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有“翻”的吗？

壮族先民于先秦时期，称西瓯、骆越；汉唐时期称乌浒、俚、僚、西原蛮、黄峒蛮等；宋元时期称土、南丹州蛮、僮(壮)等；明清时期，除僮（壮）、土等称外，尚有稂（原文为[左人右良]，下文均以“稂”代替）、沙、侬、板，垅（原文为[左山右龙]）、佯、偏等名。此外，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以夷、蛮等泛称壮人者。汉族移居广西后，其称谓亦多，或出于自称，或出于他称。因汉人上户籍（宋以元前壮人多不上户籍），故称为民户、齐民、百姓或简称为民；因是华夏之后，称华人；因别于土著，称为客户、客民、客人；因系后来者，称为新民、来人；因从事经济生活有别，称为蔗园人（善种甘蔗），菜园人（善种菜）、耕射人（善农耕）、疍民、疍家（善渔业）；因操汉语方言有别，称官人、军人（旧时官吏、军卒多为汉人，且多操北方话，后主要指桂(林)柳(州)话）、白话人（广州话），客话人（客家话）、平话人（平话，亦称横塘话）、嗳人（嗳话）等；因入桂前的祖籍不同，称为北人、中原人、京兆人、中县人、山左人、江右人、粤东人、湖广人，楚人、闽人等。汉人进入广西地，其主要成分是

一） 戍 军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服岭南后，即发五十万官兵和“罪人”南戍五岭，“与越人杂处”此为人数众多的中原汉人进入今两广地区定居的最早记录。东汉光武年间，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南征交趾，事平之后，留兵今广西地以戍边。唐代中叶，西原黄峒(今左江一带)壮族人民不堪封建朝廷的残酷欺诈，在黄乾曜、黄少卿等人领导下，揭竿起义，历一百余年。斗争极盛时，“合众二十余万”，“占地数千里，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唐王朝从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调重兵前来镇压，事后于邕州(今南宁市)等地留兵耕守。北宋皇祐间(1049—1053年)，壮人首领侬智高率众反宋，立国称王。宋朝廷派狄青领数万大军征侬智高。事平之后，留下的戍兵“逾二万四千人，以四千人屯邕州（今南宁市)，二千人屯宜州(今宜山县)，千人屯宾州(今宾阳县)，五百人屯贵州(今贵县)”。此后，赵宋王朝为加强对壮族地区的控制，在今桂西的左江、右江、柳江流域一带设立寨这一军事行政机构。每寨管辖若干个土州、县、峒。寨筑城堡营盘，由汉官提举领官兵屯防。左、右江一带屯兵五千人，分驻横山(今田东县城）、太平(今崇左县城)、古万(今崇左县江州)、湖润(今靖西县湖润圩)、迁隆、永平(均在今宁明县境内)等寨。柳江一带屯兵八千人，分驻武阳(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融州(今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寨。钦州一带屯兵五百人，分驻如昔、抵桌二寨。元代初，在静江(今桂林市)设宣慰司元帅府，并在宾州等地设万户府。元帅府、万户府下辖千户16所、百户116所、隘口128处、壮寨18处、屯田9处，“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至元二年(1262年)时，元朝廷又“发湖湘万家，屯田广西”。明代在广西设卫、所、巡检司等各级军事机构，以旗军驻守。这些旗军“子孙世及”，世袭为屯兵。仅据洪武年间统计，前后发往南宁卫的旗军就达20146名。此外，明代时，广西壮瑶人民先后发动了八寨起义、古田起义、大藤峡起义，朝廷调各省大军围剿镇压。事后留军戍守，如明“永乐初，调湖广、贵州军征广西蛮，遂留戍其地。……留楚军万人，分戍桂林、柳州、平乐诸邑。……其戍守梧州，则粤东军，原以万数。”

南宋末，元军南下伐宋。时江西广丰人张天宗组义民投文天祥抗元，后为元军所败。张天宗遂率部众及一部分难民退入广西西南边陲的归顺州(今靖西县)落籍。他们垦荒种地，自组峒官，继续使用宋朝德祐年号，经数十年后方知宋朝已经灭亡。此外，宋朝灭亡前后，难民流入广西的记载尚有多处。如在容州(今容县)一带“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在柳州、三江一带，“六甲人，宋大观元年，金兀术侵扰中国时，福建河民曹、荣、龙、李、潘、杨、欧、马、兰、侯、龚、谢十二姓由福建汀州逃难，经广东达柳州，而至古宜(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沿河以居，生齿繁衍，历元及明，史称其为民。”明代时，在今田林一带“沿及明末，流寇蜂起，中原鼎沸，内地居民避乱迁徙而来。”汉族难民流入壮族地区，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见于记载。内地沦陷区难民入桂后，先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大城市落脚，城市陷落时，转往宜山、河池、南丹、龙州等县镇，最后又向非沦陷区的右江、红水河一带转移。抗战胜利后，难民中经济条件较优者自然能返回故里，而贫穷潦倒者只得落籍壮乡，或垦荒种地过活，或经营小本生意为生。据解放后对南丹县月里乡的调查材料，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省内省外汉人都向边远山区疏散，因此月里乡一带人数大增。日本投降后，不少汉人在此落户。月里街由原来的60户增加到120多户。

（四） 农、工、商、民

旧时广西地广人稀，荒地特多。内地各省开发较早，地少人多。故汉族农民多向广西垦殖。宋代时，广西“地带蛮夷，山川旷远，人物稀少……一郡不当浙郡一县”。明代时，广西境内“陆行竟百里无人烟”。即使在横县一带，也还是“膏沃之地，皆一望芜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西巡抚林绍年给朝廷上了一道《变通章程招商垦荒折》，折中称：“窃查广西土旷人稀，官荒本多，叠经兵燹，户口流亡，民荒亦多。……本年二月，臣自黔来桂，道经柳郡各属，所见类多平芜，不惟耕种乏人，即牧畜亦不多见。”同年，度支部和农工商部对该奏作出答复，亦言内地各省人满为患，而广西边宇地空，故应照“湖广填川”之法“广招客民开垦，以为兴利固圉之谋”。迟至民国末期，全省尚有可耕荒地七千万亩。桂西、桂中各地“废地特多，旷野童山，弥望皆是。”其中，南丹县“人寡地多，本县面积约五千六百方里，而人口不过万户。行旅数十里之遥，往往不见人烟”。思乐县（今属宁明县）“萦江(明江)两岸，多平野旷野”。来宾县“荒瘠平原，弥望皆是”。隆山县（今属马山县）“至今人口分布犹未到者，则有民治乡之西隅，有荒地约20余华里。兴隆、上龙、扬圩包夹处有荒地约40余华里。又有李圩乡西南隅及林圩乡正南隅共有荒地约30余华里。通计面积颇宽，素为箐山密林，沓无村落人口”。其他各县的情况亦大体如是。广西地多，可任人们随意开垦种植，如系开生荒，还可全免或减税粮若干年。在那些两不管（流官、土官）的山地，甚至可“不上赋”。加上壮人自古以来极少排外性，对外来汉族人一概欢迎，主客友好共存。因此汉人农民源源从内地各省进入广西，劈地造田，开山种地，落户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