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南侧，有一座连接着古城区两大主干道人民路和干将路的立交桥乐桥。紧挨着乐桥的还有一条名叫“幽兰”的僻静巷子，通往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小区——乐怡苑。很少有人知道，苏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潘氏家族余脉现在就居住在这里。
　 两年前，上海博物馆花70万元在苏州给潘达于老人买了套乐怡苑的房子，从那时起，她就“叶落归根”，和孙子潘裕达一起生活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位曾经的名门闺秀已是白发苍苍的百岁老人，本周，她用一口吴侬软语将自己和旷世双鼎的传奇娓娓道来——

　藏鼎：海内三宝　潘家有二

　 潘氏家族是苏州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潘家共有35人金榜题名，其中有1名状元、2名探花，在官场中有4人是从正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潘达于的高祖父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的状元，一生做官50年，在清道光年间当了近20年的宰相。潘祖荫是潘世恩的孙子，光绪年间官至军机大臣，同时他又是著名的金石、书画、古籍版本收藏家，有专藏珍本书籍的“滂喜斋”和专藏青铜器的“攀古楼”，大盂鼎和大克鼎就是其青铜器藏品中的翘楚。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而大盂鼎和大克鼎更是国之重器，是中国最辉煌的古代艺术珍品。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工艺精湛，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腹内壁有铭文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状况的宝贵资料。此二鼎和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是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来辗转到清大臣左宗棠的手里。清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因遭人劾奏，在政治上陷于“罪且不测”的困境。同朝为官的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积极为其解脱罪名，此后又积极向咸丰帝“密荐其能”，被皇帝采纳，使左宗棠在官场上得以东山再起，成为“同治中兴”的一代名臣。因为这一段生死情谊，这两位朝中大臣成为了朝外密友，官复要职的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鼎力相助，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送给了比他更钟爱青铜器的潘祖荫，成就了华夏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大克鼎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几经转手后被潘祖荫用重金购得。潘祖荫的攀古楼收藏了百余件青铜器珍品，但他对大克鼎情有独钟，专门请人刻了一枚“宝藏第一”纪念印章。当时朝中官员纷纷向潘大人索求大克鼎铭文拓本，但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外，能得到原拓本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只能以得到翻拓本聊以自慰。

　 有了双鼎，潘祖荫成为了海内外青铜器收藏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潘家后人曾刻“天下三宝有其二”章印来纪念两尊礼器给潘家宗室带来的无上荣耀。

　 接鼎：嫁入名门　执掌潘家

　 “我们那种老式人家，攀亲是攀得蛮早的，小时候一起玩时就定下了。”潘达于回忆说。当时位于南石子街的潘家大院和大儒巷丁家是前门对着后门的近邻，又都是大户人家，于是结下了亲事。

　 潘达于出生在苏州，原来姓丁。丁家当时也是苏州的大户人家，潘达于的父亲丁春之曾任清代山西知府，辛亥革命以后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1923年，年方十八的潘达于嫁给潘承镜，成为了潘祖荫和潘祖年“两房合一孙”的孙媳妇。不料结婚三个月，丈夫潘承镜就去世了。

　 这在潘家也是一件怪事：潘祖荫无后，而他的弟弟潘祖年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后也都早夭，只剩下两个女儿，家中还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然而，仿佛是潘祖荫的命中没有后代，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和潘达于新婚不久就亡故了，还是没有留下子息。

　 当年潘祖荫在京去世后，遗留下来大批收藏文物。他的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这批文物数量之巨实属罕见，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版本和字画卷轴。

　 潘承镜死后第二年，潘祖年也去世了，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重任。

　 护鼎：谨守护持　绝不示人

　 家传文物数量之众、价值之大，让年轻的潘达于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她恪守祖训：“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然而，潘家有宝众人皆知，特别是那两尊旷世宝鼎，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所梦寐以求的。最先打起二鼎主意的是清末权臣陆军尚书端方。早年间，端方豪夺巧取，从金石家陈介祺手中夺得“三宝”中的毛公鼎，这次他又故伎重演，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好在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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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600万两黄金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被潘达于一口回绝。

　 抗日战争时期，潘达于深感时局动荡，宝物难保，决定把两只宝鼎深埋在潘家大院一处很不起眼的老屋里。她叫人秘密挖好几米深的长方形地坑，把盂克二鼎和其他一些珍贵文物一起封存地下，地上再仔细伪装，外人很难发现地下宝藏的秘密。潘达于还找来可靠的摄影师，将家藏的青铜器逐一拍照，共有380张底片，为以后的文物研究工作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不久日军攻陷苏州，果如所料，日本人几次三番前来潘家，威逼他们交出两只宝鼎。在这一个多月的周旋中，日本人每天都要闯入潘家搜寻，最多一天竟然有7次之多。百般无奈，潘达于只能带着家人离开苏州去上海避难。随后日军洗劫了潘家，所幸的是两尊深埋地下的宝鼎安然躲过浩劫。

捐鼎：贮藏得所　克保永久

　 新中国成立之后，潘达于亲见国家兴盛，政府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便萌生了把双鼎捐给国家的念头。1951年，已经迁居上海的潘达于得知上海正在筹建大型博物馆，便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写了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则宜贮藏所得，克保永久。”坦陈自己愿意捐出家传宝鼎。

　 1951年10月9日，上海市文管会举行潘氏捐赠盂克二鼎授奖典礼，并颁发了由中央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的褒奖状：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在捐鼎捐献仪式上，潘达于这个身材娇小、面庞清秀的江南女子说了句：“我是代表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从此，潘达于的名字就与大克鼎、大盂鼎紧紧相联。

　 献鼎后，政府还发给潘达于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潘达于没有收下，又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

　 “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

　 其实，虽然潘家先代曾是钟鸣鼎食的富族，但到了潘达于这一代家道中落，捐鼎时潘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执掌潘家的潘达于知道这两尊鼎的价值连城，但她从没拿藏品去“换生活”。那时潘达于和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相依生活，女儿在学校教书，每月70元收入，而潘达于则走进了里弄生产组，当了名普通劳动者。

　 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的收条，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件之多，价值惊人。

怀鼎：一扇花窗　两袖清风

　 早年丧夫，潘达于一生没有生育，女儿潘家华是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过继给她的，此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潘家懋。如今，潘达于已是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了，家里五代同堂，大多落户在上海、苏州两地。曾经的名门望族已成为寻常百姓人家，家中出的最多的不再是状元举人，而是教书育人的师者了。

　 这两年，随女儿久居上海的潘达于老人越来越思念老家苏州。但原来潘达于居住的南石子街潘家旧宅，已经成为苏州一家国营企业的招待所。上海博物馆细心体察到了老人“叶落归根”的情感，就花钱帮老人在苏州市中心地段新买一套房子，由她的孙子潘裕达陪伴老人。

　 去年，上海博物馆为潘达于提前庆贺了百岁寿诞。洋洋洒洒的寿宴摆在上海博物馆气派的大厅里，苏州、上海两地潘氏亲友百余人汇聚一堂，和国内众多收藏名家一起，为老人祝寿。寿宴上，上博正式把苏州的这套房子作为寿礼，赠送给了潘达于。

　 走入潘达于老人在苏州的居室，一股书香门第惯有的清雅气息迎面而来，走道墙面上挂着六七幅字画，客厅立柜里摆放着若干瓷瓶、玉器。潘达于老人笑意盈盈地说道：“这些都勿值铜钿啦。”原来，祖传收藏珍品悉数捐出，如今潘家摆设的不过都是些廉价的装饰品。

　 “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可以马虎给别人，自己又看不住，还是捐给国家。”回想当年的捐赠义举，潘达于老人说得非常质朴。

　 潘达于是见过大世面的，她知道现在家中墙上的装饰品都不值钱，却会天天细心供奉着悬挂在厅堂中央的那扇花窗。孙子潘裕达介绍说，花窗是搬进这新家时去订做的，不是什么古董，但订做花窗时，潘家人叮嘱工匠把花窗正中原本设计的花鸟雕刻换成了古鼎的图案。潘达于每天都要在这扇雕刻有古鼎的花窗前，点上一炷清香，也许在老人心中，这历经千辛万苦守护下来的二鼎无论摆放何处，都已经融进了她的生命，难以割舍了。

　 今年潘达于正好100周岁，依然那样善良、勤劳、俭朴，生活起居从来不用他人操心。在苏州家中，她每天喜欢把屋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然后走进厨房和保姆一起剥豆拣菜。只有她那隽秀的字迹、淡雅的气质，还隐约散发着名门闺秀的芬芳。

　 岁月匆匆，但往事并不如烟，潘达于就像那至尊宝鼎上镌刻的稀世铭文一样，值得细细地、永久地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