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赴任
１９４９年春，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潘汉年推到了前台；运筹帷幄的中共中央决策机关，把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了潘汉年肩上。
为了巩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接管江南各大城市，特别是做好接管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准备工作，已经放到了中共中央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曾召集华东局有关领导讨论了进占上海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为此，他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而“慎重、缓进”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于如何组织一支接管上海的干部队伍，尤其是如何挑选一批得力的领导干部，组成一个精悍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到了淮海战役结束之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此后，就陆续为他配备了一批重要的助手和各级领导干部。
时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三人，也被中央选中了。
许涤新是中共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与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那时潘汉年由香港来向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而许正任职于由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他们一见如故。从此，两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奔波奋斗。1946年11月初，他们相继奉调香港。这期间，潘汉年不仅为考虑全局性的工作而操劳，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实际领导人，潘汉年也为战友的未来着想。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消息传到香港后的几天里，有一次，潘汉年与许涤新在九龙弥敦道方方住处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回香港。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汉年问许涤新：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许涤新回答。
“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许涤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接受新的任务，潘汉年等人就要离开香港了。他在香港这两年多时间里，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当然，在他创造卓越功勋的背后，还包含了董慧以及董慧娘家对他巨大的支持。自从1947年１０月底撤至香港以来，他始终和董慧在一起，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并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顺利地开展着上层统战工作和党的情报工作。他在事业上得心应手，个人生活也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快乐。不过，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有必要把自己“打扮”起来，摆摆“派头”，因而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对此，许涤新曾经感慨万千地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写道：“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潘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潘汉年的妻家为潘汉年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潘汉年却从来“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
1949年4月28日，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和夏衍的女儿“阿咪”，悄悄地登上了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货船。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任务特殊，潘汉年未与董慧同行。“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除潘汉年一行４人外，只有胡瑞梁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尽管从香港起碇到天津的航程遥远，但三位老战友能呆在一起，从容地谈天说地，却是机会难得。每天，他们在一个可以眺望碧波蓝天的宽敞餐厅里用餐之后，就在一起回忆过去，畅所欲言交流思想，他们谈到上海地下党时期的斗争；长征途中的见闻；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谈话的主角自然是潘汉年。
经过了整整七昼夜的航行，５月６日，“东方号”抵达天津塘沽。从北京专程赶来的冯铉将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就在附近的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乘火车赶到北京。
到北京的当天傍晚，潘汉年他们就去了弓弦胡同１５号李克农的住处。李克农在“七大”后担任中社部副部长、部长，是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李同夏、许两人也很熟悉，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一坐下，李克农就叫人来给他们合拍照片，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京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李克农设宴为他们洗尘。据夏衍回忆，那天晚上李克农兴趣特别好，“克农是酒豪，拿出一瓶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来殷勤劝酒，但我们三人都不会喝酒，结果是他自酌自饮”。席间，他们谈论了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的情况，谈了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久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十一点钟才散”，最后，李克农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京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天好好睡一觉吧！
当天晚上，潘汉年他们就在李克农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便住进了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1955年４月底，潘汉年被捕时，也住在这个房间。
正如李克农所预料的那样，之后的日子果然忙得不可开交。潘汉年不仅要同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见见面，叙叙旧情，更重要的任务是，他必须随时与中央组织部取得联系，具体安排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到北京后第三天，他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并告之夏衍、许涤新，关照他们有所准备。
“朱老总”是第一个会见他们的中央首长。５月９日，被称之为“红军之父”的朱总司令，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北京饭店３０３号房间，他和潘汉年等一一握手，随便聊天，并在北京饭店请他们“吃了一顿很好的，并不比香港差的西餐”。这位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显得那么亲切、和蔼、谦虚。席间，大家并不拘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李克农，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不断开怀大笑。
５月１１日晚，周恩来约他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见面，由潘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以及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港进入解放区的经过等情况。听了汇报后，周恩来对他们在香港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随后，就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并要潘汉年将这一意见告诉陈毅。接着，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协助曾山接管财经，负责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负责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周恩来指示潘汉年，要当好陈毅市长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座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结束后，周恩来用他的车子把他们送回北京饭店。路上还询问了他们策反钱昌照的情况，并要潘汉年、夏衍及时电告在港的乔冠华，请钱早日来北京。５月１２日晚１０时，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单独接见了他们三人。接见时，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很注意香港当局的态度，向潘汉年等作了一些询问，潘汉年他们一一作了回答。潘汉年请主席对接管上海作指示。毛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还特别提到了文化方面的工作，告诉他们刘少奇最近在天津视察了一下，有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和你们交代的。据夏衍回忆，这次会见，“毛泽东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汉年叫做‘小开’。”
毛泽东接见之后，潘汉年他们当晚就住在香山，原打算等刘少奇接见，可第二天一早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当晚要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文化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会议，要他们三人都参加。这样，他们吃完早饭就赶回了北京饭店。
晚上８时，潘汉年等一起到了中南海，“第一次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参加会议。到会的人很多，有茅盾、萨空了、胡愈之、周扬、袁牧之、钱杏钝、郑振铎、沙可夫等。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关于上海解放后的文化工作问题。周先让潘汉年讲了上海的一般情况，和他们在香港时对这一工作的设想和布置。最后，周恩来作了几点结论性指示，他说，一定要谦虚谨慎，在这个半壁江山的上海，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后，再提改组和改造问题。
刘少奇是最后一位接见潘汉年等三人的中央领导人，他主要谈政治、经济方面的事情。他问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１９２７年那样捣乱？”
“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潘回答说：“1948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
刘少奇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对潘汉年说：“请你告诉陈毅、漱石，先不要动他们（指黄金荣等帮会头子），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至此，潘汉年三人在北京的任务全部完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于５月１６日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同行的还有盛丕华（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周而复，以及化名为“杨秘书”的毛岸英等１０余人。由于铁路刚修复，他们乘坐的又是旧式头等车，速度很慢，第二天才到济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康生等在车站迎接。潘汉年一下车，康生立即迎上去和他热烈拥抱，潘把同行的人一一向康生作了介绍。他把潘汉年一行当作贵宾，将他们安排在上等的洋楼里，晚上设盛宴为他们洗尘，还准备了一场京剧晚会，尽了地主之谊。此后，康生一直在山东工作，后任山东省委书记，直到1958年才入京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因此，他与1955年的“潘案”无直接关系。
在济南耽了一天半，潘汉年一行又继续乘车南下，火车越往南越难走，不是铁路尚未修复，就是火车出现故障，这样停停走走，直到５月２３日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丹阳。
前来迎接潘汉年他们的是华东局一批干部，为首的是情报部副部长扬帆。自淮南根据地分别之后，扬帆与潘汉年两人一别已近５年。但他对这位既是领导又是战友一直深怀感激和敬佩之情；而潘汉年则对扬帆怀有爱才惜才的情感。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时此地，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扬帆将潘汉年他们安排在一处临时招待所之后，就带着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到三野指挥所去见陈毅。
三野指挥所设在花木扶疏的一位地方绅士的别墅里，潘汉年等在小会客室里刚刚坐下，穿着黄褐色军服，剃了光头的“儒将”陈毅就从内室走出来和大家热烈握手，不等扬帆介绍，他就大声喊道：“等了你们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不需要给你们介绍上海情况。”他拿着扇子一边扇一边说：“你们从北京来，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人事安排，你们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印了一本小册子，主要是入城纪律和党员守则，可以看看，中央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倒想听你们讲一讲。”
潘汉年向陈毅汇报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对他们所作的有关指示以及他们捎给陈毅的话。接着，陈毅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吴淞，国民党在上海只有几个军的残兵败将，已经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我们随时可以拿下上海，我们在这里踏步不动，主要是对接管干部做点思想工作。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个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你们得分出点时间来，分别对你们分管的干部讲讲上海情况，凡是要注意、要提防的事情，你们讲比我去讲更好，你们有感性知识。
会见陈毅之后，潘汉年三人就各自分别去会见和他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领导和同事。潘汉年由扬帆陪同，去见了饶漱石和舒同。他向饶汇报了近几年来特别是在上海、香港的工作情况，并转达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
第二天一早，接管上海的各条战线负责人聚集在三野指挥所里，听取陈毅、潘汉年的讲话。潘汉年今天再次脱去西服，穿起了军装，一支崭新的手枪挂在腰间的皮带上，成了解放大军中的一员；但他军帽下那一副金丝眼镜，又说明他是一个军队中的文化人。由于淞沪战场解放军已经向苏州河以南市区挺进，丹阳的接管队伍将于今天下午离开丹阳向上海开发。因此，会议主要重申入城纪律和有关规定。陈毅一再强调所有的接管人员都必须严格照章办事。他郑重宣布：一切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来，接管方面的事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潘汉年出任新上海第一任副市长的命令，就这样由陈毅公诸于众。
这一天是５月２４日。
当天夜间，潘汉年和接管队伍一起，随同华东局机关，乘火车从丹阳出发，次日中午车到南翔站，由于前面的路轨发生故障，接管干部只得下车休息。上海地下党得知这一消息，于傍晚时分派来车队，接管干部分批地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暮色苍茫中进入上海市区。
５月２６日晚上，潘汉年出席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会议。会议在瑞金路原励志社所在地三井花园召开，由陈毅主持，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大系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听取了各个系统的汇报和各自的接管方案，陈毅、潘汉年分别作了简单的讲话。
５月２７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北守敌的最后一个据点——杨树浦发电厂，至此，上海市区全部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１００多年来，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一直是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基地。上海的解放，宣告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势力的彻底破产！上海的解放，也宣告了２２年来，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残酷统治的完结。这不仅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可耻失败，也是他们在经济上的总崩溃。
上海，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在军管会主任陈毅的带领下，潘汉年与新任命的上海市党政军各界领导人，来到福州路外滩的一幢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灰色大楼里，举行了庄重的接管仪式。时任市府秘书长的周林有一段如实的回忆：
“这天下午，在约有八十平方米的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市长坐在办公的座位上，周围坐着潘汉年副市长、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和我，以及沙千里、周而复、刘丹等；由熊中节引进赵祖康代市长，面对着陈毅市长坐下，陈毅市长既爽朗又轻快地宣布接受旧市政府，赵祖康代市长将旧市政府的印信上交给陈毅市长。陈毅市长简短地致词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希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
接管仪式的完成，是新旧上海更替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这一天起，这幢灰色大楼的门口挂起了白底黑字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从这一天起，陈毅正式开始履行其市长的权力；从这一天起，作为市长的助手，潘汉年也就成了这幢大楼里的一个当家人，正式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一年，潘汉年４３岁。
社会治理“遗大投艰”
就在潘汉年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不久，香港《周末报》记者为他作了一个小传，内有一段评语是这样写的：“对于上海，他（指潘汉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确的理解，处理那非常复杂的上海社会，也必须有他那种‘遗大投艰’、‘动心耐性’的行政首长，才能胜任愉快。”
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的确是够复杂的了。而复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来自于敌对势力的破坏。当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地痞、流氓、恶霸等大批反动分子，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际，纷纷跑出来，勾结作乱，破坏社会安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前后这几天里，一批批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不速之客，在大街小巷许多地方，挂起了各种牌子，什么“中共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啦，“四大军区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啦，以及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还有一些持有武器的组织，如“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字纵队”等等，他们声称准备去接收银行、仓库和其他企业，甚至公然闯进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伺机闹事。不仅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派遣特务来沪，与潜伏的特务分子联系，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美蒋反动派还直接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并公然对上海实行军事封锁。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面对如此尖锐而复杂的上海社会，作为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协助陈毅市长，做好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的治理工作。“接、管、清、改”，先接后管，迅速而有力地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把这个被喻之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
潘汉年以极大的精力，在上海社会治理这出重头戏里出任主角。他根据陈毅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抓获了那些浑水摸鱼、公开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打击残敌的过程中，潘汉年一再强调，上海解放不久，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然后清理历史反革命。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潘汉年在政法、公安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1950年10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发布后，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贯彻落实“双十指示”的精神。翌年４月，潘汉年进一步提出了在镇反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在他的倡导下，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热潮。仅４月底的一次大逮捕中，全市就组织发动了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市民组成的４４４５个行动小组，共３．６万余人，逮捕了８０００余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赫赫战果。
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在国统区或沦陷区，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位置转换了，我们成了执政者，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彻底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潘汉年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事实上，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广大群众发动了起来。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３２００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４万余封。特别是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起来揭发自己亲人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投案自首，有的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藏匿的枪枝弹药等，反革命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作为长期战斗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中，周旋于各类魔鬼之间的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作为具有丰富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老资格的情报人员，潘汉年坚信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强大的打击手段，也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威力，分化和瓦解敌人，才能更加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
发挥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力量，关键在于正确对待那些来自敌人营垒中的起义投诚分子和自首立功者，并且将他们为我所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潘汉年在长期从事情报战线斗争中所掌握的拿手好戏。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的，因为这两件事不仅为当时的政法公安工作，尤其是为顺利开展肃反运动起了特殊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潘汉年的两大罪责，并且还殃及了许多无辜者。
第一件事是利用所谓“逆用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电台，仅国民党军统“三凶”之一、保密局头头毛人凤及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就在上海附近潜伏了１０部电台。他们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通过武的工作，黎明终于弃暗投明，并协助公安局一举破获了毛人凤的潜伏电台，同时被破获的还有国民党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１０余部电台，逮捕了一大批特务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决定“逆用”敌人的电台，并报请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转呈中共中央情报部，获得批准。据扬帆回忆，共“逆用”了其中两部，“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逆用”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１９５０年８月，潘汉年将其中一台交给扬帆，让公安局“逆用”。果然，这两部“逆用电台”对于公安机关掌握敌情，进行防范措施，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件事情，是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设立了所属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并以胡均鹤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胡的处理，也由潘汉年所经办。１９４９年２月间，原汪伪特工人员刘毅（徐汉光）到香港找到潘汉年，说他和胡均鹤现在都在上海“闲赋”，胡表示要为上海的解放尽一点微薄之力，有一点“军事关系”报告潘汉年，想请潘汉年介绍他们去江北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如上文所述，胡均鹤和刘毅都在潘的情报系统策反下，曾协助李士群为掩护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作过贡献，是属于“脚踏两只船”的人物。因胡又与国民党军统保持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汉奸罪被起诉。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虽然一时无法考察他们的真实用意，但对他们准备报告“军事关系”，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要求，却不能不表示欢迎态度，这是党的政策所许可的。为此，潘汉年答允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直接去江北解放区找解放军联络。同时又密电华东局领导机关，报告了饶漱石，并通知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扬帆，说明胡、刘去江北的目的，请他接洽。胡均鹤后来到了江北，表示自己愿意立功赎罪的态度，华东情报部门报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决定将胡带回上海，协助公安部的肃反工作。在这期间，胡果然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肃反时使用。
情报委员会中除胡均鹤之外，其他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也都是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在党的政策的召唤下，他们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稳定解放初上海的局势，对上海的镇反、肃反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１０００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４００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８０余部。破获谋刺陈毅市长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策划，派出该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赴大陆，准备实施暗杀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刘全德是一个老牌的特工人员，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职业杀手。此人原是中央红军的保卫人员，１９３４年在派往武汉执行任务后被军统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抗战时期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毛人凤等军统头目的赏识。不过，他从台湾飞往舟山，又从舟山乘汽船到吴淞口登陆等行动，很快被潘汉年掌握的“逆用电台”获悉。但到上海后，在茫茫人海中抓捕这个杀手谈何容易！加之刘又有丰富的特工经验，他到上海后，行动诡秘，每晚必换一住处，很难查出他的踪迹。有一次，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混入市政府大楼，察看地形和通道，一直窜到市长办公室的门外，居然未被察觉。上海市公安局除派遣大批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饭店及一些娱乐场所加紧搜捕外，还利用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与刘共过事的高淑云参加搜捕活动。１１月２日，抵达上海已有一星期的刘全德，潜入原军统特务史晓峰家中，高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赴史家，将他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很快将他捉拿归案，谋刺陈毅计划遂告破产。高淑云因此受到市公安局的表扬、嘉奖。
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公安政法系统，利用政策和策略的力量，在有效地对付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同时，也有效地对付了那些地痞、流氓和帮会势力。上海的帮会势力及活动规模占全国之首，而各类帮会之最，则为青帮。民国以来，上海青帮逐渐演变为一支以流氓为主要骨干，以经营黑社会事业及其非法勾当为主要活动的帮会力量。“青帮和流氓的互相融汇，使上海青帮显著地带有帮会流氓化，流氓帮会化的特点。”为了减少青帮对社会的危害，有效地控制局面，控制帮会大流氓头子，是控制帮会势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举措。这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一点，从中央到华东局到上海的各级领导都是明确的。刘少奇在接见潘汉年时就曾指示他对黄金荣等帮会头子，先不要动他，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并要求将此意见转告陈毅、饶漱石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对中央领导指示精神的贯彻是积极、主动的；对有关的政策和策略的执行是正确、有力的，因而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开展对著名帮会头子杜月笙的工作，潘汉年费了不少心力。早在1944年初，潘部在上海杜月笙处搞情报工作的秘密党员金山曾匆匆赴香港，向潘汉年请示：章士钊在上海动员杜月笙参加国共“和谈”活动，杜已表示同意，问潘可不可以。潘将金山报告的情况电示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回电说，潘可以继续与金山保持联系，指导金山的工作。关于杜参加和谈一事，则未作肯定的答复。在这之后，潘对杜的工作抓得很紧，杜对此也有表示。1949年４月１０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杜月笙，亲自动员其“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但杜另有自己的打算，他对心腹说：“蒋先生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带信要我参加新政协。”４月２７日，杜举家离沪赴港，临走前给他的心腹留下三封信，嘱咐待上海解放后分别交给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
潘汉年是否收到杜月笙的信，不得而知。但上海解放后，潘始终没有放松对杜的工作。潘通过金山，派章士钊赴港面见杜月笙，杜当即表示已叫留沪的弟子不要跟共产党捣乱，潘还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要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中共表示欢迎，杜维翰为此专程赴港。不久，杜回到上海，转告潘汉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生活，所以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杜虽然没有回沪，但上述所讲各点，后来都一一做到了。1951年８月１６日，杜月笙死于香港，杜家要求在上海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报请上级并获准，杜家与杜门弟子对此深表感激。
开展对帮会头子的工作，潘汉年把黄金荣作为重点对象。黄金荣是被公认的青帮主要头子，是黑社会中头号大流氓、大把手。虽然他在上海解放前夕早已去职，开始“安度晚年”，但由于他在黑社会中经营的时间最长，因此在帮会中的影响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门徒遍及上海滩，据说“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如果再加上徒子徒孙的话，更是成千上万”。对此，长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了如指掌。1949年春，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大局已定，上海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信息，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黄金荣听从劝告，决定留沪不走。他悄悄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匾额摘下砸碎，以表示不再追随蒋介石反共。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自己将功赎罪，他还请人写出了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４００多名青洪帮头目的名单清册，交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他还多次告诫门徒不要参与国民党逃跑前进行的大破坏、大屠杀活动，对共产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为自己留条后路。
上海解放后，由于黄门中人多品杂，他的一些徒子徒孙仍不断地干坏事，这就势必涉及到黄金荣本身。对此，党内干部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对此，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这些话传到黄金荣那里，他从心底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市人民政府还以实际行动落实对黄金荣的有关政策，如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等，但要他坦白交代过去所做的坏事。考虑他已８０高龄，让他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作为对他的一种改造。对此，当时沪上各报还刊登了黄金荣扫街时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为了表示对自己过去的悔过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黄金荣在1950年买了５万元的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黄在上海是有不少财产的。但解放后，他的一个儿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的金银财宝逃往香港，这样他就剩下了有限的不动产。加之手头上也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黄先后三次派人去香港找杜月笙帮忙，并打电报、挂长途电话向李志清要钱。最后，杜月笙让万墨林给黄汇去了５万元。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黄金荣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达千余字的自白悔过书，对自己的经历和罪过作了简单的叙述，特别是对１９２７年组织共进会，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充当蒋介石帮凶这件“历史上的大罪恶”，表示了“无限的悔恨”；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彻底改变旧上海的历史功绩，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对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表示“一定切实遵行”，并号召他的门徒们要主动地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污点”，“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黄金荣的《自白书》，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53年，黄金荣又叫他的亲信龚天健写了第二份自白书，送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再一次表示了自己主动交待问题的态度和立功赎罪的决心。这一年６月２０日，黄金荣因忽然发热病倒，不治身亡。黄去世后，潘汉年又协助陈毅妥善地处理了黄家的遗产问题，体现和维护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当然，潘汉年在主管、指导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中，不是光靠政策和策略的感召力，来达到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争取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仅仅只是潘汉年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实行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方针。这在潘汉年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是明确无疑的。当时，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所执行的方针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严惩不贷；对于潜伏下来的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例如前面提到的刘全德，一经逮捕便立即审判处以死刑。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杀人凶手，决不心慈手软，而是予以严厉镇压。例如人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南“四霸天”之一的惯匪陆杏生、“杀人魔王”封企曾、“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经潘汉年亲自过问，报送上级执法机关最后审批，把他们推上了断头台。
就这样，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初的日日夜夜里，在肃清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根治黑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费了巨大的心力。他和他所主管的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部门始终坚持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严厉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绩卓著，人民拍手称快。章士钊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用“宽猛相济，彪炳盖世”之词，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社会治理工作，虽近乎溢美，但并非太过。
在上海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取缔十里洋场烟、赌、娼，净化社会环境的任务也很繁重。如果说，取缔烟馆、赌场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取缔妓院就比较复杂和棘手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大批妓女的善后问题。据国民党警察局统计，旧上海登记注册的妓院就有８００多家，妓女有５０００多人。另外，还有１２００多家妓院未经登记注册，被称之为“野鸡”的私娼有两万多人。
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海市人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并采取逐步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方法，彻底加以解决。潘汉年是这一工作的主要策划者。他多次强调：对于妓院要分析。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以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根据这一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了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由市妇联选派干部，密切配合，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为她们治疗疾病。从此，数以千计的妓女跳出了火坑，开始走上了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颇有名气的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妓院中心，也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这确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创举。
统战工作再显身手
根据中央的明确规定，潘汉年在副市长任内的一项重任，就是他长期为之奋斗，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卓著功勋的统战工作。
党的统战工作的任务，在解放前后是有实质性区别的。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和共和国的成立，党的统战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为争取人民革命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时期。中央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范围更趋扩大，任务更加繁重艰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为此，中央特别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尽可能抽调一批政治上比较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
对于潘汉年在统战方面的才干、工作实绩和丰富经验，党组织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中央在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管政法工作的同时，又任命他为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和上海市委的统战部长。潘汉年也因此成了整个华东地区和上海统战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自己的努力再显身手，再创辉煌。
作为统战高手，潘汉年清楚地意识到这副担子的重量。过去，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就通过统战工作，结识了不少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其他民主人士，和他们成了知心朋友，并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现在，他是以执政党党员和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上海，并且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这就往往会出现这样特殊的情况：统战的对象，既是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部下。因此，能不能真正做到充分地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平等相待，赤诚相见，就势必成为搞好统战工作的首要条件和关键所在。他经常对华东和上海两级统战干部进行反复的动员和教育工作，要他们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放下官架子，走出去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并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潘汉年首先作出了表率。他与赵祖康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赵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抗战胜利后，当上了市政工程的工务局局长。但此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正忙于打内战，他们关心的是城防“大事”，至于市政工程建设，从南京政府到上海市政府谁也不会过问。赵当了数年局长，几乎一事无成，使他伤透了心，对国民党统治深感失望。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他隐隐约约地从别人那里听到一点消息，说中共的广播电台已经指名道姓地希望他留在上海，这就更坚定了他不走的决心。当时，上海地下党也曾派人关照他，如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果然，就在上海解放前４天，准备逃跑的原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执意请他代理市长职务。有了与中共的这层关系，赵祖康便答允了下来。这样，人民解放军一进市区，赵即下令在市府大楼上竖起一面白旗，欢迎人民解放军接收。
５月２８日，当赵祖康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上交到陈毅市长手里之后，赵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作为旧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继续留在新政府中是不适当的。因此，他请求回交通大学执教。不料，陈毅当场希望他留下来参加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邀请他在新政府工务局担任局长职务。从此，他就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的接触较多，在共事的几年中，潘汉年对这位既是工程技术专家，又是行政部门领导人的非党人士；既是依靠对象，又是自己部下的新朋友，一直是那么的关心和尊重，并真诚地帮助和支持他做好工作，有许多事情，令赵祖康激动不已。
1949年７月初，赵祖康就工务局组织机构与人事安排问题，去找潘汉年商量，潘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在谈及旧上海市府留用人员时，赵向潘反映原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建议安排他的工作。潘汉年当场表示可以考虑。这使赵很受感动，从中看到了“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和党的统战政策的精神”。也进一步感到潘汉年对他是真诚的、信任的。以后凡工务局人事方面的事，他都对潘汉年毫不保留地直抒己见，与潘汉年建立了相互依赖、友好的合作关系。
这年秋天，市政府为了加强对留用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将原工务局的部分职员集中到离职人员学习班学习。这些人接到离职学习通告后，情绪波动很大，认为共产党对原国民党机关人员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怎么现在又要大家离职？是不是“一脚踢开”，讲话不算数？身为局长的赵祖康感到这样办有困难，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于是，在学习班开学的第一天，潘汉年代表市政府到会讲话，他说，工务局在移交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又说，现在一般人对国民党时的一些局称为“伪××局”，我看工务局不同，就叫“原工务局”吧。说得大家都笑了。会后，大家心情舒畅地说，原来参加学习班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工作。大家的情绪一下子稳定了下来，参加学习也积极认真了。
有段时间，潘汉年看到赵祖康一直忙于行政领导工作，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工程技术专家的特长，便主动找赵祖康，亲切地关照他，除了做好工务局的行政工作外，也可以参加科技界活动。就在潘汉年谈话的当天下午，上海科代会筹备会成立，赵被选为常务委员，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0年２月，上海在反轰炸、反封锁斗争中，工务局同其他单位一样也需要动员疏散一部分人员去外地支援。身为局长，赵祖康在动员大会上积极表示拥护政府的号召，并当场表示愿意到外地工作。潘汉年立即找他谈话，对他说，你对上海的城市建设情况熟悉，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合适。这又一次使赵祖康感到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1年，“民革”中央发展组织，要在工务局筹备成立民革支部。赵祖康因邀参加了筹备工作。在这之前，又有人来动员他参加“九三学社”。赵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潘汉年请示，潘汉年谦虚诚恳地对他说，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你个人的事，应由你自己决定，不必要请示。如果要同我商量，那么根据现在的工作岗位和环境，我们觉得你参加“民革”较为合适。赵接受了潘汉年的意见。他说：“后来我也认识到，这对我的改造与服务确有好处。”
所有这一切，使赵祖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他在回忆潘汉年时，说了下述一段深切感受：
“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感到他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解放前，我长期处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是虚伪敷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过程中的“品质和作风”，赵的结论是：“潘汉年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党的很好的领导干部。”“是很受党外人士敬爱的人。”
对赵祖康是这样，对其他一起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潘汉年也同样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当时在上海市的领导班子里，还有盛丕华、金仲华两位党外副市长。潘汉年对他们十分尊重，要市府办公厅为他们配备好秘书和工作人员，把应当送给他们审阅签发的文件资料及时送呈，让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使党外副市长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共同工作中，潘汉年与盛、金两位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上海解放之初，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的统战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是：团结争取工商界人士，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共同建设新上海而奋斗。华东局和上海市统战部成立伊始，潘汉年就及时地对这两个部的领导作了指示，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因此一定要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
争取工商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首先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了，心存疑虑。有的人虽然留在上海，但早在解放前就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并随时准备“席卷而走”；还有的人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上海坐观等待，以选择最后的去向。针对上述情况，陈毅和潘汉年曾多次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人士，让他们参加座谈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为了把工作落到实处，潘汉年还经常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在这方面，许多工商界人士都有切身体会，发表过不少有关回忆。上海纺织业巨子、永安纱厂创始人郭棣活写道：
“解放初期，我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虽留在上海，但抱着看一看再说的观望态度。这时潘汉年同志经常和我们开会，找我谈话，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帮助我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他经常鼓励我大胆地积极地搞好棉纺生产，并帮助解决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具体困难，使我开办的永安纱厂迅速恢复了生产。许多事实使我体会到，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的，推行的政策是国强民富的政策。从此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刘靖基先生更为坦率地说：
“以我个人来说，我常常讲，解放前夕我从香港回到上海，是“试试看”的。如果没有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同志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苦口婆心地对我开导和教育，使我在事实面前受到很大感动，我是不大可能留下来，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
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当时也有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虽然听过陈毅、潘汉年的一次大报告，“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有一天，在盛康年家里，潘汉年约见了荣毅仁，并一同吃了晚饭。对那天的情况，荣毅仁作了如下叙述：
“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在与工商界人士广交朋友，向他们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同时，潘汉年还十分注意为工商界人士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克服难关，支持他们事业的发展，用事实来体现党的统战政策。郭棣活的永安纱厂曾一度因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唯，被迫停产。郭向政府求援，潘汉年同他一起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永安度过了难关。郭棣活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表示了对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于是，郭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向国外订购的包括瑞士制造的７０００千瓦汽轮发电机，１万锭纺纱机器和成套设备以及６０００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２５０多万美元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郭棣活情深意长地说：“如果说我在解放后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的话，那是与党对我的团结、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与我的好朋友，统战工作的好领导潘汉年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荣毅仁的申新系统纱厂在解放初期曾遇到过一个大麻烦。当时，荣家企业由于开工不足，银根吃紧，有一度连工人的工资也付不出，劳资间发生了严重纠纷，工人到荣家坐着不肯走，形成僵持局面。潘汉年闻讯后，立即嘱咐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时邀请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棉纺同业公会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以及银行贷款等等，作了综合部署，终于很快使事态平息了下来，恢复了正常生产”。这件事的迅速处理和解决，使荣毅仁和许多工商界人士对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更为深切而具体的了解，也更加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工商界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私营企业有困难时，国民党往往是落井下石，迫使工商界人士就范；共产党则是雪中送炭，帮助私营企业度过难关。
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会。周与潘汉年早有接触，并为革命作过贡献。１９４８年秋，周作民因受蒋经国威胁，“气忿潜去香港”。在港期间，周经人介绍，认识了潘汉年，两人成了好朋友。为了解决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交通问题，也为了给当时华北解放区运去极缺乏的西药和某些生活用品，潘汉年希望周设法协助解决。周作民表示愿意，随后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外部经理杨培昌和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安排。结果，金城银行出资４０万港元，租了“华中号”轮船，挂上外国旗号，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此后，潘汉年一直铭记着周对党做的这件好事。他与潘汉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解放后，潘汉年又亲自派人到香港做周的工作，动员周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返回上海，潘汉年对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专门借余庆路衡山路转角的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周洗尘，并邀请了一批著名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作陪，以利于周作民今后在上海的活动。金城银行在解放前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意难做，月月亏损，特别是１９４８年改用金圆券后，被迫把银行外汇调换成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使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这个后遗症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无法弥补巨大的赤字。对此，周作民十分着急，不得已决定将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给政府，以抵银行的亏损。他让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去找潘汉年报告情况。隔了一天，潘汉年就派财政局长顾准去看望周作民，说明为了帮助金城银行解决困难，政府愿意承购纱厂。潘汉年特地嘱咐顾说，周作民在香港时，曾对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你与周洽谈时请周提出纱厂的要价，你不要还价，照数接受。顾将潘的意见向周作民作了转达，周听后十分感激。但他坚持不能自己要价，后由纺织部门订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党的信任。”
在工商界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善解人意，决不为难工商界人士，因而也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汤蒂因是民主建国会的骨干成员，又是著名的女企业家。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了全市３０３户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中学习。学习班要求大家坦白交代，但她却顾虑重重，主要是怕过不了关。同时，她看到别人像挤牙膏一样，每一天挤一点，总是过不了关。为了避免难堪，她用“倒轧账”的办法，一下子将解放后３年间全部赚的利润５亿元（旧人民币，当时的１亿元相当于现在的１万元），一起“坦白交代”了。她一出口，小组马上通过，还成了一个“五反积极分子”。
这一情况被潘汉年知道后，就让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董慧将汤蒂因找到办公室，和她恳切地交换了意见。潘汉年问道：
“你对这次‘五反’运动有什么看法？”
“对我教育很大”，汤回答：“自从参加三百零三户学习后，与工人不是面对面，而是背靠背，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过去好多了。
“我知道你性格直爽，比较肯讲，希望你消除顾虑，说老实话，你说的坦白数字，是不是实事求是？”潘汉年这样一问，汤蒂因似乎发觉这位副市长已经看到了她心底里的秘密，不禁为之一惊。但她一下又转不过口来，正在欲言又止时，旁边的董慧鼓励她：“你大胆讲好了，不会批评你的，你放心好了。”汤蒂因这才讲了实话，她说：
“虽然口头上一直宣称要老实交代，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但实际上却是说某人坦白不够老实，某人交代不够彻底，上面要我发挥作用，帮助别人，怎么帮呢？只能要他们‘加码’，究竟要加到多少才算彻底，我心里一点数目也没有。联系到我自己，我解放后到１９５２年，一共赚了１０亿元，除了交税和职工福利外，连本带利共５亿元，我全部坦白交代了，这样才算过了关。说老实话，像这样坦白，我思想并不通，我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呢？”
听了汤蒂因的话，潘汉年笑着对她说：“你不用担心，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
后来定案时，汤蒂因自报数５亿元，经核实为２亿多元，减少了一半多；也有的工商界人士自报数字竟高达２４０多亿元，最后核实到３亿元。在评定什么户方面，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汤蒂因原来自报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人代表将她评为“基本守法户”，最后评议委员会评她为“守法户”，这使她喜出望外，深感鼓舞。
为了进—步开展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十分注意在政治上给予工商界人士以积极的帮助，使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上海解放后，工商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荣毅仁、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郭棣活、吴中一、胡子婴、严谔声、盛康年、王性尧、经叔平、王兼士、董春芳等人要求学习，要求进步，潘汉年对此表示坚决支持。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会，即“七一学习会”，学习时事政策，并以俱乐部的形式，在饭后茶余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潘汉年和许涤新、周而复、梅达君等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事隔３０年之后，经叔平先生满腔深情地回忆道：“‘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上海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中心。解放之初，这里不仅云集着众多的工商业头面人物，还有许许多多政界、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为主管上海市统战工作的常务副市长，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凡涉及统战工作一项，事无巨细，都得过问。从工商联合会筹备会的筹备、建立，到各民主党派包括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整顿发展；从上海市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酝酿、成立到下属各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各小组开展活动；从各统战对象的政治生活乃至个人的琐碎小事，凡是被他知道的，他都实实在在地给予帮助解决。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还帮助市府机关内的统战干部提高认识，为实现党的统战任务而奋斗。他在新上海的统战工作中大显身手，也为新上海的统战工作操碎了心。
家，公仆与普通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潘汉年从1949年５月２８日走进外滩那幢灰色大楼的市长办公室之后，他就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一个“家”。有口皆碑的“好当家”，就成了当时上海人民献给他们这位常务副市长的一个真诚的称呼，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然而，为了这个拥有５００万人口的“大家”，潘汉年曾经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上海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那个时候，潘汉年是兼职最多的一位领导人。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社会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政府内，他是常务副市长、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军内，他则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由于身在其位，加之他又是一个敢于负责、甘为公仆的“当家人”，其艰辛劳累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几个当年在市府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对潘汉年协助陈毅主持市府日常工作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这样评价他：“潘汉年从上海解放第一天起，就肩负党和人民的重任。”“在他任职期间，从接管上海、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到恢复、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汉年同志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日夜操劳”，真切地反映了潘汉年这个“当家人”的工作姿态。就说接管工作吧，由于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当时依旧军务在身，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如情况的综合，问题的处理，工作的协调，不得不落在潘秘书长肩上。而接管工作又是千头万绪的，不得不使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经常主持或参加接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提意见，作决定。由于时局严重、环境特殊，每次这样的会议总要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这一期间，潘汉年真是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扑在接管工作上。不过，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各行各业情况熟悉，加上思想敏锐、工作细致，许多事情都办得有条不紊。例如市府办公厅当时直接接收的国民党、汪伪政权、租界工董局、工部局，包括用中、英、法、日等几种文字书写的档案，就有３０多万卷，以后又陆续接收了财经、地质、水文、电讯、邮政、治安、户籍等各方面的档案材料，共有１３０多万卷。如此浩如烟海的敌伪材料，是当时全国接管城市中所罕见的。在陈毅的领导下，特别是通过潘汉年的直接指导、具体部署下，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顺利完成，并得到国家档案局的表扬，对上海日后的社会治安、市政规划、生产建设等各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好这个“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关心这数百万家庭成员的生活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逐步过上安定美满的好日子。潘汉年常常对市府的工作人员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0年２月６日午间，国民党美制飞机对杨树浦发电厂等上海的水电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当时，潘汉年正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知消息后，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接着便与陈毅市长一起召集各局汇报情况，并坐镇指挥，部署公安局维护社会治安，指挥有关单位作出相应措施。次日，潘汉年与陈毅等市委市府负责同志前往杨树浦发电厂察看现场。连日来，潘汉年先后到宝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等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最使潘汉年牵挂的就是所谓“一黑二白”（煤、棉、粮）问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一些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出现了排队长龙。当时，市府一面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以乎抑物价；一面接受工商局建议，准备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５０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长龙消失了，人心安定了。
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人人数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解放初，劳苦工人大都住在十分简陋的棚屋里。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市政府在当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在改造部分棚户的同时，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让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对工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和地点的选择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使曹杨新村很快建造起来，一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老工人手捧鲜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从1952年夏曹杨新村建立后到1953年，又先后在沪东控江等地区建造了九个新村。工人新村的建立，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如果说，潘汉年为上海这个“大家”付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潘汉年对自己的家，付出就显得太少了。
潘汉年自己的家，一个是属于宜兴陆平村的“老家”。1926年春节前后，潘汉年曾经从上海返回陆平村，在自己的“老家”传播革命的火种，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跨过这个家门。解放之后，潘汉年身居要职，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老家”成员谋过私利。潘汉年有一个亲弟弟，远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工作，当时因发现其有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的处理。他几次写信给他的这位兄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他专程跑到上海来找潘汉年，要潘给他一个书面证件，证明他是潘汉年的弟弟，还希望能得到工作。潘汉年知道后，马上派人与他联系，严肃开导他“只有回去接受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教育和帮助，否则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绝不可能给自己的亲属写证明作保护，工作更不可以凭私人关系介绍”。潘还警告他：“如想借亲属的关系在外面招摇，那就只能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
他弟弟不死心，又多次写信给潘汉年，甚至把他的母亲一起拖来上海，想逼潘汉年满足其愿望，但潘始终以无私的态度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他的一个侄女小学毕业，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读书，她忍受不了家里半饥半饱的贫苦生活，跑到上海来找他的叔叔，想谋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工作岗位。潘汉年除了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给予一定的临时资助外，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后来还是董慧和下面一些热心人，为她找了一个临时工性质的安身之处。在解放初期，办这类事并不困难，也算不上开“后门”，但潘汉年却不愿意开这个为“老家”的亲属介绍工作的先例。
潘汉年这种做法，在世俗的眼光里似乎太过份了，甚至有些绝情，但他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呀！为了革命，为执行党的政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敌人的营垒中物色两面分子，策动他们为我所用；他可以不怕别人冠之以“右倾”的帽子，与工商界人士，即那些资本家携手合作，共度难关；他可以利用投诚、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乃至汪伪汉奸，“以特治特”、“以反肃反”，但是，他决不为自己一家的私利而动用“公家”的一丝一毫权力！他这样做，包括他“老家”的人在内，有的想不通，有的甚至谴责他，但他那种公而忘私、不谋私利的高风亮节，却获得了包括他“老家”潘姓家族在内的千千万万人民的尊重、敬仰。在他的“老家”陆平村，还专门设有一间以潘汉年、董慧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图书室，里面陈列着潘汉年的一位好友特地捐赠的一批图书和画册，以表示对潘汉年这位无私的伟大革命者的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另一个家则是属于他和董慧的“小家”。由于特殊的地下斗争环境，在中国革命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夫妻俩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不仅没有过上称得上“家”的安定的小家庭生活，而且其中的咸酸苦辣，更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到的。如果没有潘汉年这位职业革命家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没有董慧这位女中豪杰的纯洁的爱情追求，建立这个“小家”谈何容易！
上海解放后，这个“小家”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就在潘汉年出任副市长之初，组织上安排他们住进了华山路一座旧式大楼。在这个家里，潘汉年爱董慧，董慧敬潘汉年，他们的这个家堪称是一个温馨而和睦的小家庭。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这不免有些冷清，但正好为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他的秘书武汉回忆，当时潘汉年家里“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老房东所遗弃的最简单的旧家具，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吃饭更是简单：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他们夫妇都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则是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素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在这样的条件下，潘汉年夫妇心安理得，过着满意的小家庭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种生活，仅仅是他们为新上海的建设，为５００万上海人民尽心尽职的一种补充而已。潘汉年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这个“小家”的：“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日子。”
原来，潘汉年把这个“小家”，当作自己编外办公室了。好在董慧也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民公仆，他们夫妇俩可以称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珠联璧合的“工作狂”。
秘书武汉觉得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一些漂亮的金鱼，潘汉年见后十分高兴，每天早晚休息时，总是到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增加体育锻炼，武汉还从公安局借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潘汉年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武汉对垒。看着潘汉年对鱼缸和桌球是那么欢喜，武汉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看来这位日理万机的常务副市长，也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
随着市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上海市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渐地更换住宅。１９５２年以后，组织上让潘汉年搬进了武康路一栋一楼一底的花园洋房里。这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门外花木扶疏，室内陈设也比较考究。但是，优厚的家庭生活条件，并没有丝毫影响潘汉年的革命斗志；他继续为５００万上海人民，为新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１９４９年春，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潘汉年推到了前台；运筹帷幄的中共中央决策机关，把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了潘汉年肩上。
为了巩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接管江南各大城市，特别是做好接管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准备工作，已经放到了中共中央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曾召集华东局有关领导讨论了进占上海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为此，他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而“慎重、缓进”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于如何组织一支接管上海的干部队伍，尤其是如何挑选一批得力的领导干部，组成一个精悍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到了淮海战役结束之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此后，就陆续为他配备了一批重要的助手和各级领导干部。
时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三人，也被中央选中了。
许涤新是中共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与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那时潘汉年由香港来向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而许正任职于由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他们一见如故。从此，两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奔波奋斗。1946年11月初，他们相继奉调香港。这期间，潘汉年不仅为考虑全局性的工作而操劳，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实际领导人，潘汉年也为战友的未来着想。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消息传到香港后的几天里，有一次，潘汉年与许涤新在九龙弥敦道方方住处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回香港。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汉年问许涤新：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许涤新回答。
“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许涤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接受新的任务，潘汉年等人就要离开香港了。他在香港这两年多时间里，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当然，在他创造卓越功勋的背后，还包含了董慧以及董慧娘家对他巨大的支持。自从1947年１０月底撤至香港以来，他始终和董慧在一起，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并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顺利地开展着上层统战工作和党的情报工作。他在事业上得心应手，个人生活也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快乐。不过，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有必要把自己“打扮”起来，摆摆“派头”，因而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对此，许涤新曾经感慨万千地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写道：“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潘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潘汉年的妻家为潘汉年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潘汉年却从来“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
1949年4月28日，潘汉年与夏衍、许涤新和夏衍的女儿“阿咪”，悄悄地登上了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货船。由于时间仓促，加上任务特殊，潘汉年未与董慧同行。“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除潘汉年一行４人外，只有胡瑞梁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尽管从香港起碇到天津的航程遥远，但三位老战友能呆在一起，从容地谈天说地，却是机会难得。每天，他们在一个可以眺望碧波蓝天的宽敞餐厅里用餐之后，就在一起回忆过去，畅所欲言交流思想，他们谈到上海地下党时期的斗争；长征途中的见闻；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谈话的主角自然是潘汉年。
经过了整整七昼夜的航行，５月６日，“东方号”抵达天津塘沽。从北京专程赶来的冯铉将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就在附近的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乘火车赶到北京。
到北京的当天傍晚，潘汉年他们就去了弓弦胡同１５号李克农的住处。李克农在“七大”后担任中社部副部长、部长，是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李同夏、许两人也很熟悉，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一坐下，李克农就叫人来给他们合拍照片，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京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李克农设宴为他们洗尘。据夏衍回忆，那天晚上李克农兴趣特别好，“克农是酒豪，拿出一瓶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来殷勤劝酒，但我们三人都不会喝酒，结果是他自酌自饮”。席间，他们谈论了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的情况，谈了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久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十一点钟才散”，最后，李克农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京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天好好睡一觉吧！
当天晚上，潘汉年他们就在李克农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便住进了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1955年４月底，潘汉年被捕时，也住在这个房间。
正如李克农所预料的那样，之后的日子果然忙得不可开交。潘汉年不仅要同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见见面，叙叙旧情，更重要的任务是，他必须随时与中央组织部取得联系，具体安排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到北京后第三天，他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并告之夏衍、许涤新，关照他们有所准备。
“朱老总”是第一个会见他们的中央首长。５月９日，被称之为“红军之父”的朱总司令，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北京饭店３０３号房间，他和潘汉年等一一握手，随便聊天，并在北京饭店请他们“吃了一顿很好的，并不比香港差的西餐”。这位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显得那么亲切、和蔼、谦虚。席间，大家并不拘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李克农，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不断开怀大笑。
５月１１日晚，周恩来约他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见面，由潘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以及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港进入解放区的经过等情况。听了汇报后，周恩来对他们在香港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随后，就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并要潘汉年将这一意见告诉陈毅。接着，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协助曾山接管财经，负责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负责文教系统的接管工作。周恩来指示潘汉年，要当好陈毅市长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座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结束后，周恩来用他的车子把他们送回北京饭店。路上还询问了他们策反钱昌照的情况，并要潘汉年、夏衍及时电告在港的乔冠华，请钱早日来北京。５月１２日晚１０时，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单独接见了他们三人。接见时，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很注意香港当局的态度，向潘汉年等作了一些询问，潘汉年他们一一作了回答。潘汉年请主席对接管上海作指示。毛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还特别提到了文化方面的工作，告诉他们刘少奇最近在天津视察了一下，有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和你们交代的。据夏衍回忆，这次会见，“毛泽东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汉年叫做‘小开’。”
毛泽东接见之后，潘汉年他们当晚就住在香山，原打算等刘少奇接见，可第二天一早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当晚要在中南海召开一个文化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会议，要他们三人都参加。这样，他们吃完早饭就赶回了北京饭店。
晚上８时，潘汉年等一起到了中南海，“第一次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参加会议。到会的人很多，有茅盾、萨空了、胡愈之、周扬、袁牧之、钱杏钝、郑振铎、沙可夫等。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关于上海解放后的文化工作问题。周先让潘汉年讲了上海的一般情况，和他们在香港时对这一工作的设想和布置。最后，周恩来作了几点结论性指示，他说，一定要谦虚谨慎，在这个半壁江山的上海，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后，再提改组和改造问题。
刘少奇是最后一位接见潘汉年等三人的中央领导人，他主要谈政治、经济方面的事情。他问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１９２７年那样捣乱？”
“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潘回答说：“1948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
刘少奇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对潘汉年说：“请你告诉陈毅、漱石，先不要动他们（指黄金荣等帮会头子），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至此，潘汉年三人在北京的任务全部完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于５月１６日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同行的还有盛丕华（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周而复，以及化名为“杨秘书”的毛岸英等１０余人。由于铁路刚修复，他们乘坐的又是旧式头等车，速度很慢，第二天才到济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康生等在车站迎接。潘汉年一下车，康生立即迎上去和他热烈拥抱，潘把同行的人一一向康生作了介绍。他把潘汉年一行当作贵宾，将他们安排在上等的洋楼里，晚上设盛宴为他们洗尘，还准备了一场京剧晚会，尽了地主之谊。此后，康生一直在山东工作，后任山东省委书记，直到1958年才入京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因此，他与1955年的“潘案”无直接关系。
在济南耽了一天半，潘汉年一行又继续乘车南下，火车越往南越难走，不是铁路尚未修复，就是火车出现故障，这样停停走走，直到５月２３日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丹阳。
前来迎接潘汉年他们的是华东局一批干部，为首的是情报部副部长扬帆。自淮南根据地分别之后，扬帆与潘汉年两人一别已近５年。但他对这位既是领导又是战友一直深怀感激和敬佩之情；而潘汉年则对扬帆怀有爱才惜才的情感。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此时此地，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扬帆将潘汉年他们安排在一处临时招待所之后，就带着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到三野指挥所去见陈毅。
三野指挥所设在花木扶疏的一位地方绅士的别墅里，潘汉年等在小会客室里刚刚坐下，穿着黄褐色军服，剃了光头的“儒将”陈毅就从内室走出来和大家热烈握手，不等扬帆介绍，他就大声喊道：“等了你们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不需要给你们介绍上海情况。”他拿着扇子一边扇一边说：“你们从北京来，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人事安排，你们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印了一本小册子，主要是入城纪律和党员守则，可以看看，中央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倒想听你们讲一讲。”
潘汉年向陈毅汇报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对他们所作的有关指示以及他们捎给陈毅的话。接着，陈毅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吴淞，国民党在上海只有几个军的残兵败将，已经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我们随时可以拿下上海，我们在这里踏步不动，主要是对接管干部做点思想工作。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个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你们得分出点时间来，分别对你们分管的干部讲讲上海情况，凡是要注意、要提防的事情，你们讲比我去讲更好，你们有感性知识。
会见陈毅之后，潘汉年三人就各自分别去会见和他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领导和同事。潘汉年由扬帆陪同，去见了饶漱石和舒同。他向饶汇报了近几年来特别是在上海、香港的工作情况，并转达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
第二天一早，接管上海的各条战线负责人聚集在三野指挥所里，听取陈毅、潘汉年的讲话。潘汉年今天再次脱去西服，穿起了军装，一支崭新的手枪挂在腰间的皮带上，成了解放大军中的一员；但他军帽下那一副金丝眼镜，又说明他是一个军队中的文化人。由于淞沪战场解放军已经向苏州河以南市区挺进，丹阳的接管队伍将于今天下午离开丹阳向上海开发。因此，会议主要重申入城纪律和有关规定。陈毅一再强调所有的接管人员都必须严格照章办事。他郑重宣布：一切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来，接管方面的事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潘汉年出任新上海第一任副市长的命令，就这样由陈毅公诸于众。
这一天是５月２４日。
当天夜间，潘汉年和接管队伍一起，随同华东局机关，乘火车从丹阳出发，次日中午车到南翔站，由于前面的路轨发生故障，接管干部只得下车休息。上海地下党得知这一消息，于傍晚时分派来车队，接管干部分批地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暮色苍茫中进入上海市区。
５月２６日晚上，潘汉年出席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会议。会议在瑞金路原励志社所在地三井花园召开，由陈毅主持，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大系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听取了各个系统的汇报和各自的接管方案，陈毅、潘汉年分别作了简单的讲话。
５月２７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北守敌的最后一个据点——杨树浦发电厂，至此，上海市区全部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１００多年来，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一直是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基地。上海的解放，宣告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势力的彻底破产！上海的解放，也宣告了２２年来，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对上海人民残酷统治的完结。这不仅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可耻失败，也是他们在经济上的总崩溃。
上海，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在军管会主任陈毅的带领下，潘汉年与新任命的上海市党政军各界领导人，来到福州路外滩的一幢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灰色大楼里，举行了庄重的接管仪式。时任市府秘书长的周林有一段如实的回忆：
“这天下午，在约有八十平方米的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市长坐在办公的座位上，周围坐着潘汉年副市长、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和我，以及沙千里、周而复、刘丹等；由熊中节引进赵祖康代市长，面对着陈毅市长坐下，陈毅市长既爽朗又轻快地宣布接受旧市政府，赵祖康代市长将旧市政府的印信上交给陈毅市长。陈毅市长简短地致词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希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
接管仪式的完成，是新旧上海更替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这一天起，这幢灰色大楼的门口挂起了白底黑字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从这一天起，陈毅正式开始履行其市长的权力；从这一天起，作为市长的助手，潘汉年也就成了这幢大楼里的一个当家人，正式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一年，潘汉年４３岁。
社会治理“遗大投艰”
就在潘汉年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不久，香港《周末报》记者为他作了一个小传，内有一段评语是这样写的：“对于上海，他（指潘汉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确的理解，处理那非常复杂的上海社会，也必须有他那种‘遗大投艰’、‘动心耐性’的行政首长，才能胜任愉快。”
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的确是够复杂的了。而复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来自于敌对势力的破坏。当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地痞、流氓、恶霸等大批反动分子，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际，纷纷跑出来，勾结作乱，破坏社会安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前后这几天里，一批批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不速之客，在大街小巷许多地方，挂起了各种牌子，什么“中共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啦，“四大军区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啦，以及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还有一些持有武器的组织，如“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字纵队”等等，他们声称准备去接收银行、仓库和其他企业，甚至公然闯进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伺机闹事。不仅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派遣特务来沪，与潜伏的特务分子联系，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美蒋反动派还直接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并公然对上海实行军事封锁。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面对如此尖锐而复杂的上海社会，作为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协助陈毅市长，做好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的治理工作。“接、管、清、改”，先接后管，迅速而有力地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把这个被喻之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
潘汉年以极大的精力，在上海社会治理这出重头戏里出任主角。他根据陈毅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抓获了那些浑水摸鱼、公开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打击残敌的过程中，潘汉年一再强调，上海解放不久，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然后清理历史反革命。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潘汉年在政法、公安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1950年10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发布后，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贯彻落实“双十指示”的精神。翌年４月，潘汉年进一步提出了在镇反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在他的倡导下，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热潮。仅４月底的一次大逮捕中，全市就组织发动了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市民组成的４４４５个行动小组，共３．６万余人，逮捕了８０００余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赫赫战果。
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在国统区或沦陷区，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位置转换了，我们成了执政者，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彻底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潘汉年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事实上，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广大群众发动了起来。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３２００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４万余封。特别是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起来揭发自己亲人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投案自首，有的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藏匿的枪枝弹药等，反革命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作为长期战斗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中，周旋于各类魔鬼之间的地下工作的领导人，作为具有丰富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老资格的情报人员，潘汉年坚信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强大的打击手段，也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威力，分化和瓦解敌人，才能更加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
发挥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力量，关键在于正确对待那些来自敌人营垒中的起义投诚分子和自首立功者，并且将他们为我所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潘汉年在长期从事情报战线斗争中所掌握的拿手好戏。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的，因为这两件事不仅为当时的政法公安工作，尤其是为顺利开展肃反运动起了特殊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潘汉年的两大罪责，并且还殃及了许多无辜者。
第一件事是利用所谓“逆用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电台，仅国民党军统“三凶”之一、保密局头头毛人凤及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就在上海附近潜伏了１０部电台。他们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通过武的工作，黎明终于弃暗投明，并协助公安局一举破获了毛人凤的潜伏电台，同时被破获的还有国民党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１０余部电台，逮捕了一大批特务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决定“逆用”敌人的电台，并报请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转呈中共中央情报部，获得批准。据扬帆回忆，共“逆用”了其中两部，“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逆用”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１９５０年８月，潘汉年将其中一台交给扬帆，让公安局“逆用”。果然，这两部“逆用电台”对于公安机关掌握敌情，进行防范措施，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件事情，是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设立了所属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并以胡均鹤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胡的处理，也由潘汉年所经办。１９４９年２月间，原汪伪特工人员刘毅（徐汉光）到香港找到潘汉年，说他和胡均鹤现在都在上海“闲赋”，胡表示要为上海的解放尽一点微薄之力，有一点“军事关系”报告潘汉年，想请潘汉年介绍他们去江北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如上文所述，胡均鹤和刘毅都在潘的情报系统策反下，曾协助李士群为掩护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作过贡献，是属于“脚踏两只船”的人物。因胡又与国民党军统保持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汉奸罪被起诉。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虽然一时无法考察他们的真实用意，但对他们准备报告“军事关系”，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要求，却不能不表示欢迎态度，这是党的政策所许可的。为此，潘汉年答允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直接去江北解放区找解放军联络。同时又密电华东局领导机关，报告了饶漱石，并通知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扬帆，说明胡、刘去江北的目的，请他接洽。胡均鹤后来到了江北，表示自己愿意立功赎罪的态度，华东情报部门报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决定将胡带回上海，协助公安部的肃反工作。在这期间，胡果然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肃反时使用。
情报委员会中除胡均鹤之外，其他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也都是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在党的政策的召唤下，他们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稳定解放初上海的局势，对上海的镇反、肃反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１０００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４００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８０余部。破获谋刺陈毅市长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策划，派出该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赴大陆，准备实施暗杀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刘全德是一个老牌的特工人员，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职业杀手。此人原是中央红军的保卫人员，１９３４年在派往武汉执行任务后被军统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抗战时期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毛人凤等军统头目的赏识。不过，他从台湾飞往舟山，又从舟山乘汽船到吴淞口登陆等行动，很快被潘汉年掌握的“逆用电台”获悉。但到上海后，在茫茫人海中抓捕这个杀手谈何容易！加之刘又有丰富的特工经验，他到上海后，行动诡秘，每晚必换一住处，很难查出他的踪迹。有一次，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混入市政府大楼，察看地形和通道，一直窜到市长办公室的门外，居然未被察觉。上海市公安局除派遣大批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饭店及一些娱乐场所加紧搜捕外，还利用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与刘共过事的高淑云参加搜捕活动。１１月２日，抵达上海已有一星期的刘全德，潜入原军统特务史晓峰家中，高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赴史家，将他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很快将他捉拿归案，谋刺陈毅计划遂告破产。高淑云因此受到市公安局的表扬、嘉奖。
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公安政法系统，利用政策和策略的力量，在有效地对付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同时，也有效地对付了那些地痞、流氓和帮会势力。上海的帮会势力及活动规模占全国之首，而各类帮会之最，则为青帮。民国以来，上海青帮逐渐演变为一支以流氓为主要骨干，以经营黑社会事业及其非法勾当为主要活动的帮会力量。“青帮和流氓的互相融汇，使上海青帮显著地带有帮会流氓化，流氓帮会化的特点。”为了减少青帮对社会的危害，有效地控制局面，控制帮会大流氓头子，是控制帮会势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举措。这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一点，从中央到华东局到上海的各级领导都是明确的。刘少奇在接见潘汉年时就曾指示他对黄金荣等帮会头子，先不要动他，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并要求将此意见转告陈毅、饶漱石等。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对中央领导指示精神的贯彻是积极、主动的；对有关的政策和策略的执行是正确、有力的，因而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开展对著名帮会头子杜月笙的工作，潘汉年费了不少心力。早在1944年初，潘部在上海杜月笙处搞情报工作的秘密党员金山曾匆匆赴香港，向潘汉年请示：章士钊在上海动员杜月笙参加国共“和谈”活动，杜已表示同意，问潘可不可以。潘将金山报告的情况电示中央情报部，中央情报部回电说，潘可以继续与金山保持联系，指导金山的工作。关于杜参加和谈一事，则未作肯定的答复。在这之后，潘对杜的工作抓得很紧，杜对此也有表示。1949年４月１０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杜月笙，亲自动员其“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但杜另有自己的打算，他对心腹说：“蒋先生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带信要我参加新政协。”４月２７日，杜举家离沪赴港，临走前给他的心腹留下三封信，嘱咐待上海解放后分别交给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
潘汉年是否收到杜月笙的信，不得而知。但上海解放后，潘始终没有放松对杜的工作。潘通过金山，派章士钊赴港面见杜月笙，杜当即表示已叫留沪的弟子不要跟共产党捣乱，潘还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要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中共表示欢迎，杜维翰为此专程赴港。不久，杜回到上海，转告潘汉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生活，所以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杜虽然没有回沪，但上述所讲各点，后来都一一做到了。1951年８月１６日，杜月笙死于香港，杜家要求在上海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报请上级并获准，杜家与杜门弟子对此深表感激。
开展对帮会头子的工作，潘汉年把黄金荣作为重点对象。黄金荣是被公认的青帮主要头子，是黑社会中头号大流氓、大把手。虽然他在上海解放前夕早已去职，开始“安度晚年”，但由于他在黑社会中经营的时间最长，因此在帮会中的影响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门徒遍及上海滩，据说“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如果再加上徒子徒孙的话，更是成千上万”。对此，长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了如指掌。1949年春，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大局已定，上海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信息，劝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黄金荣听从劝告，决定留沪不走。他悄悄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信”匾额摘下砸碎，以表示不再追随蒋介石反共。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自己将功赎罪，他还请人写出了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４００多名青洪帮头目的名单清册，交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他还多次告诫门徒不要参与国民党逃跑前进行的大破坏、大屠杀活动，对共产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为自己留条后路。
上海解放后，由于黄门中人多品杂，他的一些徒子徒孙仍不断地干坏事，这就势必涉及到黄金荣本身。对此，党内干部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对此，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这些话传到黄金荣那里，他从心底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市人民政府还以实际行动落实对黄金荣的有关政策，如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等，但要他坦白交代过去所做的坏事。考虑他已８０高龄，让他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作为对他的一种改造。对此，当时沪上各报还刊登了黄金荣扫街时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为了表示对自己过去的悔过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黄金荣在1950年买了５万元的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黄在上海是有不少财产的。但解放后，他的一个儿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的金银财宝逃往香港，这样他就剩下了有限的不动产。加之手头上也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黄先后三次派人去香港找杜月笙帮忙，并打电报、挂长途电话向李志清要钱。最后，杜月笙让万墨林给黄汇去了５万元。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黄金荣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达千余字的自白悔过书，对自己的经历和罪过作了简单的叙述，特别是对１９２７年组织共进会，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充当蒋介石帮凶这件“历史上的大罪恶”，表示了“无限的悔恨”；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彻底改变旧上海的历史功绩，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对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表示“一定切实遵行”，并号召他的门徒们要主动地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污点”，“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黄金荣的《自白书》，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53年，黄金荣又叫他的亲信龚天健写了第二份自白书，送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再一次表示了自己主动交待问题的态度和立功赎罪的决心。这一年６月２０日，黄金荣因忽然发热病倒，不治身亡。黄去世后，潘汉年又协助陈毅妥善地处理了黄家的遗产问题，体现和维护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当然，潘汉年在主管、指导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中，不是光靠政策和策略的感召力，来达到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争取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仅仅只是潘汉年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实行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方针。这在潘汉年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是明确无疑的。当时，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所执行的方针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严惩不贷；对于潜伏下来的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例如前面提到的刘全德，一经逮捕便立即审判处以死刑。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杀人凶手，决不心慈手软，而是予以严厉镇压。例如人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南“四霸天”之一的惯匪陆杏生、“杀人魔王”封企曾、“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经潘汉年亲自过问，报送上级执法机关最后审批，把他们推上了断头台。
就这样，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初的日日夜夜里，在肃清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根治黑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费了巨大的心力。他和他所主管的上海市公安政法工作部门始终坚持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严厉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绩卓著，人民拍手称快。章士钊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用“宽猛相济，彪炳盖世”之词，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社会治理工作，虽近乎溢美，但并非太过。
在上海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取缔十里洋场烟、赌、娼，净化社会环境的任务也很繁重。如果说，取缔烟馆、赌场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取缔妓院就比较复杂和棘手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大批妓女的善后问题。据国民党警察局统计，旧上海登记注册的妓院就有８００多家，妓女有５０００多人。另外，还有１２００多家妓院未经登记注册，被称之为“野鸡”的私娼有两万多人。
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海市人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并采取逐步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方法，彻底加以解决。潘汉年是这一工作的主要策划者。他多次强调：对于妓院要分析。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以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根据这一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了上海市妇女教养所，由市妇联选派干部，密切配合，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为她们治疗疾病。从此，数以千计的妓女跳出了火坑，开始走上了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颇有名气的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妓院中心，也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这确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创举。
统战工作再显身手
根据中央的明确规定，潘汉年在副市长任内的一项重任，就是他长期为之奋斗，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卓著功勋的统战工作。
党的统战工作的任务，在解放前后是有实质性区别的。随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和共和国的成立，党的统战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为争取人民革命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时期。中央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范围更趋扩大，任务更加繁重艰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为此，中央特别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尽可能抽调一批政治上比较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
对于潘汉年在统战方面的才干、工作实绩和丰富经验，党组织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中央在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管政法工作的同时，又任命他为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和上海市委的统战部长。潘汉年也因此成了整个华东地区和上海统战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自己的努力再显身手，再创辉煌。
作为统战高手，潘汉年清楚地意识到这副担子的重量。过去，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就通过统战工作，结识了不少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其他民主人士，和他们成了知心朋友，并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现在，他是以执政党党员和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上海，并且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这就往往会出现这样特殊的情况：统战的对象，既是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部下。因此，能不能真正做到充分地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平等相待，赤诚相见，就势必成为搞好统战工作的首要条件和关键所在。他经常对华东和上海两级统战干部进行反复的动员和教育工作，要他们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放下官架子，走出去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并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潘汉年首先作出了表率。他与赵祖康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赵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抗战胜利后，当上了市政工程的工务局局长。但此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正忙于打内战，他们关心的是城防“大事”，至于市政工程建设，从南京政府到上海市政府谁也不会过问。赵当了数年局长，几乎一事无成，使他伤透了心，对国民党统治深感失望。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他隐隐约约地从别人那里听到一点消息，说中共的广播电台已经指名道姓地希望他留在上海，这就更坚定了他不走的决心。当时，上海地下党也曾派人关照他，如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果然，就在上海解放前４天，准备逃跑的原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执意请他代理市长职务。有了与中共的这层关系，赵祖康便答允了下来。这样，人民解放军一进市区，赵即下令在市府大楼上竖起一面白旗，欢迎人民解放军接收。
５月２８日，当赵祖康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上交到陈毅市长手里之后，赵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作为旧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继续留在新政府中是不适当的。因此，他请求回交通大学执教。不料，陈毅当场希望他留下来参加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邀请他在新政府工务局担任局长职务。从此，他就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的接触较多，在共事的几年中，潘汉年对这位既是工程技术专家，又是行政部门领导人的非党人士；既是依靠对象，又是自己部下的新朋友，一直是那么的关心和尊重，并真诚地帮助和支持他做好工作，有许多事情，令赵祖康激动不已。
1949年７月初，赵祖康就工务局组织机构与人事安排问题，去找潘汉年商量，潘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在谈及旧上海市府留用人员时，赵向潘反映原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建议安排他的工作。潘汉年当场表示可以考虑。这使赵很受感动，从中看到了“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和党的统战政策的精神”。也进一步感到潘汉年对他是真诚的、信任的。以后凡工务局人事方面的事，他都对潘汉年毫不保留地直抒己见，与潘汉年建立了相互依赖、友好的合作关系。
这年秋天，市政府为了加强对留用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将原工务局的部分职员集中到离职人员学习班学习。这些人接到离职学习通告后，情绪波动很大，认为共产党对原国民党机关人员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怎么现在又要大家离职？是不是“一脚踢开”，讲话不算数？身为局长的赵祖康感到这样办有困难，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于是，在学习班开学的第一天，潘汉年代表市政府到会讲话，他说，工务局在移交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又说，现在一般人对国民党时的一些局称为“伪××局”，我看工务局不同，就叫“原工务局”吧。说得大家都笑了。会后，大家心情舒畅地说，原来参加学习班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工作。大家的情绪一下子稳定了下来，参加学习也积极认真了。
有段时间，潘汉年看到赵祖康一直忙于行政领导工作，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工程技术专家的特长，便主动找赵祖康，亲切地关照他，除了做好工务局的行政工作外，也可以参加科技界活动。就在潘汉年谈话的当天下午，上海科代会筹备会成立，赵被选为常务委员，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0年２月，上海在反轰炸、反封锁斗争中，工务局同其他单位一样也需要动员疏散一部分人员去外地支援。身为局长，赵祖康在动员大会上积极表示拥护政府的号召，并当场表示愿意到外地工作。潘汉年立即找他谈话，对他说，你对上海的城市建设情况熟悉，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合适。这又一次使赵祖康感到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1年，“民革”中央发展组织，要在工务局筹备成立民革支部。赵祖康因邀参加了筹备工作。在这之前，又有人来动员他参加“九三学社”。赵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潘汉年请示，潘汉年谦虚诚恳地对他说，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你个人的事，应由你自己决定，不必要请示。如果要同我商量，那么根据现在的工作岗位和环境，我们觉得你参加“民革”较为合适。赵接受了潘汉年的意见。他说：“后来我也认识到，这对我的改造与服务确有好处。”
所有这一切，使赵祖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他在回忆潘汉年时，说了下述一段深切感受：
“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感到他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解放前，我长期处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是虚伪敷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过程中的“品质和作风”，赵的结论是：“潘汉年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党的很好的领导干部。”“是很受党外人士敬爱的人。”
对赵祖康是这样，对其他一起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潘汉年也同样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当时在上海市的领导班子里，还有盛丕华、金仲华两位党外副市长。潘汉年对他们十分尊重，要市府办公厅为他们配备好秘书和工作人员，把应当送给他们审阅签发的文件资料及时送呈，让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使党外副市长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共同工作中，潘汉年与盛、金两位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上海解放之初，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的统战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是：团结争取工商界人士，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共同建设新上海而奋斗。华东局和上海市统战部成立伊始，潘汉年就及时地对这两个部的领导作了指示，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因此一定要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
争取工商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首先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了，心存疑虑。有的人虽然留在上海，但早在解放前就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并随时准备“席卷而走”；还有的人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上海坐观等待，以选择最后的去向。针对上述情况，陈毅和潘汉年曾多次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人士，让他们参加座谈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为了把工作落到实处，潘汉年还经常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在这方面，许多工商界人士都有切身体会，发表过不少有关回忆。上海纺织业巨子、永安纱厂创始人郭棣活写道：
“解放初期，我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虽留在上海，但抱着看一看再说的观望态度。这时潘汉年同志经常和我们开会，找我谈话，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帮助我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他经常鼓励我大胆地积极地搞好棉纺生产，并帮助解决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具体困难，使我开办的永安纱厂迅速恢复了生产。许多事实使我体会到，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的，推行的政策是国强民富的政策。从此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刘靖基先生更为坦率地说：
“以我个人来说，我常常讲，解放前夕我从香港回到上海，是“试试看”的。如果没有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同志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苦口婆心地对我开导和教育，使我在事实面前受到很大感动，我是不大可能留下来，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
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当时也有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虽然听过陈毅、潘汉年的一次大报告，“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有一天，在盛康年家里，潘汉年约见了荣毅仁，并一同吃了晚饭。对那天的情况，荣毅仁作了如下叙述：
“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在与工商界人士广交朋友，向他们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同时，潘汉年还十分注意为工商界人士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克服难关，支持他们事业的发展，用事实来体现党的统战政策。郭棣活的永安纱厂曾一度因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唯，被迫停产。郭向政府求援，潘汉年同他一起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永安度过了难关。郭棣活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表示了对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于是，郭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向国外订购的包括瑞士制造的７０００千瓦汽轮发电机，１万锭纺纱机器和成套设备以及６０００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２５０多万美元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郭棣活情深意长地说：“如果说我在解放后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的话，那是与党对我的团结、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与我的好朋友，统战工作的好领导潘汉年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荣毅仁的申新系统纱厂在解放初期曾遇到过一个大麻烦。当时，荣家企业由于开工不足，银根吃紧，有一度连工人的工资也付不出，劳资间发生了严重纠纷，工人到荣家坐着不肯走，形成僵持局面。潘汉年闻讯后，立即嘱咐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时邀请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棉纺同业公会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以及银行贷款等等，作了综合部署，终于很快使事态平息了下来，恢复了正常生产”。这件事的迅速处理和解决，使荣毅仁和许多工商界人士对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更为深切而具体的了解，也更加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工商界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私营企业有困难时，国民党往往是落井下石，迫使工商界人士就范；共产党则是雪中送炭，帮助私营企业度过难关。
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会。周与潘汉年早有接触，并为革命作过贡献。１９４８年秋，周作民因受蒋经国威胁，“气忿潜去香港”。在港期间，周经人介绍，认识了潘汉年，两人成了好朋友。为了解决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交通问题，也为了给当时华北解放区运去极缺乏的西药和某些生活用品，潘汉年希望周设法协助解决。周作民表示愿意，随后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外部经理杨培昌和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安排。结果，金城银行出资４０万港元，租了“华中号”轮船，挂上外国旗号，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此后，潘汉年一直铭记着周对党做的这件好事。他与潘汉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解放后，潘汉年又亲自派人到香港做周的工作，动员周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返回上海，潘汉年对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专门借余庆路衡山路转角的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周洗尘，并邀请了一批著名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作陪，以利于周作民今后在上海的活动。金城银行在解放前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意难做，月月亏损，特别是１９４８年改用金圆券后，被迫把银行外汇调换成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使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这个后遗症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无法弥补巨大的赤字。对此，周作民十分着急，不得已决定将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给政府，以抵银行的亏损。他让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去找潘汉年报告情况。隔了一天，潘汉年就派财政局长顾准去看望周作民，说明为了帮助金城银行解决困难，政府愿意承购纱厂。潘汉年特地嘱咐顾说，周作民在香港时，曾对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不能忘记。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你与周洽谈时请周提出纱厂的要价，你不要还价，照数接受。顾将潘的意见向周作民作了转达，周听后十分感激。但他坚持不能自己要价，后由纺织部门订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党的信任。”
在工商界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善解人意，决不为难工商界人士，因而也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汤蒂因是民主建国会的骨干成员，又是著名的女企业家。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了全市３０３户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中学习。学习班要求大家坦白交代，但她却顾虑重重，主要是怕过不了关。同时，她看到别人像挤牙膏一样，每一天挤一点，总是过不了关。为了避免难堪，她用“倒轧账”的办法，一下子将解放后３年间全部赚的利润５亿元（旧人民币，当时的１亿元相当于现在的１万元），一起“坦白交代”了。她一出口，小组马上通过，还成了一个“五反积极分子”。
这一情况被潘汉年知道后，就让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董慧将汤蒂因找到办公室，和她恳切地交换了意见。潘汉年问道：
“你对这次‘五反’运动有什么看法？”
“对我教育很大”，汤回答：“自从参加三百零三户学习后，与工人不是面对面，而是背靠背，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过去好多了。
“我知道你性格直爽，比较肯讲，希望你消除顾虑，说老实话，你说的坦白数字，是不是实事求是？”潘汉年这样一问，汤蒂因似乎发觉这位副市长已经看到了她心底里的秘密，不禁为之一惊。但她一下又转不过口来，正在欲言又止时，旁边的董慧鼓励她：“你大胆讲好了，不会批评你的，你放心好了。”汤蒂因这才讲了实话，她说：
“虽然口头上一直宣称要老实交代，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但实际上却是说某人坦白不够老实，某人交代不够彻底，上面要我发挥作用，帮助别人，怎么帮呢？只能要他们‘加码’，究竟要加到多少才算彻底，我心里一点数目也没有。联系到我自己，我解放后到１９５２年，一共赚了１０亿元，除了交税和职工福利外，连本带利共５亿元，我全部坦白交代了，这样才算过了关。说老实话，像这样坦白，我思想并不通，我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呢？”
听了汤蒂因的话，潘汉年笑着对她说：“你不用担心，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
后来定案时，汤蒂因自报数５亿元，经核实为２亿多元，减少了一半多；也有的工商界人士自报数字竟高达２４０多亿元，最后核实到３亿元。在评定什么户方面，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汤蒂因原来自报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人代表将她评为“基本守法户”，最后评议委员会评她为“守法户”，这使她喜出望外，深感鼓舞。
为了进—步开展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十分注意在政治上给予工商界人士以积极的帮助，使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上海解放后，工商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荣毅仁、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郭棣活、吴中一、胡子婴、严谔声、盛康年、王性尧、经叔平、王兼士、董春芳等人要求学习，要求进步，潘汉年对此表示坚决支持。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会，即“七一学习会”，学习时事政策，并以俱乐部的形式，在饭后茶余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潘汉年和许涤新、周而复、梅达君等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事隔３０年之后，经叔平先生满腔深情地回忆道：“‘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上海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中心。解放之初，这里不仅云集着众多的工商业头面人物，还有许许多多政界、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为主管上海市统战工作的常务副市长，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凡涉及统战工作一项，事无巨细，都得过问。从工商联合会筹备会的筹备、建立，到各民主党派包括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整顿发展；从上海市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酝酿、成立到下属各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各小组开展活动；从各统战对象的政治生活乃至个人的琐碎小事，凡是被他知道的，他都实实在在地给予帮助解决。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还帮助市府机关内的统战干部提高认识，为实现党的统战任务而奋斗。他在新上海的统战工作中大显身手，也为新上海的统战工作操碎了心。
家，公仆与普通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潘汉年从1949年５月２８日走进外滩那幢灰色大楼的市长办公室之后，他就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一个“家”。有口皆碑的“好当家”，就成了当时上海人民献给他们这位常务副市长的一个真诚的称呼，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然而，为了这个拥有５００万人口的“大家”，潘汉年曾经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上海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那个时候，潘汉年是兼职最多的一位领导人。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社会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政府内，他是常务副市长、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军内，他则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由于身在其位，加之他又是一个敢于负责、甘为公仆的“当家人”，其艰辛劳累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几个当年在市府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对潘汉年协助陈毅主持市府日常工作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这样评价他：“潘汉年从上海解放第一天起，就肩负党和人民的重任。”“在他任职期间，从接管上海、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到恢复、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汉年同志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
“日夜操劳”，真切地反映了潘汉年这个“当家人”的工作姿态。就说接管工作吧，由于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当时依旧军务在身，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如情况的综合，问题的处理，工作的协调，不得不落在潘秘书长肩上。而接管工作又是千头万绪的，不得不使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经常主持或参加接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提意见，作决定。由于时局严重、环境特殊，每次这样的会议总要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这一期间，潘汉年真是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扑在接管工作上。不过，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各行各业情况熟悉，加上思想敏锐、工作细致，许多事情都办得有条不紊。例如市府办公厅当时直接接收的国民党、汪伪政权、租界工董局、工部局，包括用中、英、法、日等几种文字书写的档案，就有３０多万卷，以后又陆续接收了财经、地质、水文、电讯、邮政、治安、户籍等各方面的档案材料，共有１３０多万卷。如此浩如烟海的敌伪材料，是当时全国接管城市中所罕见的。在陈毅的领导下，特别是通过潘汉年的直接指导、具体部署下，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顺利完成，并得到国家档案局的表扬，对上海日后的社会治安、市政规划、生产建设等各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好这个“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关心这数百万家庭成员的生活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逐步过上安定美满的好日子。潘汉年常常对市府的工作人员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0年２月６日午间，国民党美制飞机对杨树浦发电厂等上海的水电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当时，潘汉年正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知消息后，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接着便与陈毅市长一起召集各局汇报情况，并坐镇指挥，部署公安局维护社会治安，指挥有关单位作出相应措施。次日，潘汉年与陈毅等市委市府负责同志前往杨树浦发电厂察看现场。连日来，潘汉年先后到宝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等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最使潘汉年牵挂的就是所谓“一黑二白”（煤、棉、粮）问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一些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出现了排队长龙。当时，市府一面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以乎抑物价；一面接受工商局建议，准备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５０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长龙消失了，人心安定了。
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人人数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解放初，劳苦工人大都住在十分简陋的棚屋里。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市政府在当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在改造部分棚户的同时，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让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对工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和地点的选择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使曹杨新村很快建造起来，一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老工人手捧鲜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从1952年夏曹杨新村建立后到1953年，又先后在沪东控江等地区建造了九个新村。工人新村的建立，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如果说，潘汉年为上海这个“大家”付出了巨大贡献的话，那么潘汉年对自己的家，付出就显得太少了。
潘汉年自己的家，一个是属于宜兴陆平村的“老家”。1926年春节前后，潘汉年曾经从上海返回陆平村，在自己的“老家”传播革命的火种，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跨过这个家门。解放之后，潘汉年身居要职，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老家”成员谋过私利。潘汉年有一个亲弟弟，远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工作，当时因发现其有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的处理。他几次写信给他的这位兄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他专程跑到上海来找潘汉年，要潘给他一个书面证件，证明他是潘汉年的弟弟，还希望能得到工作。潘汉年知道后，马上派人与他联系，严肃开导他“只有回去接受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教育和帮助，否则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绝不可能给自己的亲属写证明作保护，工作更不可以凭私人关系介绍”。潘还警告他：“如想借亲属的关系在外面招摇，那就只能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
他弟弟不死心，又多次写信给潘汉年，甚至把他的母亲一起拖来上海，想逼潘汉年满足其愿望，但潘始终以无私的态度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他的一个侄女小学毕业，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读书，她忍受不了家里半饥半饱的贫苦生活，跑到上海来找他的叔叔，想谋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工作岗位。潘汉年除了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给予一定的临时资助外，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后来还是董慧和下面一些热心人，为她找了一个临时工性质的安身之处。在解放初期，办这类事并不困难，也算不上开“后门”，但潘汉年却不愿意开这个为“老家”的亲属介绍工作的先例。
潘汉年这种做法，在世俗的眼光里似乎太过份了，甚至有些绝情，但他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呀！为了革命，为执行党的政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敌人的营垒中物色两面分子，策动他们为我所用；他可以不怕别人冠之以“右倾”的帽子，与工商界人士，即那些资本家携手合作，共度难关；他可以利用投诚、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乃至汪伪汉奸，“以特治特”、“以反肃反”，但是，他决不为自己一家的私利而动用“公家”的一丝一毫权力！他这样做，包括他“老家”的人在内，有的想不通，有的甚至谴责他，但他那种公而忘私、不谋私利的高风亮节，却获得了包括他“老家”潘姓家族在内的千千万万人民的尊重、敬仰。在他的“老家”陆平村，还专门设有一间以潘汉年、董慧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图书室，里面陈列着潘汉年的一位好友特地捐赠的一批图书和画册，以表示对潘汉年这位无私的伟大革命者的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另一个家则是属于他和董慧的“小家”。由于特殊的地下斗争环境，在中国革命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夫妻俩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不仅没有过上称得上“家”的安定的小家庭生活，而且其中的咸酸苦辣，更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到的。如果没有潘汉年这位职业革命家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没有董慧这位女中豪杰的纯洁的爱情追求，建立这个“小家”谈何容易！
上海解放后，这个“小家”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就在潘汉年出任副市长之初，组织上安排他们住进了华山路一座旧式大楼。在这个家里，潘汉年爱董慧，董慧敬潘汉年，他们的这个家堪称是一个温馨而和睦的小家庭。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这不免有些冷清，但正好为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他的秘书武汉回忆，当时潘汉年家里“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老房东所遗弃的最简单的旧家具，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吃饭更是简单：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他们夫妇都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则是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素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在这样的条件下，潘汉年夫妇心安理得，过着满意的小家庭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种生活，仅仅是他们为新上海的建设，为５００万上海人民尽心尽职的一种补充而已。潘汉年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这个“小家”的：“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日子。”
原来，潘汉年把这个“小家”，当作自己编外办公室了。好在董慧也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民公仆，他们夫妇俩可以称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珠联璧合的“工作狂”。
秘书武汉觉得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一些漂亮的金鱼，潘汉年见后十分高兴，每天早晚休息时，总是到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增加体育锻炼，武汉还从公安局借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潘汉年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武汉对垒。看着潘汉年对鱼缸和桌球是那么欢喜，武汉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看来这位日理万机的常务副市长，也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
随着市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上海市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渐地更换住宅。１９５２年以后，组织上让潘汉年搬进了武康路一栋一楼一底的花园洋房里。这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门外花木扶疏，室内陈设也比较考究。但是，优厚的家庭生活条件，并没有丝毫影响潘汉年的革命斗志；他继续为５００万上海人民，为新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