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焱同潘寿才是叔伯兄弟，潘焱1916年出生，潘寿才1906年出生，大潘焱十岁。同住河南省新县卡房乡老叶湾村潘家下湾。潘寿才1928年参加红军游击队编入光山县游击队任独立营排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等职，而潘焱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编入光山县独立营，1930年12月编入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特务连当传令兵，同潘寿才大哥一直奋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直至红军开始长征。
在那白雪恐怖年代，到处都是缺吃少喝无法生存，能够吃饱一顿饭就是最大的诱惑，就不惜提着脑袋干革命了。
当然，潘寿才起了很大作用。
兄弟之情溢于言表。潘焱在回忆录中说：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业后，中央军委调我赴朝鲜仼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军长，马上就要出国就职，我老母亲在家乡，总有些放心不下。向军事学院领导请了假，由南京乘船航行，沿江观赏了长江两岸风光。亲身感受到了长江那磅礡的雄姿，那美丽的风采。不知不觉到了武昌。来到潘寿才家。他是我的叔伯兄弟。他老兄还是旧观念，硬叫我住在他家里。我觉得不方便，而他却不理解，还是韩东山司令来说：“老潘，你弟弟住在你家确实多有不便……”这才解了我的“围”，我住进湖北省军区招待所。几天后，天气晴朗，我和潘寿才各乘一辆吉普车由武昌起程，当天经河口赶到黄陂站。不凑巧，正遇上大雪纷飞。我只能步行返乡，带了些鱼肉，还买了些桔子，请几个民工挑着翻越七里岗。这上岗7里，梁上7里，下岗又是7里，三七二十一里山路。赶到董冲，在我姐姐家歇了一晚。第二天回到老家，见到了老母亲，真有说不完的话。住了几天，将她老人家托咐给我叔伯弟弟来照顾。安排妥当后，我步行到黄陂站，遇着大雪封路，汽车不能通行。只得在该集镇等待。闲着没事做，就到野外打山鸡。等了几天，路还没开封。决定徒步前进。沿途射落两只老雁，晚间赶到河口街上，正好用来下饭，送我的锡瑞老叔吃的津津有味。想起来怪有意思。第二天下午才走到武昌。探亲确实把我累得够呛。

戎马一生的潘焱将军：

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有一幅大照片，是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杨勇、政委苏振华、参谋长潘焱等于六十年前在淮海战场上的留影。戎马一生的潘焱将军已于1999年去世，夫人何挺女士还健在，通过这位老八路、老革命，我们对潘焱将军传奇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潘焱将军1916年出生，是大别山的儿子，小时候当过放牛娃，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何挺女士说，潘焱的母亲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五次“围剿”以后，母亲在山沟里住了好多年，吃野草，要饭，过白毛女的那种生活。咱们进军大别山以后，她才挎着个要饭篮子出来找儿子，想起那会我就挺感动！潘焱原来的名字叫潘受美，一说红军回来了，老太太高兴了，就从山里出来到处找，见到军人就问。找到了以后，老太太觉悟相当高，公家看她要饭，给她点粮食，给她几块大洋，她说大洋我不要，现在咱们军队正在打仗，很困难的时候，粮食我收下。老太太就是那样，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
　　作为中原野战军的主力，由杨勇、苏振华、潘焱率领的中野一纵，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路上曾任团政委的潘焱，淮海决战时已经是刘邓大军的一员战将，担任中野一纵的参谋长，战斗任务是与李德生任旅长的中野六纵十七旅一起，合围消灭正由他们的家乡大别山向淮海战场增援的黄维兵团。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全线发起，中野一纵东出徐蚌线，率先在河南商丘张公店全歼守敌一八一师，中将师长米文和以下四千多人被俘。这时,国民党军精锐、全部美械装备的黄维兵团，也已由河南确山出发，包括五大主力十八军在内的十二万人马，正杀奔阜阳、蒙城一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令中野一纵阻击黄维兵团，电文说：“黄维此举乃争夺徐蚌线，你们的战斗将直接影响战争全局，望务必堵住黄维。”随即中野一纵展开了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防御阻击战。潘焱将军在他八十岁所著的《十五个春秋》一书中说：“此战是我纵队与这支‘精锐’敌军第六次交锋。我们以两天行程，于16日夜赶到蒙城，在涡河北岸黄村、板桥集、唐集地区，凭涡河、淝河组织防御，部署正面阻击黄维兵团，争取三天时间，掩护主力集结和展开……杨勇司令率旅团干部，已先到蒙城勘察地形，了解涡河水深、河宽。”
　　异常惨烈的阻击战就在蒙城涡河、板桥集一线打响。以中野一纵两个旅的兵力，顽强阻击黄维兵团三天三夜，从而为保障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保障中野主力展开、合围黄维兵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在皖北的旷野上，中野一纵与友邻部队密切协同，紧紧咬住黄维兵团这个老冤家，先是在浍河南坪集、芦沟集一线扎紧口袋，压缩包围，随后又投入了更艰巨的攻坚战。直至1948年12月16日，将国民党军的这个精锐兵团全部消灭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当时为了弥补从大别山出来缺少重武器的不足，中野一纵发动指战员献计献策。今天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的这种叫飞雷的武器，就是中野一纵司令部训练参谋顾颜邦发明的。潘焱亲自安排调度顾颜邦带两个助手，到已经解放的宿县城加工了两个样品，一种威力特大的、土制的、用于攻坚的重武器就这样诞生了。潘焱曾回忆说，在中野一纵第四次攻击小马庄兵团的战斗中，就集中使用了三十具这样的发射筒，十分钟抛射炸药两千公斤，敌军工事全被摧毁，守敌大部被炸死震昏。
　　何挺女士说，解放以后，我们不是一直进军大西南嘛，也没回家，她母亲还是在老家。到抗美援朝，潘焱调到军里在朝鲜当了几年军长，回来以后，海军肖劲光司令要他，还叫他当参谋长，他再三要求，说别叫我当参谋长了。肖司令说那好，你不当参谋长，你到舰队去吧。于是潘焱担任了北海舰队常务副司令、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要职。
　　潘焱将军的大儿子说，他父亲到了北海舰队，特别愿意深入部队，几乎到过每一个海岛，给部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说部队的洗澡问题。何挺女士说，有一个小岛只有几个人，从来没领导干部去过，潘焱去了以后，那里的战士感动得流了眼泪，战士们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海军的高级首长到来过。

1961年12月24日，国防部下达周恩来签署的命令：任命潘焱为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他从在北京的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副主任的位置上，调到驻青岛的海军部队。1962年4月，潘焱从北京到青岛上任。
潘焱是一位正派勤奋的领导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9年军委决定，调已担任4年野战军军长职务的潘焱到北京，负责二野军史的领导编辑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马上到任。一些人感到不理解。
来到北海舰队，潘焱首先认真学习有关海军的专业知识，虚心向懂行的参谋干事们请教。下班回到家中，还经常研读海军专业书籍。经过刻苦学习，在不长的时间内，潘焱就基本熟悉了海军的军事业务，胜任了舰队副司令员的职务。司令员因病休养时，司令员和政委提出由他主持舰队军事行政工作。
平时在工作中，潘焱注重大局，注意团结，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承担责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院校的部分学员，组成“战斗队”，到处造反。对于文化大革命，潘焱即不理解也不明白，他看到一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非常反感，抵制了造反组织的“打砸抢”行为，被打成执行资反路线的人。1967年1月5日，潘焱在福山路的家被造反派查封。2月5日，院校的造反组织把潘焱强行从舰队机关押到湛山大路，围攻批斗了一整天，逼迫潘焱调飞机送造反派到北京上访，被潘司令严词拒绝。2月6日，造反组织给潘焱等人戴上高帽子，从广西路1号办公楼的1层开始，逐层游楼示众。造反组织在青岛提出“打倒卢潘赵”的口号，其中的“潘”就是潘焱。
在逆境中，潘焱仍旧坚持工作，坚守岗位。面对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就是不低头，不松口。虽然被打倒，仍旧不屈服。确实是一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硬汉子。
1968年11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潘焱为海军参谋长。他离开青岛，调回北京。

潘焱被免去海军参谋长后的一段经历：
1968年11月14日，中央军委任命潘焱为海军参谋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六年多，1975年8月30日免去职务，任海军顾问。免职的原因之一是年龄，潘当时59岁。以后任命的海军参谋长杨国宇61岁，比潘大2岁。具体原因我问过，虽然不太愿讲，从闲谈中听的出是在苏振华身上。苏重新任海军政委时，开始对潘很信任，都是五兵团的老上下级。可是后来苏发现，潘对交代的事情并不是完全照办，指示要清查和严肃处理“文革”初期对苏提过意见的人，可是潘明确表示，只要不是个人品质及有意紧跟那些海军“左派”的问题，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讲清楚后在处理上该高抬贵手时就抬抬手，特别是对一些业务骨干。潘并以自己在“文革”初期，因被划为苏振华一派而被造反派整的很厉害一事加以说明。苏却不以为然，再加上其他一些问题，苏要换参谋长了，他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杨国宇上来工作了几年，对苏的一些做法也是看不惯，很有意见。
潘焱当顾问后就想离开海军。既然海军不用了，那就另外找地方吧。打倒了“四人帮”，时任南京陆军学院政委的丁秋生对潘说：你也去陆军学院工作吧，那里还没有院长。潘答应了，丁立刻找军委负责人希望将潘调到学院.，潘到海军申请调离。这时全军正在进行清查工作，海军马上把揭发潘焱的材料转到军委，军委有关人员找到潘焱落实，潘认为主要事情是有结论的，但军委人员要求重新写份书面说明材料。这一棍打的潘措手不及，毕竟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为了把情况搞准确，不仅要回忆还得找人，找当时的档案核对，再起草修改说明材料。等那些转交上去的揭发材料被军委查明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后，调到陆军学院的事也就黄了。我曾经问过，当时都是些什么揭发材料？记的回答主要还是演习的事情，那就应该是1971年针对台湾“中兴9号”演习，李作鹏、吴瑞林制定的海军“七九作战方案”（也称“北兵南调”）。在揭批林彪、李作鹏等人时，有人揭发这个“北兵南调”是李作鹏为配合林立国的“571工程”而制定的。经中央调查根本不是那回事，就是为了对付台湾的演习而制定的作战方案。那时潘炎是海军参谋长，当然参加了方案的制定。此事中央早有结论，海军完全可以否定这些所谓揭发材料，根本没必要转交军委。后来丁秋生问潘焱：你既然答应了，为什么没来学院呢？
潘焱在家又闲了段时间，军委有关领导透露打算任命他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听此信息，夫人何挺准备搬家，找了一些大纸箱子，把不用的被褥衣服等等用品打包，以方便搬运。但是过了数十天，没有任何消息，潘焱怀疑海军是不是又上报了什么揭发材料了？正在疑惑间，1979年1月军委正式通知潘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8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他估计这可能是五兵团老司令员杨勇推荐的，在这个位置上潘焱又工作了约五年的时间。
苏振华逝世后，潘焱和杨勇一起去向遗体告别。潘紧跟在杨勇后边，在向家属握手慰问致哀时，听到杨勇说：当年我和苏振华配合很好，可是到后来有些分歧了。潘焱回家后，跟亲属表示：苏政委去世了，就不要说分歧的事情了。

将军回忆：三出陇海线

1947年1月，当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挥我一纵、七纵胜利打完巨金鱼战役的最后一仗西台集战斗之后，为了进一步打击沿陇海线东进的敌人，刘邓首长又决定发起第二次陇海战役———豫皖边作战。这次作战部署分南北两集团：北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指挥，南集团由邓小平政委指挥。这次，我们六纵、七纵及豫皖苏军区部队属南集团，在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肩负起在陇海路南作战的光荣任务。

　　当我七纵受领赴陇海路南集结的命令后，纵队直属队来到集合场地，整装待发。我刚到集合场，忽见作战参谋何自强兴冲冲地跑来，低声向我报告：“参谋长，邓政委来了，就在集合场的边沿上站着呢！”我听着何参谋的报告，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见了邓政委的身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我立即朝邓政委站立的地方快步走去。

　　“首长好！”我老远就向邓政委举手敬礼。当我站到邓政委面前时，他亲切地同我握了手，然后开门见山地问：“部队行动准备得怎么样了？什么时间出发？就你一人在这里指挥部队吗？”

　　“一切就绪，准备出发。杨（勇）司令、张（霖之）政委去十九旅检查行前工作了，待后就赶到。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人。部队行动的安排、行军的路线是这样……”我一一回答着邓政委的问话。

　　邓政委说：“潘焱同志，这次我和你们纵队一起行动。”

　　真是太好了！听到邓政委这次和我们部队一起行动，我感到非常振奋。记得1946年初，我们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用十几天的时间全歼了敌山东第二保安师师长刘本功指挥的三个保安旅、一个特务团、四个保安大队一万余人，活捉了两名保安旅旅长和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四天连拔日伪据点郓城、嘉祥、巨野、济宁、汶上五城，这本来是我们应该完成的战斗任务，邓政委却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邓政委说：“你们部队仗打得很漂亮嘛！四天拿下五座城，这是个范例。你们的战斗扩大了解放区，巩固了根据地，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今后还会有仗打的，你们要继续发扬勇猛的战斗精神，争取多打这样的胜仗。”我想，邓政委这次亲临我纵指挥南集团作战，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决完成好邓政委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

　　邓政委听了我的汇报，对我纵的部署表示满意。最后提出，跨越陇海路，要特别强调对铁路进行有限地段的破坏；对我纵十九旅协同六纵攻击柘城，二十旅担负向鹿邑城方向的警戒，以及向柘城发起攻击战斗的时间等等，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按照邓政委的指示，大部队出发了。行进途中，敌人发现了我军南进的意图，急忙派飞机对我军进行轰炸，企图阻止我军跨越陇海路。行进道路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为了争取时间，迅速跨越陇海路，指战员在邓政委的率领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毫无畏惧地继续向前挺进。但我的心情是紧张的，我不怕别的什么，只担心首长的安全，万一有个闪失，事关重大啊！在急促的行进中，我紧跟在邓政委身旁，一会卧倒隐蔽，一会又继续前进。一边同敌机周旋，一边高度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以便一有什么情况好随时保护邓政委的安全。邓政委一再要我集中全部注意力掌握好部队，不要管他。还好，几天的急行军，虽然路上不太顺利，但总算全部队安全到达了预定地区。

　　部队一到集结地域，在邓政委指挥下，纵队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

　　部队于1月30日发起总攻击，经过激战，很快攻克了柘城，取得了歼敌两个团、活捉张映臣及团长张永承的胜利。

　　首战告捷，给了豫皖边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同时，对豫皖边的人民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接着，我七纵乘胜前进，对鹿邑城守敌发起了攻击。战斗打响后，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勇顽强地和敌人拼杀。经过一夜激战，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拿下了鹿邑城西关。杨勇同志将下一步作战计划向邓政委作了汇报和请示。

　　邓政委听完后说：“很好！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攻城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做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考虑周到，要尽量减少部队伤亡，要发扬你们敢打硬拼的精神，坚决夺下鹿邑城！”

　　杨勇司令员听了邓政委的指示后，激动地对张霖之政委和我说：“我们一定按邓政委的指示，把这一仗打好。老潘，我和张政委到二十旅去指挥攻城战斗，你留在纵队司令部负责指挥，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保证邓政委指挥全集团作战所需要的通信和侦察条件，这重任可就交给你了！”

　　我向杨司令员、张政委作了保证，相互握手告别。

　　第二天拂晓，攻城战斗打响了。战斗持续了一昼夜又半天的时间，全歼了鹿邑城守敌，使豫东广大地区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夺取南集团作战的第二个胜利后，为了扩大战果，使战斗进一步朝纵深发展以调动更多敌军前来增援，我七纵又担负起配合六纵歼灭亳州（亳县）守敌的任务。在部队朝亳州方向行进过程中，邓政委仍随我纵队指挥机关行动。途中，部队又遭到敌机疯狂的轰炸扫射，我问邓政委是不是停下来先隐蔽一下，待敌机轰炸过后再走。邓政委说：“要抢时间，迅速赶到预定位置，就是胜利。”为了争取时间，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邓政委率领下，部队冒着敌机的袭扰，大踏步地前进。

　　经过紧张的急行军，刚刚到达预定位置还没顾上喘口气，敌机又来轰炸，驻村民房倒塌成一片瓦砾。我急忙奔向邓政委住地。刚踏进门坎，就看见邓政委正吸着烟在思考什么。邓政委看见我来，正想谈工作，我忙说：“政委，敌机在轰炸，还是到村外隐蔽一下吧……”在我的劝说下，邓政委才和我一起来到村外。刚刚隐蔽下来，邓政委说：“杨勇、张霖之他们可能正在路上，派人去看看吧。”我照办了，又对邓政委说：“政委您放心。他俩可能现在还在二十旅，不会有事的。”

　　待敌机轰炸过后，我跟着邓政委返回住地。时间不长，杨勇、张霖之同志也回来了。邓政委看见他俩来到，脸上露出了笑容。

　　经过几天来的紧张战斗，杨勇、张霖之同志已很疲惫。为了让他俩好好休息一下，我说：“你们洗洗脸，喝口水，喘口气，先休息一下吧。”但杨勇、张霖之同志急着要向邓政委汇报，邓政委也说：“不用休息了，抓紧时间谈谈情况和研究今后的行动吧。”我说：“这也好，既然政委说不休息了，我看大家还是抽支烟，边抽边谈，既消除疲劳，又不耽误工作。怎么样？”邓政委和杨勇、张霖之同志都点头赞成。于是，大家一边抽着烟，一边听着杨勇同志叙述攻打鹿邑城的经过；对攻打亳州的战斗部署也作了具体研究。

　　研究完工作，邓政委笑着说：“抽支烟真解乏。要说抽烟，杨勇可有个绝招喽，行军骑在马上，刮大风也照样可以划火柴点烟，这绝招我们谁也学不了。”

　　部队马上又投入了新的战斗。2月1日，亳州守敌在我六纵及七纵十九旅的攻击下全部被歼。

　　这一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继续在豫皖边地区寻机作战，邓政委仍和我纵队指挥机关在一起行动。原计划部队直出陇海铁路，但因情况有变，邓政委决定部队暂缓行进，原地宿营待命，并发报给六纵，命令他们也停止行动，原地待命。

　　第二天凌晨1时许，六纵政委杜义德同志来到我部，看到部队正在休息，感到很奇怪，便有些生气地问：“为什么你们在休息，我们六纵部队还在行军，这是怎么回事？”说话间，深夜还没有休息的邓政委正好走来，看见是杜义德同志来了，便笑着打招呼。当邓政委听杜义德同志讲到六纵还在继续前进时，邓政委忙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用电报通知你们原地休息待命。”说着，要我们立即查明情况向他报告。

　　经野战军司令部随同邓政委来的参谋人员和我们纵队司令部核查，原来是六纵部队在行军中，我纵电台一直呼叫不出六纵的电台。因此，电报没能发出。但是电报没有及时发出，机要科没有向邓政委报告，也没有向我们报告，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将这一情况向邓政委作了汇报。

　　为了弥补过失，邓政委指示：“想尽一切办法立即通知六纵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待命。”同时，对我们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指挥机关哪怕只是在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也可能给部队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以此事为戒，健全制度，提高效率，加强纪律性。邓政委还为此亲自向杜义德同志作了解释工作。

　　在刘司令员、邓政委的指挥下，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徐州西北和陇海路南北举行的巨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同华东野战军在鲁南徐州东北举行的鲁南战役、峄（县）枣（庄）战役互相辉映，形成了对蒋介石的战略要点徐州的钳击态势。在西线，同蒲路方面，陈赓、王震联军又取得了汾（阳）孝（义）战役歼敌一万余人的胜利。我各野战军在全国各战场的密切配合下，打破了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迫使其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为东西两翼的重点进攻；在战线的中央，在晋冀鲁豫战场，则不得不转而采取防御的态势。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东进徐州西北和二出陇海路的过程中，胜利完成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大量歼灭敌人的任务，自身也取得了歼敌二万余人的胜利，并在以后的第三次，也就是三出陇海线，最后打破了蒋介石的“邯郸梦”。晋冀鲁豫战略区的首府———邯郸城，刘邓首长连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也没有部署在那里进行防守，却一直安然无恙。这是另一种“空城计”，即是以“敌进我进”、“釜底抽薪”的战略战术来表演的一场“空城计”。

　　后来，刘伯承司令员在一次讲话中告诉我们：“邓政委说，我们一出陇海和二出陇海，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探路’。”刘司令员解释说：“这‘探路’就是探明将来向南作战略进攻的道路。”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次豫皖边作战的重大意义，邓政委指挥我们二出陇海，可以说是刘邓首长指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奏。

勇冠三军的解放军上将杨勇 ————潘焱少将的老战友、老领导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杨勇将军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将军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多次表扬他，称其“耿直、刚毅”。

　　一、 将军身上的五处伤痕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他英雄本色“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五处伤痕。

　　1913年9月29日，杨勇出生于湖南浏阳小镇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是表兄弟。父亲为他取名杨世峻。参加革命后，他觉得“杨世峻”三个字太文雅，不能显示男子汉的英武之气，便改名杨勇。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历任红四师一团一连副指导员，红二师二团三连指导员，红二师独立营营长、政委，红四师十团政委，红一师政委，红四师政委，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115师独立旅旅长等职。在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杨勇先后五次负伤。

　　第一次，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敌相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开始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直到敌人溃退。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第二次，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长征。在这次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战斗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支撑大局，率部血战两昼夜，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中，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第三次，1935年1月，在赤水河畔的土城战役中，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在北京医院由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这次负伤是最重的一次。

　　第四次，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精锐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交锋，时任115师343旅(旅长陈光)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的杨勇(实为政委)又一次挂彩。

　　按照作战命令，陈光的343旅是主要伏击力量：杨得志、邓华的685团，堵住前面的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杨勇的686团正面向敌人冲杀。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

　　清晨7点钟，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与聂荣臻决定发出攻击号令，将敌人切成几段消灭之。伏击一开始，686团指战员同仇敌忾，不怕流血牺牲，人人憋了一股劲，要与日军拼个高低。战斗中，李天佑、杨勇发现日军占领老爷岭制高点，对我军进攻造成威胁，遂率部冒死“深入到战斗最激烈的老爷岭去直接指挥”。为粉碎日军的反扑，杨勇带领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又左肩中弹，血染军装，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林彪、聂荣臻、陈光等一起响彻华夏。

　　第五次，1938年9月14日，在汾(阳)离(石)公路西公岭附近，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指挥部队伏击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日军汽车运输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200余人，炸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9月21日，在汾离公路王家池附近山谷，他又指挥部队伏击向汾阳撤退的日军第108旅团，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步骑兵近千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吕梁大捷，震惊华北日军。此后，汾阳城门紧闭，敌人接连几天在焚烧尸体，而杨勇却在吕梁山区召开庆祝大会。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再负轻伤。其后，杨勇随罗荣桓、陈光挺进鲁西，屡战屡捷，威震敌胆。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4年4月，经过三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文武双全的杨勇再赴冀鲁豫抗日战场，就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三路大军展开反攻，他与宋任穷领导中路军连克延津、阳武、封邱，与南路军形成包围开封之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杨勇提出“不打开封以免陷主力于坚城之下”的意见，与随后党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新的野战兵团，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刚组建不久，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战斗力不很强。当时，许多人对这个部队能不能打硬仗，心里没底，有些担心。但是，杨勇却气定神闲：“‘兵随将转’，部队的战斗力，是靠干部带出来的，是靠战斗打出来的。”他一方面努力建军，一方面带领部队积极作战。1946年初，在冀鲁豫战场上，第七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连克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歼敌约两万余人，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杨勇之所以军政皆优，指挥有方，能驾驭战场上的千变万化，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他有刻苦顽强的钻研精神。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认真领会上级的意图。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场上，第一纵队将郓城之敌包围。敌人是国民党军第55师师部和两个旅，该敌善于阵地防守，在郓城四周布满了地堡群及暗堡射击孔。面对这样一个强劲敌人，根据刘邓首长关于“攻城部队一定要选择敌防御薄弱、对我有利地段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的经验，杨勇当即命令第20旅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1旅在西关向城内进行主要攻击；第2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第19旅主力调郓城东关，随时准备歼灭东突之敌；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穿插、割裂敌人而歼灭之。一夜激战，全歼守敌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共达15000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郓城战斗结束后，杨勇指挥第一纵队迅速组织了六营集战斗。六营集是个不大的村庄，挤满了1万多敌人。原计划以第一纵队及第六纵队为主力，从六营集南、北、西三路包围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敌人。后来，杨勇考虑到：“若迫敌为困兽之计，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于野外歼灭之。”这一计划，得到邓小平政委批准。六营集东南方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大洼地，杨勇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方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作为敌人的“逃路”。夜晚，为了给敌人以“安全”感，杨勇让驻守在这里的文工团、通信营、卫生所等纵队直属单位加强灯火管制。走投无路的敌人，发现这里尚存一线生机，就在深夜全部钻进了杨勇准备好的“口袋阵”。战斗历时3日，歼灭相当于两个军的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因此，受到军区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泥泞沼泽，使人望而却步，杨勇斩钉截铁地说：“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说着，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杨勇指挥下，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企图突围逃窜。敌人向哪个方向逃窜，参谋指挥人员开始判断不准。一天，刚过中午，激战双方稍事停顿。突然，敌人的轰炸机沿第一纵队阵地西北方向一路轰炸过来，一条线延伸到敌阵地前沿。这时，杨勇和参谋长潘焱隐蔽在一个防空壕里，他不时地观测着敌机轰炸的目标和位置，边观察边对参谋长潘焱说：“老潘，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对我方阵地的轰炸，一反常规，无疑是在为他们的突围部队指出逃路的标记，敌机轰炸的方向，就是黄维要逃跑的方向。”根据杨勇的判断，潘焱立即作了防敌突围、扑歼敌人的准备。果然，敌人在夜晚向双堆集西北方向突围。结果，逃跑之敌遭到了第一纵队猛烈的阻击，各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终于歼灭了敌精锐部队黄维兵团12万余人。

三、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半岛———抗美援朝又是老领导提携到十六军，得心应手、知根知底……才有后来的正职授将军衔………

　　1949年2月，杨勇就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同年4月21日，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同年9月，奉命向大西南进军。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同年12月26日，他又统一指挥五兵团的两个军和三兵团的三个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发起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又难耐寂寞，他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剩下的就是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从北京回到朝鲜，准备参加签字仪式。和平即将到来，杨勇自己也以为，“白来一趟了，没有能和美国佬过过招!”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杨勇对政委王平说：“为什么美国主子要和，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恐怕还是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他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

　　毛泽东指示：朝鲜战场作战，要“零敲牛皮糖”。因此，许多次战斗都是去个班、排，顶多不过一个连，占个有利地形，捉上一两个俘虏。但这样下去怎么是个完呢？敌人态度这么强硬，不就是因为我们没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吗。在战场上，谁军事力量强，谁就有力量。杨勇决心打大仗，上3个军，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增加到5个军。

　　一开始，好多人都不理解，说朝鲜这种情况行吗？没把握。有人说：你初来乍到，这么个组织法，搞三个集团军。有些人干脆反对，说杨勇想出风头。就连以大胆著称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歼敌一万，自损三千，我们一定要慎重。

　　这时，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他赞成杨勇的看法，认为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而且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李韩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前，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其他兵团暂时没有更大的任务，便指定一些将领到第二十兵团参观助战，其中有许世友、杜义德、李天佑等著名战将。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炮雨中燃烧起来。炮火刚刚延伸，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战后统计，金城反击战役中，我军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其中俘敌2836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四、与蒙哥马利比试枪法；“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回，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他组织部队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获得优异成绩，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60年5月26日，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陪同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军营。站在猎猎飘扬的“八一”军旗前，杨勇以典型的军人姿态和蒙哥马利握手。蒙哥马利说：“久仰杨将军，中日一战，你们打胜了，朝鲜战场你们又打胜了，令人钦佩。”

　　话虽这么说，这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的副司令，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而闻名于世的元帅，其实并不那么服气。他看了射击、投弹、格斗，一直谈笑风生。看到刺杀表演时，蒙哥马利眼睛直了，望着500名士兵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刺杀方队，郑重提出，能否允许他到刺杀行列里看一看？

　　杨勇问：“您要看什么呢？”

　　“能不能请士兵脱帽？”

　　蒙哥马利提出的这个“怪要求”，杨勇同意了。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00名士兵还是齐刷刷一个动作，右手持枪，左手脱帽。蒙哥马利走进士兵中，用标准的军人目光在每个士兵的额头上审视着，小声说了一句“将轻兵少”。

　　这时，蒙哥马利又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远处的钢板应声落地，博得一阵掌声。然后，他不无得意地把步枪递给杨勇，想看看这位中国将军的功底。杨勇什么也没说，微笑着接过枪来，虽然有好长时间不摸枪了，但一阵连发，所有的游动靶都齐刷刷落地。

　　对此，蒙哥马利未置一词。三天后，蒙哥马利到了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纷纷让他谈谈访问中国军队的感受，他揭开了提出“怪要求”的秘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武艺精湛。500人的刺杀方队，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服役多年的军官。当我走进队列，看见每一个士兵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才相信都是年轻的士兵。”

　　最后，他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特意要求见一见当年指挥金城反击战的杨勇。

　　消息传来，毛泽东笑得更灿烂了：“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杨勇重新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宽容。出来工作后，对参与整他的那些人都不怨恨，他总是说：“整我的是林彪一帮坏人，这些同志（指参与整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况且我不是什么都正确，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973年6月，“文革”已经持续了七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1月15日，在杨勇追悼大会上，杨尚昆所致悼词中有如下一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杨勇同志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杨勇却从不居功自傲，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他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工作中有了成绩，多想想别人的贡献；工作中出了问题，多找找自己的责任。”将军本色，尽显话中。

美丽的新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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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洲大学付贤智校长为潘焱之子潘贵民大校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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