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先生论画：“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其实弘一的原话是讲“应使字（书法）以人传，不可人以字传”，专论画，又衍变为“应使（或宁可）画以人传，不可人以画传”。
“画以人传”中的“画”，潘氏有说明，专指“以奇取胜”而“天资强于功力”、“忽于规矩法则”者；“人”，则指“先有奇异之秉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如张璪、王墨、牧谿僧、青藤道士、八大山人者，此外如苏轼、董其昌、扬州八怪、吴昌硕等当也属其例。用陈师曾的话，即其画“形式欠缺”，其人“精神优美”。
“人以画传”中的“画”，潘氏的说明系指“以平取胜”、“天资并齐于功力”而注重规矩法则者；“人”，未作说明，当是指无奇异之秉赋、怀抱、学养、环境可称道的画工而言，则黄筌、范宽、王希孟、张择端等当属其例。
换言之，当一个画家，其人有可传之道德、气节等品操，诗书、文化等修养，统称“画外功夫”，则其画虽不恪守“存形莫善于画”的“规矩法则”，又称“画之本法”，我们假设前述诸人，即使不画画，其人也必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和贡献，则现在他们又画画了，即使画得差一点，这画也是可以伴随着他们的人在文化史上留传下来的。而当他没有可传之“画外功夫”，则只有靠“画之本法”的扎实，才在文化史上留下他的名字，如前述黄筌诸人，这是不可取的。显然，它的意思，是倡导画家不可把功夫精力放在绘画的本职上，而应该把功夫精力放在绘画之外的精神修养上。
查弘一的原话，是对和尚讲的，而不是对书家讲的。其意思，指高僧大德的成就，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钻研本职的佛学上，而不是本职之外的书法上。书法写得不太好不要紧，只要本职的佛学精深了，便可“书以人传”；如果佛学不精深，书法写得出神入化，名震禅林，“人以书传”，那也是不足道的。这也无非是“术业有专攻”而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之意。
则弘一的意思对画家而言，岂非“应使人以画传，不可画以人传”？当然，画学不同于佛学，其标准是多元的，我们既赞同“形式欠缺，精神优美”而“画以人传”的青藤们的创作，也赞同“形式周密，精神平平”而“人以画传”的黄筌们的创作。同时，何谓“精神优美”？苏轼们的品操固然是高尚的道德，青藤们的诗文固然是超逸的文化，但道德不一定非表现于画外，文化也不一定非表现于画外。黄筌致力于“画之本法”，做好本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画出了好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从这一意义上，“人以画传”的黄筌们，乃至画传而人未传的莫高窟的众工们，他们的画固然是“形式周密”的，他们的人同样也是“精神优美”的，无非这一优美的精神只能赖画而传，而无法赖气节、诗文等传而已。包括王军霞、刘翔，一度有人讥之为“没有文化”，其实，在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就是文化，而决不是只有满腹诗书才称得上有文化。经常听到有专家说：“画画靠的是文化，而不是技术。”从“技进乎道”的角度，这当然不错。但如果把“文化”与“技术”对立起来，借此来贬低技术，那不过是故作高深的欺人之谈而已。
“画以人传”中的“画”，潘氏有说明，专指“以奇取胜”而“天资强于功力”、“忽于规矩法则”者；“人”，则指“先有奇异之秉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如张璪、王墨、牧谿僧、青藤道士、八大山人者，此外如苏轼、董其昌、扬州八怪、吴昌硕等当也属其例。用陈师曾的话，即其画“形式欠缺”，其人“精神优美”。
“人以画传”中的“画”，潘氏的说明系指“以平取胜”、“天资并齐于功力”而注重规矩法则者；“人”，未作说明，当是指无奇异之秉赋、怀抱、学养、环境可称道的画工而言，则黄筌、范宽、王希孟、张择端等当属其例。
换言之，当一个画家，其人有可传之道德、气节等品操，诗书、文化等修养，统称“画外功夫”，则其画虽不恪守“存形莫善于画”的“规矩法则”，又称“画之本法”，我们假设前述诸人，即使不画画，其人也必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和贡献，则现在他们又画画了，即使画得差一点，这画也是可以伴随着他们的人在文化史上留传下来的。而当他没有可传之“画外功夫”，则只有靠“画之本法”的扎实，才在文化史上留下他的名字，如前述黄筌诸人，这是不可取的。显然，它的意思，是倡导画家不可把功夫精力放在绘画的本职上，而应该把功夫精力放在绘画之外的精神修养上。
查弘一的原话，是对和尚讲的，而不是对书家讲的。其意思，指高僧大德的成就，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钻研本职的佛学上，而不是本职之外的书法上。书法写得不太好不要紧，只要本职的佛学精深了，便可“书以人传”；如果佛学不精深，书法写得出神入化，名震禅林，“人以书传”，那也是不足道的。这也无非是“术业有专攻”而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之意。
则弘一的意思对画家而言，岂非“应使人以画传，不可画以人传”？当然，画学不同于佛学，其标准是多元的，我们既赞同“形式欠缺，精神优美”而“画以人传”的青藤们的创作，也赞同“形式周密，精神平平”而“人以画传”的黄筌们的创作。同时，何谓“精神优美”？苏轼们的品操固然是高尚的道德，青藤们的诗文固然是超逸的文化，但道德不一定非表现于画外，文化也不一定非表现于画外。黄筌致力于“画之本法”，做好本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画出了好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从这一意义上，“人以画传”的黄筌们，乃至画传而人未传的莫高窟的众工们，他们的画固然是“形式周密”的，他们的人同样也是“精神优美”的，无非这一优美的精神只能赖画而传，而无法赖气节、诗文等传而已。包括王军霞、刘翔，一度有人讥之为“没有文化”，其实，在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就是文化，而决不是只有满腹诗书才称得上有文化。经常听到有专家说：“画画靠的是文化，而不是技术。”从“技进乎道”的角度，这当然不错。但如果把“文化”与“技术”对立起来，借此来贬低技术，那不过是故作高深的欺人之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