周佛海乃至汪精卫等汉奸巨憝之周旋。在这场充满风险的政治斗争中，潘汉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至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且殃及关露。潘案发生后，关露即被视为“要犯”，由公安部逮捕关押，到１９５７年释放，此后又受尽了折磨。而李剑华、胡绣枫夫妇也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文革”中再次遭到隔离审查，因为没有“胡编乱造”，就说他们是“舍车马，保将帅”，与潘汉年“互相包庇，狼狈为奸。这是后话。
　　那末，潘汉年为何要提出亲自会见李士群呢？因为这时太平洋战争业已爆发，香港沦陷后，潘的情报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上海。而此时上海的形势也更为险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李士群本身因其地位和权势的不断扩张，不仅手伸得很长，而且不像以前那样俯首贴耳了。他不仅与他的拜把子兄弟、顶头上司周佛海发生了矛盾，甚至与沦陷区的日军头目也有冲突。因此，能够利用敌营中的内部矛盾，做到于我有利，为我所用，这正是一个高明的情报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基于上述考虑，潘汉年才请影佐打招呼要求约见李士群。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与影佐会晤之后，潘汉年又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一起慎密地研究了一次。两人形成共识，认为根据李士群的经历和性格特点，特别是目前的处境，由潘汉年亲自去见他，既有必要，而且也可能会有效果。
　　于是，潘汉年正式通知李士群身边的关露和打入“岩井机关”的袁殊，向李士群试探，获悉李很愿意与潘见面。这样，潘才决定让袁殊具体安排。
　　１９４２年２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１１３６弄李士群的家。１１３６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弄内有１０余幢独立的小洋房，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在上海的家，因此，这里成了汉奸巢穴。
　　对潘汉年的到来，李士群似乎十分得意。这两位原来都是中共队伍中的一分子，本是同壕“战友”，现在却成了誓不两立的政治对手。当一个为民族的大义冒险而来的时候，另一个却以阴暗的心理审视一切。两人寒暄之后，李士群笑着对潘汉年说：
　　“过去当共产党时，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担任什么呢？”
　　对李士群的这番“高论”，潘汉年未作任务解释，只是淡淡一笑。李自知无趣，便马上转换话题：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
　　对此，潘汉年回答：“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这次会见，双方都未涉及实质性问题，仍属试探性的接触。在这次会见中，除袁殊外，在场的还有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时任“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的胡均鹤。当场，李士群就敲定其与潘汉年联系的任务，今后由胡来负责。
　　胡均鹤，原名登云，江苏苏州人，早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１９３２年被捕叛变，旋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抗战爆发后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被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了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汪伪警政部视察、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７６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职，是李士群手下的一个大红人。胡与李怀有同样的心理，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胡还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的妹夫，并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帮助过东北抗联在香港的电台。因此，他对李士群的安排满口答应。胡为潘、李作联络人，事后也经潘汉年的报告，得到了延安中社部的同意。
　　至此，潘汉年不仅将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出马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的核心。
　　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对于这次会晤，尹骐在《潘汉年传》中作了如下叙述：“这是一次李士群实践要‘帮助’中共的会见。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在会见结束之前，李士群又拿出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交给潘汉年，说潘可以随时取用，以表示在经济上对潘在上海工作给予支持。潘汉年当即婉言谢绝，但李士群一再坚持请潘收下，潘汉年为了不给对方造成难堪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印象，也就暂时收下了，但后来一直没有动用。”
　　在这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还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那里。
　　周佛海是湖南沅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一大”１３名代表之一。大革命初期自动脱党，不久便投靠蒋介石，成为蒋智囊团中一名“文胆”，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统治活动中，出谋画策，充当“军前的奏乐的鼓吹手”。１９３１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中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是国民党内“低调俱乐部”的主持人，与汪精卫同唱一个曲调。从此改换门庭，投入汪精卫麾下，成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一个主要策划者。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张后，周最先担任伪警政部、财政部部长，控制了汪伪军事、财政、特工大权，被称之为汪伪政权“权力的象征”。
　　对于周佛海这样的人物，潘汉年采取了与对付李士群一样的策略，就是严加防范与争取利用相结合，尽可能为我所用。１９４２年春夏之间，潘汉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陪同下，在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之后，潘汉年又在上海“７６号”内与周佛海、李士群见了几次面，周的妻子杨淑慧每次都在场。潘案发生后，杨因此也被审查，被要求交代周与潘会面的详细情节。１９４２年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他将去淮南根据地。临行前，周佛海还在“７６号”为潘汉年饯行。
　　１９４２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张子羽，名振鋆，又名允明，字叔平。他是清末管学大臣兼礼、刑、吏、户各部尚书张百熙之子，曾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部秘书等职。他名义上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代表，实际上是受潘汉年指导。他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的关系，与周联络。周亦称他为“老友”。张此后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１９４７年，周佛海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张子羽曾代表潘汉年去探视，再次进行策反，张告诉周，潘汉年希望周将自己的一些重要关系交出来，好替共产党做点有益工作，但被周拒绝了。
　　除张子羽外，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他们。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１９４５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从渗透日特“岩井机关”到打入汪伪“特工总部”，从策反李士群到策反周佛海，潘汉年对党的情报工作真算得上煞费苦心了。其手段之运用，简直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其方法之高明，无与伦比。潘汉年不愧为中共第一流的情报专家，堪称中外情报战场上超一流的高手！

会见汪精卫之谜
　　俗话说：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潘汉年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两次会见李士群之后，为他联络的胡均鹤竟与李士群合谋做了手脚，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也为潘的政治生命埋下了祸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潘汉年的情报网络打入日伪特务机关之后，潘自己则数度往返沪宁与淮南根据地。１９４３年春，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担任了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当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为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把潘汉年找来，要他对宁沪两地的情报网系作出新的部署，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经过磋商之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以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３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一到上海，潘汉年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了在他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了胡均鹤，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后，便迳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胡均鹤、李士群的葫芦里究竟埋的是什么药？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不过，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他。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
　　对于汪精卫的过去和现在，潘汉年既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又是十二万分的蔑视。
　　汪精卫此人，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江西省），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其父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由于得风气之先，汪精卫于１９０４年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的舞台上，曾慷慨悲歌，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语，为时人所称颂。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弥留之际，起草孙的遗嘱，增加了政治资本。同年７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表示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１９２７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到３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了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此后，汪与蒋之间在国民党政坛权力之争中，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厮守共枕。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参议长的汪精卫，却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从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颓变为一个民族投降主义者。１９３８年秘密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伪中央政权，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当年，潘汉年曾对这个反共魁首作过无情的鞭挞；今天却要去会见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这既是在李、胡挟持下的被迫行动，也是情报战线上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驱使下所进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胆之举。对于这次会见，尹骐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写道：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描述了上述情节之后，尹骐不无感叹地继续写道：“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在这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４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对潘汉年当时的动机和心态，陈修良的见解比较公允。她说：
　　“潘认为此事并非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
　　再说李士群自潘汉年走后不到半年，因误食了日本人的半只有毒的牛肉饼，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在苏州家里暴死。于是以潘汉年和李士群为主角的情报战至此收场。但在这场持续了４年之久的情报战中，与汪精卫会见一事，对潘汉年是一块特大的心病；对中共党的组织，却是一个尚未揭开的谜底。
潘
潘进武
#9
2011-07-11 13:22
“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自１９３９年春潘汉年重返情报战线以来，他风尘仆仆地往来于港沪、奔走于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营之中、周旋于魔鬼之间，不仅获得了不少有战略意义的情报，而且利用可靠的情报网络，出色地开展了党的保卫工作。
　　１９４１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一部分新四军干部，包括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先后辗转到香港、上海。经潘汉年之手，妥善地安置了他们的生活与隐蔽之所，并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使得许多干部得以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同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精心组织，将在港的３００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而潘部设在香港的秘密机关和电台人员也都在这期间安全撤离香港。
　　１９４２年夏，潘部由张志申负责设在孟述先、苏利民夫妇处的电台被日方电侦搜查。由于潘汉年事先关照，该处几位同志机智地将收发机和天线藏在假三层的夹缝中，壁上糊着墙纸，开启处用墙纸的条纹图案遮住，前面再放上一张茶几，因而未被日本宪兵发现。当时有人主张立即撤退干部，但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户主及住房的保人，坚持不露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随着日军进入租界，整个上海出现了“军宪环伺”、“密探如毛”、“汉奸为虎作伥”的局面，上海地下党的处境日益险恶。为了保存党的干部，保证地下党同党中央的密切联系，以便更好地领导敌占区地下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将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部分有必要撤离的党员，分批撤到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从上海撤到淮南根据地，危险很大，困难重重。那时日伪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车站、渡口都设有封锁盘查的“检问所”，不易安全通过。但潘汉年似乎胸有成竹。原来，潘部此时已经同苏北根据地建立了两条交通线：第一条通往华中局，这是主要的、经常的交通线；第二条是通往皖北新四军第七师驻地，这是辅助的。潘汉年对所有出入交通线的同志都亲自交代任务，制定周密计划，根据敌情，巧于应付，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有一次，交通员何荦奉命将《整风文献》带到上海面交刘人寿。当时既不能派人分散带走，更不具备把文件翻拍成缩微胶卷的条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敌人察觉，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正在这时，潘汉年为他设计了一个迷惑敌人的“障眼法”：先把党的文件密封，按敌伪公文款式妥加一层封套，封套上按照当时习惯，用毛笔恭楷直书，上款写明汪伪特工机构上海头目的伪衔某某亲启，下款则书写汪伪镇江特工站某某缄。何带着这个密封文件，一路避过了敌伪的盘查，通过了几个关卡，终于顺利到达上海，将文件面交刘人寿。
　　由于第一条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为镇江。在潘汉年案件的大量卷宗里，就有一个所谓的“镇江事件”。这是“文革”中“四人帮”强加于潘汉年的一大“罪行”。
　　“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发生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更为危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最后一批离开上海的是省委书记刘晓、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以及学委书记张本和赵先。这时，正好潘汉年也奉命撤退，于是他建议刘晓和他一起走第一条交通线。刘晓与王尧山商量之后，决定随潘汉年同行。
　　行前，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李士群，告诉李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里去一趟，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李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李士群表示同意，还特地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与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站长刘毅相商，对潘汉年一行经镇江渡江北上之事作具体的布置。
　　得到了李士群的保证，潘汉年即通知刘晓，要他们抓紧做好起程前的准备工作。
　　１１月初的一天晚上，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４人相约在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次日黎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等候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从店堂后面走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几乎使赵先等人难以辨认了。
　　稍过片刻，已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将他们送到北站。大家将行李托运之后，便乘上了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了上海。
　　车到镇江之后，穿着西装的刘毅与身穿长衫的胡均鹤，早在车站迎候，将他们５人接至金山饭店。下午，由胡、刘做向导，游览了金山寺等镇江的名胜古迹。到了晚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对赵先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你要当心。”第二天，潘汉年告诉大家，有个伪方军官要请吃饭。当时刘晓对是否接受邀请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汉年解释说：“胡均鹤、刘毅他们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是没有前途的，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他们面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一说，刘晓就同意去赴宴。席间，潘汉年谈笑风生，但话题始终限于金山寺等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
　　第三天清晨，潘汉年等一行人乘坐机帆船前往仪征。刘毅亲自护送，并派了几个年轻的伪军随船同行。当天下午便到了仪征县城，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住了一夜。次日天蒙蒙亮，刘毅便带了几个挑夫，帮他们挑着行李，一同离开客栈。其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刘毅同守门的伪军交涉之后，潘汉年一行出了城门。但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潘汉年用两手围着嘴，威严地斥责城墙上的伪军：“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么一训，城墙上的伪军乖乖地放下了端起的步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过了这一关，大家又走了十几华里的泥路，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在一个小山岗上，有几个根据地的儿童团员在站岗放哨，命令他们：“站住，不准动！”潘汉年走上前去，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
　　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新四军二师的防区。之后，又经过３天跋涉，才到达淮南根据地。在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受到了先期到达此地的刘长胜、沙文汉、刘宁一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情景甚为热烈。这一天刚好为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一天，即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６日。
　　对于这次“镇江之行”，赵先写过一篇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文章，甚至把一些细微末节也写上了。有一天晚上，他们被一个乡长带到一个小饭铺里，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就算是潘汉年他们的床铺了。赵先写道：“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赵先在这篇文章的收尾之际，对“镇江事件”作了如下的说明：
　　“１９４２年我们五人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时，途程一星期，一路上神秘紧张，团结互助，相互关怀的情景，每一想起，常使我们泛起许多美好的回忆。万没想到１９５５年潘案发生后，这段和潘同行的经历，变成了洗不清的耻辱，卸不了的“罪行”，成了我走上二十年坎坷道路的开始。到“文革”，我们的淮南之行又被称之谓“镇江之行”，立为重点专案。１９６７年秋开始，从北京来调查此案的纷至沓来，纠缠不清，我被迫一篇一篇地写“交代”。后来只好把自己写的“交代”留下底稿，以后就千篇一律地照抄。至于说潘汉年那次带了武装伪军在新四军地区清乡以致死伤了不少新四军战士等等越来越离奇的查问，更使我啼笑皆非。”
　　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但历史是公允的。强加于潘汉年的这一“罪证”随着潘案的平反而被彻底推翻。１９８２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所作的平反通知中指出，潘汉年“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

扬帆的肺腑之言
　　潘汉年这次到淮南根据地后至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之前，除两次短期返回上海、南京等地办理公务之外，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两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他以中共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书记兼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身份，遥空指挥以上海为中心的敌占区情报工作。他通过交通员何荦和主要助手徐雪寒等人往返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传递情报，布置工作，运送物资，掩护有关人员进出，仅经过镇江这一条交通线，就先后护送了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夫妇、孟秋江、董慧、沈谱（范长江爱人）、邹韬奋儿子等。同年秋，潘汉年让何荦送一笔钱到无锡乡下八字桥附近，接济吴玉章的亲属。让刘人寿在上海采购有关药品经何荦送到根据地。１９４３年春节后，潘汉年还亲自护送组织上分配给潘部的情报人员吴小佩、范小凤、陈永箴等５人，经镇江潜回上海。其情景同淮南之行十分相似。
　　在这段时间，潘汉年还经常在干部训练班及有关会议上作报告，内容一般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他善于言辞，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而且“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此外，他还结合整风，作过题为《反对党八股》、《关于党的纪律和民主》等学习辅导报告。亲耳玲听他关于《反对党八股》报告的戈扬，４０年之后，还记忆犹新，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我党二十二年党八股的发展过程，用生动的例子从领导工作、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等方面，历数了党八股的罪状，不时引起全场大笑”。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十分关心和注意根据地的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或作报告，或与人交谈，他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须让现在的工农都能读懂，而是要求作者去描写他们的生活与斗争，得到他们的共鸣，使他们振奋。有些作品可以为提高了文化的和将来的大众服务。又比如对文艺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关于作家的理论修养问题、关于青年文艺爱好者的苦闷问题以及创作上的问题等，他都发表了许多深入浅出富于哲理性的见解，给人以启迪，甚至叫人达到了“终生难忘”的程度。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又因为不同于在敌占区工作那么隐蔽，他的为人、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就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还是戈扬，她回忆当时与潘汉年相处时说：
　　“晚饭后，经常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来串门。这位‘老同志’矮墩墩的，圆圆的脸，满面笑容。他就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同志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坐在小板凳上和我聊天，一聊就是几个钟头，天黑才走。”
　　潘的副手、时任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的徐雪寒，在与潘共事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潘“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
　　１９４３年春调到潘部担任交通工作的何荦，他的回忆更为具体：“汉年同志谦虚谨慎，平易待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听取并记录要点。研究工作时，他都是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也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商量，求得统一。他的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总结工作和分析敌情、部署工作，不只是靠一些情报和下面的报告，还包含着自己的亲见亲闻，因此他的意见总是能比较符合敌情和对敌斗争规律，很有说服力。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即将就寝的时候，如有敌占区的情报或工作报告送到，也是立即拆阅，决不拖延。当时，条件很艰苦，夜间工作，一灯如豆，光线很差，他本来又患眼疾，再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大费目力，只好借助放大镜来工作。凡是重要的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决不马虎。当时给中央情报部门的报告，都由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然后经华中局领导审批电发延安。”
　　对潘汉年的为人和品格，最有切身体会，甚至对他感恩戴德的，恐怕莫过于扬帆了。
　　扬帆，原名石蕴华，字炎，１９１１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同潘汉年的家世颇有相似之处，扬帆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扬帆的曾祖父是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祖父是当地一个行善积德的医生，父亲石立则是个诗人，且写得一手好字。到扬帆高中时，因家道中落，他便只身来上海投奔叔父石英。依靠石英的资助，于１９３２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理学院。在大学期间，扬帆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受地下党派遣，到南京戏剧学院任总务主任。１９３７年抗战前夜来上海，以殷杨的笔名，担任《译报》编辑；同时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任该会艺术组组长，分管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群众团体，期间写过不少诗文和戏剧评论文章，编过许多小戏，曾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１９３８年上海沦陷后，扬帆辗转到达皖南，穿起了军装，在新四军军部任政委项英的秘书。不久奉调军法处任科长、处长，从此，便与公安、政法结下了不解之缘。皖南事变之后，他有幸突围成功，并且历经艰险至苏北盐城，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长。１９４２年夏，军部在盐阜区的卖饭曹设立了一个“文化村”，专门接待由香港和上海等地撤回根据地的文化界人士，扬帆由陈毅亲自任命兼任“文化村”村长。此时的扬帆，在人们的印象里，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有着怪癖的才子。“从表面上看，他瘦骨铮铮，衣冠不整，烟不离手，有时还爱喝上点酒，遇到不顺眼的人和事，以白眼视之也是有的，颇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然而他又与范爱农不同，他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战士，勇于实践，所担负的又是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工作。他文思敏捷，有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分析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是一般人赶不上的。”
　　就是这么一位既有“怪僻”，又有“傲骨”的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的人物，在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在淮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首次挨整，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亏得潘汉年坚持原则，鼎力相助，才使扬帆得以避免了一次厄运。
　　企图把扬帆一棍子打下去的是康生和饶漱石。
　　此时的延安，正进行着一场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这场错误运动由康生一手控制，他利用“整风”为借口，把许多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而来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一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扬帆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Ｃ．Ｃ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说是自己在戏校由老师石蕴华介绍加入“救国会”组织，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康生当然明知“救国会”是抗日爱国的进步团体，但因戏院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Ｃ．Ｃ派的健将张道藩，因此他就硬是把该校“救国会”和Ｃ．Ｃ派活动联系起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康生密电华中局，指令华中局的保卫部门立即将扬帆逮捕。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的一天，盐阜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扬帆，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即去军部“开会”。待扬帆匆匆赶到天长县黄花塘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他宣布“缴枪”的命令，并当场逮捕了他，要他交代在南京戏校的问题。怕扬帆逃跑，饶下令给他戴上了脚镣手铐，将他关进了破旧的砖瓦房监狱。
　　扬帆被捕，令饶漱石暗自高兴。饶是江西临川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１９３５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皖南事变后突围至上海，经潘汉年的情报交通线，秘密进入苏北根据地，并先后担任了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等职。１９４３年后，饶担任了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成了淮南根据地主持负责实际工作的第一把手。但这位号称“小毛泽东”的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心胸狭窄，又“颇不安份”；很重权欲，又有一套整人谋术。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开始了排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活动。他利用整风之际，挑拨部分干部反对陈毅。因为饶知道陈毅在１９２９年红四军“七大”时曾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历史往事，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干部随便谈过这段使他难受的历史。于是，他找干部谈话，说陈毅“反对毛主席”，诬告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召开会议策划对陈毅进行批斗。
　　几乎与饶漱石同时到达淮南根据地的扬帆，对饶漱石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公然站到了陈毅的立场上。对此，饶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康生来电下令逮捕扬帆，这对饶漱石来说，正好给了他一个报复的机会。于是饶漱石决定并经华东局讨论通过成立三人小组审理扬帆一案。三人小组由潘汉年任组长，胡立教、梁国斌任副组长。
　　不过，在饶漱石心里，他不仅想要整倒扬帆，还想借扬帆之口，嫁祸于陈毅。因此，在第一次审问扬帆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据扬帆回忆，饶在审问时根本不查他的历史，劈头就说：“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在我和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代出来。”
　　饶漱石的用意，真是昭然若揭。但扬帆不愧是一个硬汉子，而且做事光明磊落，能有什么可以交代的！饶一计不成，便让潘汉年出场。
　　在这场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潘汉年客观上是可以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因为潘当时在新四军军部不担任任何职务，军部这场人事纠葛也与他无直接关系，他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与双方都平安相处。但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坛骁将，党的情报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斗士，对饶漱石的做法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持批评的态度。他为陈毅鸣不平，对饶很有看法，并将自己的意见和其他干部交谈过，有时在背后还戏称饶为“小胡子”。
　　“这胡子的来源很有趣，因为饶漱石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唯恐别人看他太年轻，威望不够，许多老同志甚至叫他‘小饶’，他很不高兴，因此蓄起小胡子来，看上去好像一个年高望重的老前辈。”
　　潘汉年看不惯饶漱石这套整人的谋术，而对陈毅，他不仅敬重这位儒将加诗人的才气和人品，也为他的韬略与战功所折服。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赠给陈毅，诗曰：
　　韬略经纶晋谢风，
　　雄师十万过江东。
　　庾岭三年惊贼胆，
　　王桥一战定华中。
　　足见他对陈毅的崇拜了。
　　按照常规，潘汉年这种做法，是党内生活所许可的，是他胸怀坦白的表现。作为一名党员，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理应旗帜鲜明。但他因此而得罪了饶漱石，付出了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饶漱石让潘汉年出来处理扬帆事件，这是中社部康生的意见，还是饶漱石对他的一次考验，让他选择到底站在陈毅一边，还是站在他饶漱石一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潘汉年仍然坚持他的党性原则，仍然坚持他一套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实事求是，与人为善。
　　潘汉年与扬帆过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到淮南根据地后也没有过多的交往。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化村”的几次相见中，扬帆的人品、才干，给潘汉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况且，潘参加三人小组后审查了扬案的材料，发现扬帆被怀疑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地下“救国会”问题，而“救国会”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相交甚密。“救国会”曾在各大城市均有分会，南京戏校的“救国会”组织当然不会例外。据此，潘汉年初步认定了扬帆是被冤枉的。几个月之后，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里，潘汉年在新四军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关押扬帆的牢房。由于天气寒冷，扬帆被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扬帆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
　　“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扬帆简单扼要地讲讲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后在南京戏校的历史情况。扬帆一一作了回答，每到关键处，还提出了有力的证人。对此，潘汉年觉得满意，并越发相信扬帆是无辜的。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尽管扬帆对潘汉年不太熟悉，但他早已听说过潘的许多传闻。等到接受潘汉年审查后，他的心里似乎踏实多了。其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将潘汉年与扬帆的情感拉得更近了。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多年之后，扬帆作了说明：
　　“组织上暗中派了个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
　　送给潘汉年的扬帆在牢中写的诗词中，有一首是记挂遭饶漱石排挤的陈毅军长，诗文是这样的：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
　　热泪如潮涌榻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
　　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
　　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
　　含悲依旧抱头眠。

　　仲弘即为陈毅的字。看了扬帆的这首诗，潘汉年既为诗中那种“深切的感情、诚挚的友爱”所感染，又更加同情于扬帆的处境。作为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他坚信此案定能真相大白，一洗扬帆之冤屈。不过时辰未到，于是挥笔写了一首题为《慰炎于狱中》的诗，暗示其受冤，表示同情，予以安慰：
　　面壁高歌字字真，
　　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扬帆看了这首诗，“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
　　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
　　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
　　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
　　凄凉伴我过年来。

　　新春一过，扬帆又写诗一首，既感叹于自己的不幸，又表达了对潘汉年“巨眼识人”的无限感激和敬佩之情：
　　琅珰铁索度新年，
　　十载凄凉寄暮烟。
　　此地应无三字狱，
　　斯人纵有一身愆。
　　是非曲直终须白，
　　荣辱悲欢何必言？
　　雪炭深情弥感愧，
　　书生泪对洒樽前。

　　看到扬帆无端受冤，只能“琅珰铁索度新年"的情景，潘汉年内心是何等的不平静，他虽然已从各方面的材料中论证出扬帆不是“特务头子”，应该予以平反、释放，恢复他的工作，但握有生杀大权的是康生，而饶漱石也决不轻易允许。对此，潘汉年又作《怀炎》一首，以抒发自己的感慨，为扬帆鸣不平：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惜，
　　咫尺天涯几许愁。

　　对于革命队伍中“相煎”表示忧虑，对于“无权拆狱”表示叹惜，扬帆深为潘的这种“雪炭深情”所感动，把潘视为知己，将其狱中诗作百余首，题为《鹤唳集》呈于潘汉年，潘为此赋诗一首，为之作序：
　　同为天涯客，
　　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
　　细雨立寒风。
　　面壁居囹圄，
　　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
　　读罢泪眼红。

　　就这样，潘汉年与扬帆之间，你来我往，以诗作媒介，述志抒情。
　　１９４４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进行纠偏，在这种大背景下，被关押了１０个月之久的扬帆于９月间被释放了。患难见真情，扬帆对潘汉年的“雪炭深情”的感激，是不言而喻的。数十年之后，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幸好潘汉年同志从敌占区回来，还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由于他对抗战前的敌情和在党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救国会组织的背景等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也由于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用逼供信的手段所得的所谓证据被推翻了），对我的怀疑才得以消除。”
　　这是扬帆的肺腑之言，其对潘汉年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证明，扬帆是清白的；事实也证明了潘汉年的做法是正确的，又是令人佩服的。从此以后，潘汉年与扬帆的政治命运连在了一起，“潘扬”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概念，永存共和国的史册。

书生本色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０日，在淮南新四军根据地一份油印小报《拂晓报》上，刊登了潘汉年三首七言律诗，其中一首为探望正在病中的徐海东将军所作，诗曰：
　　劲绿成荫曲径幽，
　　门前一湾小溪流；
　　沉疴不起经三载，
　　髀肉重生已白头。

　　另外两首写于１９４２年９月，题为《梦游玄武湖》、《步前韵》，诗文是这样的：
　　紫金山下着清秋，
　　鼙鼓声中访莫愁；
　　断壁残垣增帐惘，
　　丑奴未灭不堪游。
　　栖霞夜雨秣陵秋，
　　旧日山河故国愁；
　　遥拜中山魂欲断，
　　低头潜入白门游。

　　一纸三诗，在根据地军民中间，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间，特别是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中间，曾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人争相传诵，大家在有感于潘汉年的才气和他的文学造诣的同时，又为他关心战友、心系同壕的革命情感以及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所感染。
　　如上文所述，笔者以为写“诗”是潘汉年步入文坛的发轫点。但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他开始放弃文学创作走上从政之路后，写诗、写杂文、写小说的机会被曲折而惊险的现实斗争所替代，尤其是隐蔽战线的特殊环境，不可能也不允许他坐下来舞文弄墨，抒发诗兴。但是，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这位职业革命家，毕竟具有书生本色。一旦有了机会，诗，他是非写不可的，即使后来身陷囹圄之际，他也主要是以诗来抒发情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纂出版的《潘汉年诗文选》中收集了他在这一时期内的诗就有５１首之多。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间，他所写的诗词，均采用古体格式，以七言律诗为主，兼写五言，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表达作者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深刻仇恨和对国家、民族抗战前途的深切关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如上述的《梦游玄武湖》及《步前韵》就属这类诗词。诗中作者虽在梦游，但仍不忘紫金山下的“断壁残垣”，这是对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他把“故国愁”、“魂欲断”、“不堪游”等情感同“丑奴未灭”的现实相联系，体现了作者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属这类诗词的还有多首，其中较为突出的为以下两首：


国破
　　国破家亡不堪忧，
　　当年好计付东流。
　　遥望百粤风云急，
　　落雁仃伶能不愁？


无题
　　遍地烽烟何日休？
　　云山遥隔几回秋。
　　鸾凤飘泊应同根，
　　淮水长流故国愁。

　　面对侵略者带来的“国破家亡”、“遍地烽烟”的战争灾难和由此而产生的“落雁仃伶”、“鸾凤飘泊”、“好计付东流”的个人遭遇，作者百感交集，忧、愁、恨不仅因个人的命运而发，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而考虑。“应同恨”三字，正表达了作者的诗意境界。
　　二是赠于战友的诗作。此类作品既表达了作者对同壕战友的一片赤诚之心，也充满了互相激励之情，读来使人感动不已，回味无穷。除上述《探徐海东将军病》、《赠陈毅》以及写给扬帆的诗文而外，还有送别李一氓的四首与送别刘晓的两首。其中《次一氓中秋一律》与《送别刘萧》，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诗文是这样：

　　山河残破息萍踪，
　　故国依然明月中。
　　十载患难凭赤胆，
　　一年容易又秋风。
　　星残月落诗兴浅，
　　漏短露重酒意浓。
　　冉冉清风添蜡泪，
　　覆杯高唱大江东。
　　送君西去诉离愁，
　　飞渡鄱阳作楚游。
　　大别山中堪暂住，
　　会师江左待经秋。

　　潘汉年与李一氓、刘晓，都是战友加知交。潘与李，曾数度战斗在一起；国民革命军南昌军营、上海的文坛、中央特科、中央苏区、长征途中，都有他们共同活动的足迹。潘与刘，他们在上海地下斗争的艰险岁月里，总是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上述两首诗，均为潘汉年与他们再次相会于淮南根据地之后，又再次分别时而作。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依依惜别之情，令人感动。“冉冉清风添蜡泪”、“送君西去诉离愁”，是这种情感的真实写照。不过，这“蜡泪”与“离愁”很快为革命的豪情壮志所替代：“覆杯高唱大江东”，“会师江左待经秋”。作者坚信要用战斗来迎接胜利，在胜利中再次相会。诗的意境达到了高峰。
　　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第三种类型属借古而喻今、触景而生情之作。这类诗词数量最多，往往是不受拘束，有感而发，因而能真实地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并展示其文学功底和文学方面的才华。现将此类诗作摘抄几首，以飨读者。


雨夜有感两绝
　　　　一
　　萧萧细雨又黄昏，
　　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
　　醒来犹是客中身。
　　二
　　岁月磋跎万事空，
　　廿年落魄信心穷。
　　辛酸世味应尝遍，
　　荣辱何妨一笑中。
　　　　　　　　　此诗系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９日所作。
　　秋感两绝
　　一
　　一年容易又秋风，
　　目尽孤鸿故国中。
　　万里征尘归有梦，
　　天涯飘泊断肠同。
　　二
　　风雨萧萧戍堞湫，
　　惊秋雁阵落江洲。
　　夜寒如水征衣薄，
　　闭户挑灯写客愁。
　　此诗系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所作。
　　农历除夕
　　云黯风狂岁暮天，
　　淮南作客又经年。
　　征尘落落知音少，
　　送旧迎新亦惘然。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４日所作。
　　壮士吟
　　灵相当权日，
　　萧王何处寻。
　　壮志空伏枥，
　　富小却盈庭。
　　郑袖故有之，
　　魏姝死不明。
　　丹心早许国，
　　贾谊是前尘。
　　秋风吹无力，
　　落叶扫不尽。
　　默默观史变，
　　萧萧壮士心。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２月２日所作。

　　夕阳
　　夕阳红似血，
　　群鹊噪枝头。
　　冉冉村烟碧，
　　潺潺溪水流。
　　阵中吹号角，
　　陌上起沙鸥。
　　谁说黄昏好，
　　何来一解愁？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５日所作。

　　自叹
　　如梭流光催吾老，
　　蜩螗国事几时了？
　　经纶满腹枉销骨，
　　湖海飘零晦自韬。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７日所作。

　　淮南闲居有感
　　狂豪不若少年时，
　　嫉恶如仇自笑痴。
　　历历丑恶收眼底，
　　春秋难续独吟诗。
　　此诗系１９４４年６月初旬所作。

　　上述列举的这几首诗，大都写于１９４３年夏至１９４４年秋这段时间，且以１９４４年为主。其内容既有激昂，又有悲伤；既有浩然之志，又有低沉之调；既有丹心报国之情，又有委曲求全之意；既有“怀才未遇”的苦衷，又有“意马心猿”的惆怅，表达了作者当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根据地的两年中间，他有过“驰驱苏淮戎骑忙”的战斗生活；也有过“朝朝俯身弄泥沙”的悠闲岁月。他看到了党的十大政策带给抗日根据地的一片生机，看到了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所取得的赫赫战果；也看到了党内斗争的负面，尤其是看到康生、饶漱石等人不择手段整人的“历历丑恶”。他不能不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发愁，也为革命队伍内部的“相煎”表示深深的忧虑。更何况，南京之行会见汪精卫这件事始终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心头，他的许多有感而发的诗句，多多少少反映了这件事留给他的伤痕。他有“梦愁”、“故国”之愁，有“雪夜有月”之愁、“夕阳西下”之愁、“有梦飞炀”之愁、“月下归骑”之愁，还有“秋”之愁、“春”之愁，更有“惜别”思念之愁……除“愁”外，诗中还经常出现“断肠”、“断魂”、“自怜”、“自哀”、“自叹”等字眼。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这位在隐蔽战线上叱咤风云，威振敌胆的党的高级干部内心世界的另一个侧面。
　　潘汉年这一时期的诗词中，还有一类是专为爱人董慧所作，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由于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特殊的情报战线工作，使他俩分分离离，很少能在一起度过安逸的夫妻生活。两人之间除通过信函往来交流思想感情之外，诗是潘汉年表达思念之情的主要形式，其中《得信》一诗，最能反映作者当时的情感了。诗文是这样的：

　　国难风尘夜未央，
　　天涯遥隔倍神伤。
　　常思苦茶心更苦，
　　回忆香江梦亦香。
　　荏苒西风音信绝，
　　驰驱苏淮戎骑忙。
　　偷闲欲寄河满曲，
　　忽到雁书喜欲狂。

　　戎马之际，亦有相思之苦；但回忆两人在一起时的情景，连作梦亦香。尤其是当作者接到“雁书”时所表现的欢喜欲狂的心情，表达了作者是何等地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１９４３年年底，交通员何荦曾将董慧带到淮南根据地，夫妻俩一起生活了半个多月之后，董慧就要回上海了。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潘汉年亲自把她送到仪扬边区，直至董慧跨过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一首《寒风曲》，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寒风吹晓月，
　　大道锁青霜。
　　马蹄声声得，
　　方寸益惶惶。
　　此别伤心处，
　　无言泪几行。
　　总之，这一时期潘汉年多用诗来抒发自己情感，反映自己思想，甚至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原则立场。这是难得的自我表白！其中的真情实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潘汉年，深入研究潘汉年的思想境界、性格特征、政治立场等方方面面，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可靠素材。

“七大”代表
　　潘汉年那种处世接物的书生意气，以及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却总与当时“唯我独尊”的华中局第一把手饶漱石格格不入。潘敬仰陈毅，为扬帆鸣不平，说冤屈，势必得罪了饶漱石。饶在诬告陈毅、报复扬帆的同时，又在淮南组织过对潘汉年的批评，并以华中局的名义上告中央，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在根据地有所谓“小广播”、“自由主义”等错误。由于中央明察，饶漱石的小报告未能得逞，潘汉年仍然受到重用。
　　时间流逝，转眼间已经到了１９４４年冬天。
　　这年１１月，潘汉年正式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七大”预计将在１９４５年春于延安召开。为此潘汉年告别诸友，写下了“我出潼关去不回，行吟延水须无悲”的诗句，离开了淮南根据地，由华中局交通员护送，在津浦线管店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先到了北平，准备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再去延安。
　　根据预先的约定，潘汉年到北平后住进一家旅馆，等待由晋察冀根据地派出的交通员前来接应。约定接头的时间在１０天之内。但交通员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潘汉年心里不免焦急起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北平，得不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又没有合法的社会关系作掩护，一个人老住在旅馆里，不能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况且约定接头的日期已过，交通员迟迟未到的原因他一时又无法判断。出自职业上的敏感，潘汉年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于是，他给一个社会关系留下一封信，然后南下上海。到上海住下后，潘汉年立即找到情报系统的电台，将此情况向华中局作了汇报，等待组织安排，再赴延安。
　　几天之后，华中局派了潘的副手、华中情报部副部长徐雪寒到上海来找潘汉年。原来，中央也已经获悉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未能与潘接上关系，很不放心，便电告华中局，要他们设法寻找。这样，华中局便派了徐雪寒去上海，通知潘汉年跟新派的交通员走另一条线路，直接到晋察冀。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潘汉年与爱人董慧一起，在新派的交通员陪同下，离开上海北上，经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９日从太行山区抵达延安。
　　这是潘汉年第三次到延安。报到后，潘被安排在杨家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住在一起，董慧则分配到枣园中社部工作。此时，延安中枢机关正在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讨论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好准备。由于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时开时停，因此从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开幕后，至潘汉年到达此地时，这次会议尚在进行之中。潘汉年一到延安，就参与了对党的《决议》的座谈讨论，特别是对会议讨论的城市工作问题和会议通过的《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潘汉年作为党的全会的一名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七大”，理应感到高兴，但无论是参加讨论，还是参加什么别的工作，甚至在与董慧单独相处时，潘汉年总是心事重重，情绪忧郁，这其中原因，除对饶漱石的小报告有所耳闻之外，主要还是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所留下的心病。这件两年前发生的原本可以说清楚，并且可以力争组织上正确处理的事情，一直被他隐瞒了下来，甚至一误再误。
　　还在赴延安之前，潘汉年是有心要向党中央，特别是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这件事情的。“行吟延水须无悲”，就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到了延安之后，“他又没有迅速抓住时机，痛痛快快一吐了事，而是瞻前顾后，察言观色，犹豫等待，欲说还休。”结果，又错过了最后一次根治自己心病的机会。那是潘汉年住到杨家岭之后不久，有一天他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潘汉年进来，高兴地离开座位，与潘亲切握手，并从旁边的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他自己也举起一杯祝贺潘汉年工作的胜利。潘知道毛泽东向来烟不离手，但无喝酒的嗜好，与他举杯同饮，足见毛泽东当时是何等的高兴！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对潘是信任的，对潘的工作是了解和肯定的，并嘱他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如此亲切而热情，又如此信任和关怀，潘汉年把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据唐瑜回忆，１９６３年潘假释后在唐瑜家谈及此事时，潘汉年直率地告诉他，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痛失了这样一次坦露心迹的机会，他深深感到后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对潘汉年所说的话是有所指的。毛针对饶漱石的小报告，暗示中央对此是不信任的。饶根据敌占区传来的风言风语，认为潘在上海与袁殊、李士群等打交道可能有问题，加之潘在根据地搞所谓“自由主义”、“小广播”等，借此给中央打“小报告”，以便借中央之手整一整潘汉年。但中央在分析了饶漱石的告状材料后，不仅没有对潘汉年有所怀疑，相反认为这是饶漱石不了解情况所致。同时，中央又得到了从重庆方面传来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宣传延安派李富春到南京与日伪勾结；宣传华中局派了潘汉年到南京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中央审查了这些情报，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他们在政治上攻击共产党所制造的谣言。因为延安派李富春去南京与日伪勾结，这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见之说，中央既未得到潘本人的报告，因此断定这也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诬蔑。毛泽东嘱他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就是指这件事。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就在潘汉年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不久，中央向华中局饶漱石本人发去一封由毛泽东批发，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全文如下：
　　“饶：
　　（一）汉年１９３９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中央的认真解释，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肆宣传，饶漱石的背后指控，而潘汉年自己又好像真的心里有鬼似的“秘而不宣”、“守口如瓶”，于是，事情显然变得复杂化了。潘汉年“心病”未除，反倒增添了新的烦恼。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参加了“七大”。
　　“七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１９４５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不再有人怀疑了。德、意法西斯正面临着投降还是灭亡的选择；日本侵略者也已走进了回天乏术的死胡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８年的艰苦奋斗，终于送走了“黎明前的黑夜”，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并且使这一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为了进一步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这次大会。会议有正式代表５４７人，候补代表２０８人，代表着１２１万党员。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圆满最盛大的一次全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制定了党夺取抗战胜利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心任务和斗争策略，修改了党的章程，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
　　潘汉年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他聆听了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特别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组织报告、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以及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受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为会议团结、胜利的气氛所感染、所鼓舞，也为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所激励，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心病，将自己的烦恼暂时丢到了一旁。
　　“七大”之后，潘汉年因未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因此不能不离开中社部的核心领导岗位。他仅仅被推举为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他除了参与该会几次活动外，还在中社部作过港沪工作的专题报告。这几个月，对潘汉年来说，似乎是一个“闲职”人员。剧烈变动的时局，使得潘汉年来不及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荣辱得失，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潘
潘进武
#10
2011-07-11 13:23
重返情报战线
　　“七大”闭幕之后刚好６０天，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照会同盟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电波很快传到了延安。
　　这天夜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各机关的干部战士，同延安各界人士，纷纷走出窑洞，大家打着火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向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无数火炬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像一条长长的火龙，蜿蜒游动，蔚为壮观。人们围着杨家岭前熊熊燃烧的巨大篝火，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潘汉年、董慧两人也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里，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不过，包括潘汉年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在胜利面前将意味着什么。早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就严肃地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尖锐问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主义半封建的国家，这无论从理论信仰，还是从阶级的利益考虑，中国共产党人无疑选择前者，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势必选择后者。于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了，激化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包括日本投降后不久，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蒋介石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此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又继续留在国统区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表达了中共的和平诚意。然而，共产党人的种种努力，亿万人民渴望国内和平的迫切愿望，很快在严酷的现实中化为泡影。在民族战争的火药味尚未消失之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却加紧以武力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于是，一支支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从陆地、空中和海上被运往敌占区，强占各战略要地；一批批接收大员，从大后方接踵而来，“接收”财产，接管沦陷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面对国民党的步步进逼，与日本侵略军整整拼杀了８年之久，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为捍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作斗争，不能不为可能出现的新的内战做准备。因此，中共在努力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丝毫没有松懈过自己的警惕性。日本投降后，中共军队奉命开往敌占区周围，同时派出大批党政干部到敌占区开展工作。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较量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潘汉年被派往东北。东北是一块肥得冒油的宝地。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这里交通便利，还有国内第一流兵工厂，日本关东军留下了大批武器装备。这一切表明，谁拥有东北，谁就将在国共决战的较量中占有优势。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东北局领导机关进入东北不久，潘汉年与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凯丰、王鹤寿等一批高级干部便走上了“闯关东”之路。他们在延安乘飞机先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然后乘坐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当时东北局所在地沈阳。
　　潘汉年此行的任务，仍作为中社部的干部到东北负责情报工作。他们一行到达沈阳时，内战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刚刚立足未稳的东北局机关正准备离开沈阳向抚顺转移。潘汉年即与时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邹大鹏商量决定：邹随局领导机关撤离沈阳，因潘汉年初次来沈阳，没有人熟悉他，由他留下指导此地的情报工作。为此，邹大鹏将当时沈阳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介绍给潘汉年，张还安排化名为陈百学的肖向前，掩护潘的活动，让潘住在肖的家里。
　　１９４６年２月，董慧也到了沈阳。为了掩护潘汉年开展工作，董慧暂时不参与任何活动，仅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于是，日常的油盐酱醋，买汰烧，均由她一人操办。这位富商的千金小姐，党的情报战线上的女中豪杰，竟又是一个典型的在东方文化薰陶下的贤妻良母。
　　正当潘汉年在沈阳的情报工作初步展开之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一天，张为先跑来向潘汉年报告，他以前的一个关系被捕叛变了，张本人必须暂时离开沈阳。这样，潘汉年在此地的工作就失去了依托。恰巧这时参加军调部的饶漱石正在沈阳活动，他与助手住在市内一家大旅馆里，潘汉年设法送信给饶，向他请示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饶、潘之间虽有芥蒂，但决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就是中共党的组织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之一。饶见信后，遂派叶文津去见潘汉年，转达他的意见：或去大连找华中局驻大连的机构，或去北平找军调部的李克农，由潘自己决定。
　　按照饶漱石的意见，潘汉年与张为先、董慧等商量后，决定去北平找他的老战友李克农。
　　李克农是中共情报战线的排头兵之一。早在中央特科时代，他就与钱壮飞等人奉命打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领导中枢，为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潘汉年调入特科后，两人有了直接的工作关系。此后在长征途中、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他们又都担任了中社部副部长的职务。在共同的战斗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七大”后，李克农仍继任中社部副部长，而潘汉年则没有明确的职务，虽然他还是以中社部干部的身份重返情报战线的。抗战胜利后，李克农奉调出任军调部中共方面的秘书长，进驻北平，协助叶剑英等处理北京军调部的日常工作。
　　李克农在军调部接待了潘汉年，并电告延安，请示潘的工作安排。根据中社部的指示，潘汉年旋即飞返延安复命。３天之后，中社部正式通知他：要他速回北平，然后南下，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对这一决定，潘汉年的确感到由衷的高兴。
　　原来，这时国民党已“还都”南京，国共两党的谈判也由重庆移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设在梅园新村１７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住在此地。中社部的决定，使潘汉年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长年战斗过的地方，并且直接接受周恩来的亲自领导，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到十分高兴。多年来，潘汉年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真心诚意地敬重他。自从进入中央特科后，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学做情报工作；福建事变前后，潘汉年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与十九路军谈判，并出使闽省协调双方行动；长征前夕，潘汉年又受周恩来派遣，与何长工一道赴粤与陈济棠部密谈，为红军的长征缓解了南厢之围；长征途中，潘汉年这位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也在周恩来这位总政委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此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在艰苦卓绝的８年抗战中，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工作……在许多场合，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周恩来总是慧眼识英雄、知人善任，把潘汉年放到重要的岗位上。眼下，内战一触即发，国统区正需要大力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而能够全面负责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周恩来自然又想到了潘汉年。因此，当周得知潘汉年和董慧在北平待命时，便立即通知中社部，将潘调往南京。
　　接到中社部的通知，潘汉年与董慧同机从延安飞返北平后即转乘军调部飞机直飞南京。他们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相谈甚欢。不久，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去上海与当时上海站的负责人华岗取得联系，等待分配具体的工作。到上海后，潘汉年就住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１０７号“周公馆”。
　　马斯南路１０７号是一幢独立的三楼一底的花园洋房，这里原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驻地。因为国民党当局为限制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不同意挂有正式名称的牌子，因此对外称为“周公馆”。
　　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已是１９４６年６月了。未过几天，周恩来也从南京赶来。鉴于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国共谈判即将破裂，周恩来要求潘汉年以指导党的秘密工作为主，因此在与党的其他战线保持密切联系，以取得其支援和帮助之外，一般不进行公开活动。
　　任务已经相当明确了。虽然潘汉年在中社部没有一个明确的职务。但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决不计较这些，相反，他倒像一个“不管部部长”，在情报、统战，乃至宣传等几条战线上同时开展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在上海负责指导情报工作，这对潘汉年来说，真可谓驾轻就熟。此时，留在上海的情报关系原属潘部或与潘部有直接联系的有张唯一、刘人寿的情报点，这是潘汉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亲自建立的。张转移到香港后，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具体指导在潘汉年离开华中局后先后由刘长胜、徐雪寒、于毅夫等负责，抗战胜利后改由上海地下党沙文汉负责。潘汉年返沪后，这一摊子又归潘直接指导。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先后与老的情报关系，如依托在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徐明诚的情报点，刘少文、龚饮冰的情报系统，以及金仲华、李剑华、陈曼云和时在上海经营《时事新报》的胡鄂公、钱铁如（钱纳水）等取得了联系，并与有关情报人员专门研究讨论了目前的工作状况，总结了经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由于潘汉年的到来，上海的情报工作此后就更加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他们利用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空运等方面的各种关系，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据刘人寿、何荦回忆，这些情报有：（１）１９４５年秋在美国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的情报；（２）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情报；（３）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４）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情报；（５）国民党国防部人事情报，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计划；（６）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士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以及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７）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的情报。
　　在上海大约工作了近４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底，潘汉年奉命向香港转移。到香港后，潘汉年仍然把情报工作作为自己这个“不管部部长”的工作重点，并利用董慧的社会关系，有效地掩护自己的工作。同时，他又派简竹坚作为主要联络人员，为他沟通同各方面的联系。简时任香港健全中学的校长，该校由简家创建，她利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这样的职业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不久，潘汉年又将张唯一、张建良等从上海调来香港，后又经夏衍介绍吸收了杜宣（桂苍凌）为情报干部，另由张建良介绍，先后吸收了邝鸿藻、杨建平为情报干部。这样，潘汉年就在香港组成了一个由他直接指挥的精悍的情报班子。为了扩大情报来源，潘汉年还通过地下组织在广州和澳门搜集各类情报。而香港及华南方面的所有情报，“都由张唯一汇总编写，由潘汉年审定签发，通过无线电波不断传送给中央情报部”。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在这一时期重返情报战线所进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的杰出贡献也已写入了史册。就在他被捕之后，１９５５年７月，他的战友李克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仍然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１９４９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一片打倒的呼声中，能为潘汉年说上这么一些公道话，实属难能可贵，也从反面证实了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开展情报工作的实绩。

纵论“上下古今”
　　“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历史悠久的荆溪河，是宜兴的象征，是宜兴人的骄傲。因此，在阳羡文化群体之内，以荆溪为笔名，或以文会友，或著书立说，或挥毫落纸者，亦不乏其人。潘汉年也有这样的雅兴。
　　潘汉年此次重返沪上，应上海《联合日报晚刊》郑禹森的约请，要他不受任何拘束“写一点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于是，从１９４６年９月９日到１２月３日，该刊综合版自刊出潘汉年以荆溪的笔名所撰写的开首篇《上下古今·题解》之后，即在“上下古今”的栏目之下，连篇累牍地刊出了他的杂感式的短文，共计４４篇之多。
　　《联合日报晚刊》是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即“周公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的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该刊予以经常性的关心、指导。出于该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国统区严酷的环境之中，加之潘汉年本人又担负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样，他就只能化名“荆溪”，只能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曲笔”，来纵论“上下古今”了。为此，他还在《题解》中申明，他写的“随笔”，“仅仅是在这里想说到的东西，乱七八糟，好比四川人所谓‘摆龙门’，北方人所谓‘闲扯淡’。于世道、人心无关，既不尊孔，也不崇洋，更说不上‘美国作风’、‘海派噱头’，只是无所谓而谓之”。
　　果真是“于世道、人心无关”？果真是“无所谓而谓之”？这仅仅是潘汉年的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已。实际上，潘汉年这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以其犀利的笔锋、宏伟的气势，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尤其是潘汉年在文中围绕国统区人民最关心的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即政治上的民主与和平，经济上的破产与民生，以事实为依据，揭露了国民党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渴望民主，反对独裁的强烈愿望，“很配读者的胃口”。
　　纵论“上下古今”，潘汉年首先把文章做在东北。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争夺战略要地的重点，也是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焦点之所在。同时，又是他与董慧两人于抗战胜利后共同战斗、生活的地方。从“上下古今”栏目开设之日起连续６天，潘汉年发表了《从东北说起》、《中秋话东北》、《东北究竟还有多少满洲人》、《张学良什么时候回到东北》、《出关见三怪》、《东北三宝》等六篇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六篇文章中，都是讲的“无关宏旨的东北小事情”，无非是谈天说地，风俗人情。自然，我们从文章中看到了在那白山黑水间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有“冰封千里”的隆冬，有“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仲秋；看到了那波涛万里的大连湾、郁郁葱葱的兴安岭……在那令人神往迷恋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穷的宝藏资源，有遐迩闻名的三宝：人参、貂鼠、乌拉草。在讲到这三宝时，作者写道：“这次共产党占领东北若干地方，记得有一种报纸的副刊取名为乌拉草，推其用意，亦以为东北三宝，唯有乌拉草是一般人民的宝物，以示其阶级利益方向所在，故不齿人参、貂鼠，而特别重视乌拉草，惜未见其创刊词，姑作推测之词。”至于讲到东北是个好地方时，作者则有“旧俄沙皇想夺，日本人要占，中国人自己在抢”等议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要独占整个东北，他们依靠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方见胜利的东北，今日又变成了内战的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谈天说地之轻松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作者对东北的热爱，表示了自己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政治倾向。
　　同三十年代一样，潘汉年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在“上下古今”中，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深陷于苦难之中，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状况。“流亡满月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道出了当时人们心灵的哀叹。同时，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腐败的丑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奇闻怪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在９月１６日发表的《热河上不上冻？》一文中，潘汉年写道：在敌伪统治以前和统治时期，热河省大部分农村中，十八岁以下的姑娘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并不算奇怪，可以耕种的土地上，大部分栽的是鸦片烟。可是日本投降了，“国军”收复了承德，“热河老百姓头上的天也未翻，地亦未覆，而十八岁以下的大姑娘，还是穿不上一套新裤褂”。１９日，潘汉年又在《丰收，丰收！》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粮食大丰收，“军粮无虞”，实在是一种骗局。事实是，“各省农村中饥饿现象愈来愈凶”，湖南零陵县“今日大饥荒之灾民，皆瘦骨嶙峋，形同行尸，彼此相对而行，数步即须互避，否则一经撞碰，即倒地不起”。在《神仙·老虎·狗》一文中，潘汉年揭露了中国“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上自公卿，下至地痞”那种狗虎仙人物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心理。他写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快乐得像个神仙，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杀气腾腾、凶暴残忍的手段，好比会吃人的老虎。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遇着有恶势力可以制服你的，或者平日豢养你的，以及时运不济，有所求助于人的时候，要驯服得像条狗。”
　　在这类文字中，还有《两袖清风》、《身在曹营心在汉》、《“禁”的哲学》、《警犬的嗅觉》、《谨防扒窃》、《贪污古今》、《审奸难》、《从舰艇走私说起》等篇章，将国统区尤其是国民党上层统治的种种黑幕暴露于天下：一位居官多年的中委兼部长，囊金３００余万返沪，不２０日就“几至用罄，立感拮据”，后将洋房出典，订期３月，典资为４０００万元，与月收入还不足二三十万元的普通公务人员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居然博得了“两袖清风”之赞美！南京警察厅明知大批扒手“抵京”，却束手无策，唯有登报发通告，要市民“务须密切注意自己之钱财衣物”。除此而外，还有汉奸审判汉奸的丑闻，警犬冲入理发店误把香水当大烟的笑话，禁而不止的烟赌娼舞，上下其乎的贪污之风，以及陆上的武装走私，天上的航空走私，海上的舰艇走私，等等，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图，成了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征兆。
　　如果说，国民党腐败没落的反动统治早已失掉了人心的话，那么国民党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内战则进一步推进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潘汉年在“上下古今”中对美国人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拍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人支持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披露；对美帝国主义的虚伪说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在《旧调重弹》等杂文中，潘汉年以近代中国血泪斑斑的历史，讽刺了美军霍华德中将鼓吹的美军驻华是为了“保护美人生命财产”的谎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友邦军队开入中华，没有一次不是告诉我们为的是保护友邦人士的生命财产”，霍华德的话，完全是“旧调重弹”，“并无新刺激”。在《骆驼·象·牛》一文中，潘汉年怒斥了美国“盟友”的险恶用心，当他们看见牧童骑牛背，就感到高兴，“居然认为中国前途颇有希望”，潘汉年写道：“美国飞机毫无拘束的飞翔中国天空，美国的坦克、战车、吉普驰骋于中国原野，火箭炮、细菌弹……最新式的杀人武器，正在帮助中国内战的广大土地上发展着，可是中国农民的穿着破烂、赤足肮脏、牧童骑牛背……一切、一切依然如故，所谓‘前途有希望’，是不是把牧童骑牛背的中国，可以升列为埃及、暹罗一般游览风景区？”在《笑话两则》、《美化之路》等文中，潘汉年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文化侵略和经济渗透以及借“门户开放”之名，进行肆意掠夺的种种侵略罪行。在这类文字中，潘汉年还有一首题为《美国兵颂》的打油诗，全诗采用反语形式，每节开头都冠以“美国兵顶好”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对美军侵略罪行的血泪控诉：
　　美国兵顶好！
　　白白送来这么多飞机，军舰，大炮，
　　又把中国兵一个一个美式武装周到；
　　不听话的军队不投降也得讨饶，
　　将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归不得老巢！
　　美国兵顶好！
　　带来了这么多美国货——精又巧，
　　飞过海关，越过税卡，
　　不用说，价格格外公道，
　　军用罐头，花旗蜜橘；
　　还有数不清的玻璃皮包，
　　山姆大叔真慷慨，
　　不管我们用得了用不了。
　　美国兵顶好！
　　大小吉普卡在中国满地飞跑，
　　可惜咱们马路窄又小，
　　再加上老伯姓走路蠢头蠢脑，
　　每天撞死他几个，
　　教训教训又何必客套？

　　美国侵略者的残忍本质溢于潘汉年的字里行间。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用相当多的笔墨，针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摧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在《筱快乐前车之鉴》一文中，潘汉年通过滑稽演员筱快乐“因为根据上海各报刊载的‘怪现象’播唱，不仅失业，还要遭受更惨的遭遇”的风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在《非法用刑》一文中，潘汉年通过国民党在南京、无锡一带逮捕了一批所谓中共派遣的“孩子间谍”，其实是对一群苏北难民的孩子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人民的本质，形容这个政权像一个神经衰弱者那样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只是对和平民主的一种反动，并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并没有能够挽救旧有的统治；俄国沙皇镇压社会动乱之严密与残暴，制止不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兴起，德意的秘密警察制度的森严和镇压反对派的残酷，终于无法挽救法西斯统治的灭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无论怎样的重刑杀戮，是没有办法挽救旧有统治的存在。”《左拉时代与闻一多》一文，是潘汉年看了电影《左拉传》之后，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有感而发所写。文中，潘汉年将“左拉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作比较，认为在“裁赃诬陷、法律的黑暗、权势者的制造舆论、监视盯梢等方面远甚于‘左拉时代’”，“左拉的时代究竟比闻一多时代要好得多”。他写道：“仅仅有一个诗人闻一多，为了民主运动的同道者李公朴被人暗杀，他曾大声疾呼要继承他的遗志，居然相隔未久，他也遭到暗杀，虽然激动了一时舆论，追悼会也开过了，纪念文字也过时了，而今而后，民主、自由的呼声，一若寒蝉，前不见左拉的胜利，后不见李公朴的昭雪，我们只有闻一多倒在血泊里的时代！呜呼，左拉时代何在？”面对这样一个鲜血淋漓的时代，潘汉年告诫读者：要正视现实，要用战斗来抗争黑暗的时代，迎接人类正义时代的诞生，如果一味“妄想左拉的胜利”，“也不过是和尚念经，超度众生的把戏”而已。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写了《千古伤心文化人》、《书生薄命原同妾》、《此身只当从军死》等三篇关于文化人的杂文。潘汉年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文化人的种类和特征：“文化人”亦称之为“书生”、“秀才”、“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张生跳墙、后花园私订终身那种一见钟情的书生；有“缺乏严肃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有闻一多、李公朴那样“一流人物”造反的秀才。潘认为虽然“昔之书生与今之文化人，似同而又不同”，“伤心”千古并非相同，而“杀人无力求人懒”的特征，“确是不分今古的典型”。他指出，现在许多文化人“伤心”的程度比昔日更为“严重”，他们要想改变“生活奇窘”的状况，就得“上可以做官，下可以当走卒”，这样“伤心二字便与他无缘”。不过，大多数文化人因为“自怨自艾”，并未乞怜于人，而终于被人可怜。他们处在“官”与“民”之间，不上不下，因此两面不讨好，加之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人无力求人懒”，所以在社会上“敝屣不如”、“薄命原同妾”，于是乎不得不千古伤心了。这里，潘汉年既对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他们本身的弱点以及“文化人”的种种陋习，给予恳切的批评，并引导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鼓励他们“代表大多数的苦难者，勇于揭穿站在那社会尖巅的少数者的假脸具”。当然，潘汉年的用意，更多的还在于对反动派压迫、迫害文化人的暴行进行无情的鞭挞。他尖锐指出，当文化人一旦不用“自怨自艾”代表大多数苦难者，“而勇于面对社会尖巅的少数人作搏斗时”，就会“照顾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后收拾你”，“现在的闻一多吃子弹，正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自怜’‘乞怜’的小圈子，于是被忠实于‘国魂’之道的血手所‘照顾’而‘收拾’了”。
　　在“上下古今”中，还有一篇属文艺评论文，即《郁达夫的生与死》，潘汉年以简炼的语言，评述了郁达夫的成名小说《沉沦》，指出这部小说“是写实的表现了都市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重压力下的苦闷、伤感，以及在没有集体的武装反抗以前，知识分子那种热情奔放受到抑制而趋于颓废的悲哀”。潘汉年认为，当时这篇小说“不仅在新文学的园地上成为一朵娇艳的鲜花，确实曾经有力的鼓动了青年憎恨帝国主义及旧社会、旧家庭”，对《沉沦》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当然，此文还不仅仅限于文艺评论。文中，潘汉年追忆了他与郁达夫１０多年前相见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高长兴老酒店里的情景，对郁达夫作了如下真切的记述：“他穿着宽大的长袍，静坐在四方桌子的一端，手里捏着烟卷，一手端着酒杯，两只半张半阖的细小眼睛，老那么迷惘着向半空里找寻点什么。”
　　潘汉年进而回忆了郁达夫生前的种种：虽然“旧的民族文化、旧的人文主义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个人主义的生活意识，未能蜕化净尽，因此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始终徘徊于‘五四’阶段”。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双重压迫下的才气横溢的诗人”，“是贯彻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作家、斗士”，结果依然为民族而牺牲。潘汉年坚定地指出：“我们相信，往后中华民族苦斗过程中，郁达夫与闻一多的鲜血，将浸润培植民主的鲜花；难免的，我们后死者还要继续郁、闻而支付重大的血债。”这既是一篇文艺评论，又是一篇对郁达夫的回忆纪念文章，更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在“上下古今”中，也有一鳞半爪有关潘汉年个人活动的史料。除上述他与郁达夫在四马路高长兴老酒店交杯畅饮，共商文坛之事外，在《东北三宝》一文中，潘汉年提到西安事变前，他在上海遇着杜重远，“开始谈一阵国家大事，一转转到沦陷了的白山黑水，最后就扯到东北三宝，他津津有味向我解释了一阵”；西安事变之后，潘又去西安，与东北籍刘多荃将军及“一位黄埔出身的某参谋”，共聚会于刘的寓所等情节。这些情节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的思想、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诚如潘汉年在《上下古今·题解》中强调的，他在这个专栏下所写的东西，是“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内容很多，涉及面很广。但是，在这数十篇文字中间，却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他博闻强记的横溢才气。与三十年代杂文相比，更多了些思想理论上的深度，隐喻暗讽的“曲笔”，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斗争艺术更趋老练。

香港两年半
　　从１９４６年夏天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从一连串的军事攻势中，抢占了东北的四平街、长春等战略要地。９、１０月间，又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安东和苏北以及山东的大片土地，国共和平谈判之门已被堵死，全面内战的幕布已被拉开。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一面在南京、上海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阴谋，一面做好应变和撤退的准备，周密细致地部署好国统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和安排，中共在上海和南京的干部大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撤回延安和各解放区；一部分则到香港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周恩来让潘汉年去香港，交给他的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的研讨和情况汇报等工作。
　　１０月３０日，潘汉年与他的“老搭档”夏衍一起飞抵香港。潘汉年在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离开香港后，至今已整整５年了。在这５年里，香港曾被日军占领了３年８个月。日本投降后，它又恢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作为一个“自由港”，它容纳了各种势力和各类人物。除英国的殖民统治机构外，还有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在国统区无法活动的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各种团体、组织。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自抗战胜利之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潘汉年等奉命来港，正是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
　　到香港之后，潘汉年即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林平、饶章风、连贯等接上了关系。翌年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统区党组织，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１９４７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崩溃，留在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从内地、上海陆续撤退到香港。他们纷纷向中共靠拢，希望取得与中共的合作，取得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一些达官显贵，以及国统区一些富商大贾，也开始流亡香港，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为自己留条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各类特工机关，更加紧了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用恫吓、绑架，甚至暗杀的手段，对民主爱国人士进行打击、报复，阻止他们靠拢人民的正义行动。
　　香港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了，这对潘汉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
　　对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对其中的主要领导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在港建立机构、开展活动，是潘汉年的职责。在这期间，潘汉年先后会见了何香凝、李济深、彭泽民、马叙伦、许宝驹、陈此生、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萨空了等人，同他们进行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开展组织活动。在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之下，“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等，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
　　曾任旧金山华侨中学校长、“民革”中央常委的陈其瑗于１９４７年回港后，准备创办达德学院。中共香港分局支持他的活动。办院之初，急需人手，潘汉年便推荐民主人士杨东莼去担任教育长，又邀请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的梅龚彬来香港，一面在达德学院任教，一面让他帮助李济深搞“民革”活动。梅龚彬是潘汉年的老情报关系，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通过梅的关系，潘汉年又进一步加强了同“民革”陈此生、“民进”杨东莼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１９４８年３月，著名记者徐铸成经潘汉年动员，来香港创办“民革”机关报——《文汇报》。潘汉年对此从多方面给予关怀。据徐铸成回忆，《文汇报》创刊前夕，在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都写来了题词或祝诗，马叙伦先生还特地写了“文汇报”三字，希望他们改换报头，“一新面目”，这使得徐十分为难，刊出吧，无异自己先涂上一脸红色；不登吧，又实在对不起这些可尊敬的民主斗士。徐铸成只好找潘汉年商量，潘听后，断然说：“千万不能登，对这些先生，由我负责代为解释。我想，他们会原谅的。”《文汇报》开办之初，国民党特务跑来对徐铸成进行威胁、恐吓时，潘汉年鼓励他要“沉着应战，多注意宣传的实际效果”。
　　由于潘汉年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与徐铸成见面，就派张建良或马季良同他联系，至于对《文汇报》经济上的支持，徐铸成更有深切的体会。他回忆道：“每逢我经济上实在支持不住，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总给我开辟新的生路。比如，在创刊之初，我已感到周转失灵了，他叫马季良同志陪我去拜访李一平先生。李先生原是云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和龙云先生一起被迫下台的。那时他客居香港，对《文汇报》极表同情，由他介绍，龙先生在港的经理人，一次投股二万元，以后又陆续加股，共约四、五万元。《文汇报》得以维持，这是主要的‘续命汤’。还有一次，接近年关，特别是续订白报纸等各项开支，我穷于应付。潘汉年同志请梅龚彬同志连夜赶往澳门，向梅文鼎先生（后为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征募股款一万元，我才得以度过难关。”对《文汇报》是这样，对其他的人和事，潘汉年也一样给予热情关怀和卓有成效的支持。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由章汉夫、许涤新、夏衍等负责的《华商报》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当时不得不靠募捐来维持。潘汉年鼓励新近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原农工民主党成员杨建平，要他在其亲朋好友中为《华商报》捐款，结果得到了较大的收获，解了《华商报》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在这之前，潘汉年还通过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得３万多元（叻币）经费。
　　与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积极主动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是潘汉年开展统战工作一个主要办法。
　　从１９４７年起，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分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大都是两周一次，采取边聚餐边座谈的形式，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逢中共主持，座谈会就设在连贯家；逢到“民革”主持，就设在李济深家，逢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座谈会以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统一对美蒋的斗争方针为主，有时也谈一些具体问题，共同讨论研究决定。作为中共代表，潘汉年在参与民主党派活动时，总是态度诚恳，热情谦虚，实事求是，加之他温文尔雅的举止，渊博的学识，透辟的分析，朴实的作风，深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佩服，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深厚友情和全面合作。
　　在与民主人士合作的过程中，潘汉年也并不是一味迁就，对极少数持错误观点的上层人士，潘汉年则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潘汉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多了一个朋友，少了一个敌人。对此，马万祺有一段具体的回忆：
　　“我记得有位伍宪子先生，他对蒋有不满，但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亦成见甚深，同时对苏联则更加不满。我的好友林炳炎先生与伍先生友善，林先生则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上层人士。汉年同志曾着我与林先生约伍先生会晤，通过交换意见，希望争取伍先生的合作，惜未有成效。汉年同志事后还向我开导，提出有些人虽然目前未能争取，但向他们讲明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讲清楚党的政策和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诚意，这样可以使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人逐渐清醒；目前即使未能改变过来，也可减少一些阻碍力量。”
　　正因为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方式方法，他以自己的满腔热情，忘我的工作态度，富有魅力的性格特点，特别是与民主人士彼此互相信赖，肝胆相照，甘苦与共，获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敬佩和信赖。对此，夏衍回忆说：“１９４８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
　　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是整个革命链条中既有严格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环节。统战工作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而情报工作则是完全隐蔽的。正因为这样，统战工作往往要依靠情报系统才能深入进行；而情报的来源又往往需要通过统战的渠道才能获得。在香港两年半里，潘汉年一手抓统战工作，一手抓情报工作，并将两者有机地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一举两得，成绩斐然。
　　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起义，是潘汉年将统战、情报工作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的一个成功例子。该委员会是一个管辖着庞大资产的国民党政府的部级机构，经营范围包括全国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等。日本投降后，资委会接收了日伪有关企业并改组成立了１００个总公司或总机构，生产单位多达１０００个，各种员工多达六七十万，其中各类技术管理人才有二、三万人。资委会委员长原为钱昌照，他是江苏常熟人，曾先后求读于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回国后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ＣＣ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有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受到翁文灏及ＣＣ系的排挤和打击，由资委会委员长一变而为顾问，但仍在该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钱的继任先是翁文灏，翁于１９４８年５月改任行政院长后，则由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孙越琦接任。
　　１９４８年８、９月间，怀着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情绪的钱昌照，正准备赴英国讲学。在他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他的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评述了自己的境遇，表达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昌照的工作方针。不到一星期，潘汉年收到周恩来的回电，电文指示他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工作，这位委员长终于下决心选择了自己的方向，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之后不久，潘汉年又从情报系统获得了有关资委会现任委员长孙越琦的动态。孙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实业家，是年１０月，他在南京召开了资委会本部至重要企业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他谈了中共在解放鞍钢后重视知识分子的事例，要求大家今后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会后，资委会财务总负责人季树农找到潘部留在上海的情报人员，也是他的堂侄季崇威，向他谈了十月会议的情况，季向刘人寿作了汇报，刘即将这一情况转报了潘汉年，潘对此作了有关指示。此后，潘汉年又在香港会见了资委会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并与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搬迁措施。后来，孙越琦等就这样硬顶软拖，终于使起义获得了成功，将资委会的全部财产和档案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当蒋介石得知资委会所属在南京的五大工厂一个也没有迁走，全部留给中共时，曾长叹一声，狠狠地说：“孙越琦拆烂污！他不迁厂，又骗了我的钱（指搬迁费）唉！”争取上海海关副总税务司长丁贵堂起义，是潘汉年将统战、情报工作有机协调统一起来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丁是旧中国很有名望的海关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政府官员，他在旧海关工作了３０多年，但一向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从不卑躬屈膝，委屈求全。“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海关发动爱国捐献运动，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部队以大量经济援助；１９３７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共领导的反对日本接管海关的“护关”斗争。上海沦陷后不为日伪所诱惑，不畏强暴，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期间，他曾动员海关职员，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２万元，支援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１９４８年底，淮海战役业已结束，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台湾，旧海关人员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就在这时，丁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夏衍了解到丁在海关很有威信，而且为人正直，只要丁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便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据夏衍回忆，潘汉年听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就很快解决了。后来，丁贵堂又与中共代表李正文等正式接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胜利完成了上海海关起义，完整地保留了１００多年的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特别是保留了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作出了贡献。潘汉年以统战、情报双管齐下的策略，开展争取和策反工作，远不止上述两件事情。比如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香港员工的起义，也主要是通过潘汉年情报系统做工作的。“两航”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航机构，不仅拥有大小飞机近百架以及其他巨大资产，而且掌握着蒋介石的空中交通的命脉，被称之为国民党“天之骄子”中的“骄中之骄”。抗战胜利后，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做“两航”的工作，潘汉年一开始就参与此事。１９４６年，潘汉年通过中航业务课长何凤元等开始做中航上层领导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潘汉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与李克农等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的起义准备工作。“两航”后来在其负责人刘敬宜、陈卓林带领下，在香港宣布起义，并取得成功。这件事不仅给国民党政府以沉重打击，而且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又如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民党空军直属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勃驾驶Ｂ２４式重型轰炸机在南京起义，驾机飞往石家庄解放区。这次起义是由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党组织策划，通过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协助，由上海的秘密电台进行一系列联络后举行的。这是第一架从国民党首府起义的飞机，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尤其是俞勃起义前几个小时，蒋介石还亲自为包括俞勃在内的几十名空军飞行员进行了晋级授勋仪式，谁知俞勃竟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还策反了另外３名机组人员一同起义，难怪蒋介石知道这一消息后，气得直叹气。
　　在这一时期，潘汉年还通过他的情报系统，先后与桂系首领黄绍竑、粤系首领黄琪翔、滇系首领龙云等会面，做他们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中共的统战政策，鼓励他们与蒋介石决裂，并取得成效。另外，潘的情报系统甚至还开展了对汤恩伯、孙科、杜月笙等的统战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结果，但潘汉年为此奔波所付出的心血，所作出的贡献，均已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中共在香港的一部分负责干部如林平奉调东江根据地，章汉夫、连贯则北上天津，潘汉年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这样，他肩负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正如夏衍所说：“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
　　最繁重的工作莫过于护送各民主党派人士去解放区这件事。
　　１９４８年４、５月间，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发展的整个形势，为了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加速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发出了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５月１日，毛泽东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此事。毛泽东在电报中建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国共产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声明，以为号召”，并表示他将委托潘汉年把他所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汉年转达”。
　　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很快获得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无党派人士的拥护。但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部分都还留在香港。为了参加这次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计划地分批将他们安全转送到解放区去。而一部分尚在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必须先撤至香港，然后再设法转移。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放心地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汉年。对于这次任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潘汉年的“老搭档”，当时参与其事的夏衍，写了下述一段具体而生动的回忆：
　　“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据不完全统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潘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到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潘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确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晚，李济深一行在潘汉年的精心安排下，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登上了北上的轮船。潘汉年即与夏衍、饶彰风等在一家旅馆里守着一架电话机，专候消息。当他们听到了“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时，才松了一口气。
　　三天之后，香港各报才登出了李济深北上的消息，而那时运载他的轮船早已过了台湾海峡。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潘汉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
　　就这样，潘汉年通过自己呕心沥血的策划、废寝忘食的工作，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将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其他民主爱国人士转移到了解放区。对于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作了高度评价。通知上说：“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除中央文件提及的著名人士之外，还有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吴茂荪、李民荪、梅龚彬、盛不华、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叶圣陶、陈叔通、张炯伯、包达三、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等人。

《群众》论坛指点迷津
　　几乎在完成上述政治任务的同时，潘汉年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面对当时风云变幻的局势，抓住了港内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针对敌人蛊惑人心的宣传，在百忙之中，以“萧恺”的笔名，在中共创办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著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摆事实讲道理，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拨开了笼罩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眼前的政治迷雾，帮助他们指点迷津，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迅速跟上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１９４８年初，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谣言，说什么“中共不要统一战线了，不要中间人士了，放弃了联合政府的主张，要实行一党专政”等等，在各界人士中间引起了一阵波动。１月１５日，潘汉年有的放矢地发表了《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一文。在文中，他开宗明义宣告：“为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表达了中共要“统一战线”、要“中间人士”、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心。文章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国内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和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反动分子出于无可奈何的心态，只能使用其“谎言世家”的唯一本领，散布谣言，企图挑拨离间，打击中共的政治影响。当然，反动派这种阴谋是徒劳无用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前任务之一是在扩大和巩固的基础上使统一战线走向更加扩大和更加巩固”，并为此而努力奋斗。为了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潘汉年着重阐述了毛泽东领导统一战线基本方针的三个特点：一、坚决争取领导权——反对投降主义；二、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牺牲群众利益的上层妥协；三、既斗争又团结——反对无原则的团结。潘汉年强调指出，中国革命２０余年的经验，“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因为毛泽东是从他一贯的“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要密切联系群众”等基本思想出发的。最后，潘汉年还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方针，对这一方针在新的形势下作了新的解释，为在港的各界人士，指出了前途，指明了方向。１９４８年４月，南京国民党政权演出了一幕所谓“行宪国大”的丑剧，桂系首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并获得成功。李的后台是美国人。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出于其殖民统治的需要，美国企图“中途换马”，扶植李宗仁上台。在这种背景下，李宗仁登上了副总统宝座，并且加紧“逼宫”，雄心勃勃地想要取蒋而代之。桂系的政治动向，在香港、上海等地引起了不少反响。有人认为，李反蒋虽不彻底，但对人民的“挖蒋根“亦有少补，因此中共反蒋同时也反李是不策略的；有人提出疑问说，中共反蒋又反李，岂不失掉“广大同情”？还有的则建议中共“何尝不可以利用李宗仁假戏真做”。为了帮助这些人认清蒋桂之间矛盾冲突的本质，纠正对李氏代蒋的幻想，同年６月１０日，潘汉年在《群众》周刊第２卷第２２期上发表了《怎样看李宗仁》一文，分析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被他的幕后提线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把李看作是“堪充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统治将来要借尸还魂的一个对象”。潘汉年告诫说，此时此地关心时局的反蒋阵线内的任何人，都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认真地警惕着中美反动派新阴谋的开始及其发展，毫不留情地揭破对李宗仁的任何幻想，这是保证人民革命彻底胜利的前提。”
　　不久，包括美联社在内的舆论界，又传播了更加五花八门、离奇可笑的谣言，说什么“李白何傅阎”联合香港民主人士，打通中共关系，“采取断然行动，实行政变”，并且有声有色地大肆渲染，说蒋介石下台后，由李宗仁组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可能出任行政院长或外交部长；中国军队受中共指挥，由叶剑英或林彪主管，等等，谣言内容荒诞离奇。对此，潘汉年又发表了《和平谣言及政变问题》一文，介绍了这些谣言产生的背景及其流传的来龙去脉，说明这种公开的政治上的谣言攻势，“基本上是美帝及中国反动派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刺激蒋介石”，“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利用谣言攻势，散布幻想，企图挽救人心，麻痹与缓和全国民主力量的敌忾同仇”。潘汉年在文章中一再强调，谣言固不足信，对所谓“政变”更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在国民党内部，包括李宗仁在内，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独断独行的人物，可以和蒋介石相提并论，或者足以完全代替他”，况且就是发生政变，无论张三李四执政，他们都是在“同一反革命目的”之下，“为的是共同利益的反动领导权之争，是争取做美帝的宠儿”之争。潘汉年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谣言的产生、传播及其危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各界人士特别是上层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丢掉了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１２天之后，６月２２日，潘汉年针对国民党内部以立法委员刘不同和黄宇人为代表的一些人发动的所谓“革新”运动，发表了《蒋政权还能革新吗？》一文，分析了这些“革新派”人物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是挂着“民主宪政”的羊头，贩卖的却是“奴役人民”的狗头；他们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仅仅是为国民党政权涂一点“美国式民主”的色彩而已。
　　８月２日，潘汉年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防止若干错误倾向，发表了《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一文。文章结合中共中央在５月１日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再一次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揭露了美蒋反动派“伪装民主，甚至谣言和平，制造‘反蒋独立’的阴谋”，鼓励广大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执掌“伪总统的印把子”。潘汉年又及时发表了《李宗仁想走哪条路？》一文，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李宗仁的就职宣言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他严正指出，李宗仁的上台，只不过是美帝导演之下的又一幕重新开场的丑剧，他的“满纸和平、停战”的口号，“婉转悲涕叫‘和平’的举动”是骗不了人的。潘汉年告诫李宗仁等人说：“时间是残酷不待人的，解放军决不受骗，全国人民真伪立辨，李宗仁究竟想与蒋介石同归于尽，还是考虑走傅作义的道路，不容再拖延了。”
　　时隔三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踏上了江南大地，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石头城”——南京。统治达２２年之久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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