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复观

诛少正卯故事的蓝本是太公望诛狂矞华士的故事，这个故事经过四个时期的加工整理,酝酿於战国末期，成於秦政焚书抗儒之世，盛行流传於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而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非先秦文献。故事中尹谐、潘正、华士、付乙，均为历史上无稽考的人物。诛少正卯仅仅是一个故事，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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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 -论孔子诛少正卯
来源: 中国思想史论集 (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九月初版第九次印刷)

诛少正卯故事的虚构，早有许多人论证过。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最近的刊物报纸上，有好几处提到此一故事，这当然有其时代的意义。所以把前人对此一故事的考证所未说到的，试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早在王若虚的五经辨惑，陆瑞家的诛少正卯辨，阎若遽的四书释义又续，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中加以辨正。综合他们的论据，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是从思想上看，认为此事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不相容。
第二是从历史上看，认为在春秋时代，孔子不可能作出此事。
第三是从文献上看，此故事不见於论，孟，春秋三传，国语，大小戴记等者。最早的见於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荀子已及战国末期，尹文子一书根本不可靠，所以此故事，是晚出的东西。

我现在除对他们的论证稍加补充外，主要是想说明此一故事如何能假借孔子以出现；及此一故事系经过如何之经路而演进，因而涉及记载此故事之几种文献的年代问题。关於后面这一点，恐怕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首先是少正卯的身分地位问题。高诱淮南汜论训注:「少正，官；卯，其名也。」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徵朝於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注:「少正，郑卿官也。」正义:「十九年传云，立子产为卿，知少正是郑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时，官名变改，周礼无此名也。」按少正的官名，不仅为周礼所无，且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此一记载外，亦为先秦其他典籍所未见。在与鲁有关的文献中，更找不出有少正官名的痕迹。所以杜注认为是「郑卿官」，意思是这只算郑国官制中的特称，这是他的谨慎。假使鲁国也有此卿官的名称，则春秋尚是「世卿」的时代，不仅孔子无权专杀，且在少正卯以前及其以后，何以无此一世卿谱系的痕迹。所以揑造此一故事的人，已经远离世卿时代，故在人名的本身，不觉留下了这样一个大漏动。

　　其次是孔子诛少正卯时的官职。荀子宥坐篇称「孔子为鲁摄相。」尹文子大道下称「孔丘摄鲁相。」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称「孔子相鲁。」说苑指武篇称「孔子为鲁司寇。」白虎通诛伐篇引韩诗内传称「孔子为鲁司寇。」后汉书李膺传「昔仲尼为鲁司寇。」史记孔子世家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崔适以为应依鲁世家订为摄行者是)。」孔子家语始诛第二称: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按孔子为鲁司寇见於左传定元年，及孟子告子篇，礼记檀弓上篇，荀子儒效篇，吕氏春秋遇合篇，这是可信的。但正如公羊定公十四年疏所说:「鲁无司寇之卿」，这是以周朝的官制为根据。因此，孔子所作的司寇，应当是在司空之下的小司寇，其位为下大夫。先秦典籍，无一称孔子曾为司空的；在当时，司空才是卿位。所以史记「由中都宰为司空」，乃全无根据的说法。再「由司空为大司寇」，这是一路升官的口气，於是在司寇之上，便不能不加上一个「大」字，以见其为卿位的司寇。非复为下大夫的司寇。但先秦典籍中，无一称孔子为「大司寇」者，所以吕氏春秋偶合篇称「仅至於鲁司寇」，「仅」者仅止於此，盖有所不足之意。若如史记所称之大司寇，或以鲁之司寇原即卿位，则吕氏春秋何以称之曰「仅」?春秋之卿，皆命自天子，大夫始命自诸侯。而韩诗外传八有鲁侯命孔子为司寇之辞，则其为下大夫之司寇，彰彰明甚。下大夫之司寇，不能擅杀卿位之少正，亦彰彰明甚。大司寇既出於后来的附会，则史记「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之进一步的升官，当知更出於附会。摄相乃代行相事之意。摄相既不可靠，则史记中的秦纪，吴齐晋楚魏世家，及伍子胥传等所谓孔子「相鲁」，由代理而除真，更为后起的附会。按定公十年左传云「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崔述谓此乃相礼之相，非相国之相，这是很对的。但摄相之相，当即依傍此事附会而来。孟子告子篇「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礼记檀弓上篇「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予夏，又申之以冉有」。由此可知孔子最后的官位止於司寇。由司寇而大司寇，由大司寇而摄相，由摄相而相鲁，孔子的官位，是后人层层的加上去的，愈到后来，加上去的官愈大。先了解这一点，对於解决记转载诛少正卯各文献的时间先后问题，是一个帮助。

二
　　孔子在政治上是最反对用「杀」乃至用刑的人。论语「季康子问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 ……」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政法治上最恨侫人，利口，认「利口」可以覆邦家，「侫人」可以使国家陷於危始(侫人殆)；但对利口亦止於「恶」，(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侫人亦止於「远」(远侫人)。在他当时，尚无显着的学术思想之争；即有，尽其量，也不过止於「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对当时「避地」「避邑」「避世」的逃避政治现实的隐士，无不寄与同情与尊敬。他对政治，只采取两种态度，有机会便积极的去改造它(达则兼善天下)，没有机会便消极的保存自己(穷则独善其身)。决没有非与现实政治共存亡不可的意思，所以尊重隐士的「消极的自由」。他的伦理思想，实际是以自由精神为基底的，这才能赋与以「中庸」的性格，使「道并行而不相悖」。到了孟子，思想异同之争，特为激烈。他斥杨墨为「禽兽」，斥陈仲子为「乱大伦」，这都未免措辞过当了。但归根到底，他也只说「有能拒杨墨者，圣人之徒」，决不能说「有能杀杨墨者圣人之徒」。赵威后对於陈仲之深怪齐王「何以至今不杀乎」?而孟子则「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在儒家思想中，决找不出用杀来解决思想异同之争的因素。然则与儒家思想极端相反的诛少正卯的故事，何以能附会到孔子身上这是现在应当追问的。

　　首先我以为儒家思想与专制政治的许多纠结，是和儒家思想的性格有关。儒家思想，是在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特性之一，它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想攒入到现实之中，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这用儒家自己的术语说，即是所谓潜移默化。因此，儒家是在封建制度的形式中，注入新的精神，以改造封建制度。譬如，礼乐本是封建上层社会的东西，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服礼为仁」，礼乐便在「仁」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君子」本是封建制度下的贵族之称，但在「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就造字的原始形象来看，君臣本是尊卑悬绝的。但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及「君君，臣臣」的新精神之中，也脱胎换骨了。

此一思想性格的长处，是在不破坏既成的东西中去增加新的东西，不须要钜大的阵痛来作新生的代价，因而人类永远是在和平前进。

此一思想性格的短处，是在於若界划不清，把握不定，则拖泥带水，当於不知不觉之中，易被腐朽的东西所假借利用。加以儒家思想形成后，政治情势，由封建向专制演进，在长期的专制气氛与利害关连之下，凡与专制不相容的成分，常得不到正当的解释、发挥，例如儒家中的民主思想，有与专制容易混淆的部分，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便易受到过分的宣提渲染，以至被专制的要求所渗透而发生变质。例如在先秦的儒家伦理思想中，绝对找不出片面义务性的三纲之说。三纲之说，乃出自韩非子的「三顺」思想，经过长期专制下的酝酿，到东汉正式采入於作为儒家通论的白虎通义之中，而始戴上儒家的帽子。自此以后，本来与儒家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三纲之说，一变而成为儒家思想的骨干。

这是儒家在专制政治的气压下，受到专制思想 --- 法家思想渗透的显明例子。诛少正卯故事的来源，正与此相似。

　　法家是我国古代的极权主义。此一思想，首先在秦国取得长期实验的地盘；随秦国势力的扩大而法家遂成为百家争鸣的殿军，并凭藉现实政治而居於思想的统治地位。韩非及由韩非所代表的着作；实已集法家之大成。他们不仅要把人的物质生活，完全归纳於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并且要把人的精神生活，也纳入於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人们的思想言论，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应声虫；这便是他们以吏为师的真正意义。他们既对於避世的隐士，认为是脱离了政治控制的不轨之民，要加以杀戮；则对於怀抱异见，甚至以异见与统治者争是非的人，当然更觉得非杀不可。此一政策的澈底实现，即是秦政的焚书抗儒。在实行焚坑以前，他们已有意无意的造成许多此类的故事，以加强他们现实政策的根据。孔子在其生时已被人称为圣人，其思想在战国末期依然是「显学」；假定不把孔子扯在一起，他们依然感到支持现实政策的精神力量不够。於是在现存的韩非一书中，发现他们已经把孔子披上了法家的衣服，并准备好诛少正卯故事的粉本。经过此一酝酿以后，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便出而成为同类故事中的中心故事了。

　　韩非子内储说上:

「鲁哀公问於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读为罹)所恶，此治之道也。」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请徒行赏。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按刑弃灰，正是商鞅治秦的故事；而重轻罪，(轻罪加以重刑)，也正是商鞅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同一篇内「公孙鞅之法也」一条下有「使人去其所易，无罹其所难」两句话，恰是上面「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两句话的转述。至於第二个故事，又是同篇中另一故事的转述。

「越王问於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何不试焚宫室？於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如死於救火)，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两个故事中，都有「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一句，而孔子所下的命令，与大夫种所下的命令，全无两样。由这叁个故事看来，孔子已经变成法家的代言人，由此再进一步以接受法家所迫切需要的一个诛少正卯的故事，便不觉得唐突了。

　　诛少正卯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韩非子内外储说里面思想的总结。如「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内储说下)。「论有迂深阖大，非用也。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名外於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於君」(同上)。「人主多(重视)无用之辩，而少(轻)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同上)。「夫称上古之传，诵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同上)。「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於行陈(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於朝」(同上)。「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如田成氏)，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名，是皆……舍车而下走者也」(外储说右上)「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予擅爱之，是予侵也，不亦诬乎」(同上)。这些思想，准备了诛少正卯的内容，而太公望诛狂矞华士的故事，正是诛少正卯故事的蓝本。
「太公望东封於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太公望至於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言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今有马於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左，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於君，……是以诛之。一曰，……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 诛少正卯的故事，说苑，尹文子，称为「先诛」；荀子宥坐篇称为「始诛」；孔子家语的篇名称即为「始诛第二」。「始诛」两字，不是从这个故事中「故以为首诛」来的吗?商鞅、大夫种的故事可以套在孔子身上，则太公望的故事为什麼不可以套在孔子身上?至於太公望的故事也是出於伪造，固不待论。

三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经过法家思想，专制政治，长期酝酿后，对其正式出现时期的合理推测，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或可视作为实行焚书坑儒所准备的谣言政势之一。但此故事出现后，最初并无固定形式，是经过了一段长期演进的。

　　从前人以为此故事首先见於荀子宥坐篇；我在写「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时，也以为是如此。现在就记录得较详细的四种文献:荀子，尹文子，孔字家语，说苑，作一比较研究后，才发现此故事最先见於记录者为淮南子汜论训之「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就详细的纪录看，则系依说苑→尹文子→荀子宥坐篇→孔子家语的次序而演进的。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仕鲁的一段纪录，其材料与孔子家语为同一来源，因之，在时间上，是东汉时加入进去的。或者即出於王肃之手。大体上说，一个故事的演进，总是在先者较为疏阔，而后起者较为精密。兹将四书所记录的分录於下，以便比较。

说苑指武篇: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於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於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功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按说苑系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成。此故事首称孔子为鲁司寇，则其时孔子的官位尚未进至「摄相」，与白虎通所引韩诗内传相合；而「东观之下」的「东观」，则系汉家宫室。故此故事之底本，当即出於西汉初年。韩婴为文帝博士，两书恐系出於同一底本。

尹文子大道下:
　　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按尹文子一书，所为道家法家之言，皆极浅薄，无复先秦道家法家的意度；其为伪托，固不待论。但就他「君年长多滕；少子孙；疏宗疆，衰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大道下)这些话看来，这是西汉末年政治情势的反映；故其成书年代，当在说苑之后，哀平之世。其所记少正卯故事，孔子已由司寇进至摄鲁相，「东观之下」的显着错误已经删掉；说苑上的「志愚而博」，实在有点欠通，至此则修正为「疆记而博」，语意便较顺畅；且以此为罪名，又与法家的传统观点相合。说苑上的「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改为「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论以饰邪荧众，疆啒足以反是独立」，和上面的五大罪名更为贯串；文字亦更整饬有力。又加上一个「文王潘正」，使说苑中之「此五子者」成为「此六子者」；又加上「异世而同心」一句，并将说苑上和「而盗窃不与焉」一句重复的所谓「诛之者」一小段六句删掉，这都是文字上的进步。

荀子宥坐篇: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叁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得免於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按荀卿本人着作，当止於性恶篇。其君子，成相，赋等叁篇，是否出於荀卿本人之手，已其可疑。大略篇杨倞谓其「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擧其要」。至宥坐篇以下五篇，杨倞谓「此以上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於末」。考其内容，以两汉儒者所附入者为多；其定篇当不能早於东汉初年。宥坐篇所记孔子观於东流之水一条，也是说苑指武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一条的整理。此处所记的诛少正卯，与尹文子上所记者大体相同。荀子儒效集篇称「仲尼为司寇」，与先秦其他文献相合；而此处则称「为鲁摄相」，即可证明其非先秦之文献。且有叁点确可证明系说苑与尹文子的进一步的综合整理。

首先，说苑，尹文子，皆称为「先诛」，荀子宥坐称为「始诛」，「始」字较「先」字，於义为长；所以家语也称「始诛」，可见家语是紧承荀子宥坐篇。

其次说苑之「志愚而博」，尹文子改为「疆记而博」，已较为明白，故下文承此句说，「疆记足以反是独立」，意思是一贯的。但「疆记而博」站在法家的立塲足以构成一个罪名；因为疆记即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所谓「称上古之传，诵辨而不悫，道先王仁义」等。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则疆记而博，并不能成为一个罪名；此故事既录入荀子一书，则将「疆记而博」改为「记丑而博」，真是尽到了修改的技巧。已经想出了妙不可言的「记丑」两字后，最笨的人也不会回头去再用「疆记」二字。所以用「记丑」两字代替「疆记」两字，是此一故事演进的一大进步。不过，尹文子上承此语的「疆记足以反是独立」，在语意上不能改为「记丑足以反是独立」，於是宥坐篇只好援用说苑上的「强足以独立」一语，而成为「疆足以反是独立」。但说苑上的「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知」「强」都是单语名词，两句话是很对称的。尹文子的「居处足以……，言谈足以……，疆记足以……」，「居处」「言谈」「疆记」，都是复语名词，叁句话也是很对称的。宥坐篇则上两句用尹文子上的「居处」「言谈」的复语名词，而第叁句又用说苑上的「强」的单语名词，上下语气便显得不很调和；而其因修改「疆记」为「记丑」所发的上下文连串上的困难，及弥缝此困难而两相结合之迹，亦显而易见。

至宥坐篇多出「周公诛管叔」，将尹子之「此六子者」发展为「此七子者」，这是因为说苑在此故事之前二条有周公诛管蔡一事，因而添入的。由此可知宥坐篇的此一故事，实由综合整理说苑与尹文子上的此一故事而来，可谓铁案如山了。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徙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当系袤之误)荣(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所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按家语乃王肃编集古录杂记，及自己有所增附而成。上文很显明是抄自荀子宥坐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修改。

第一、把说苑的为鲁司寇，尹文子的摄鲁相，和荀子的为鲁摄相，合成为「为鲁司寇，摄行相事」。而中间添出「仲由问曰」一小段，以作摄行相事之旁证。

第二、把说苑的「东观之下」改为「两观之下」，王肃并注为「阙名」，以符合鲁制；并把说苑的子贡补入，这可使故事的本身将更显得具体。

第三、说苑的「心辨而险」，尹文子，荀子宥坐篇的「心达而险」，「辨」字「达」字，意义皆欠明白，故他改为「心逆而险」，用此一「逆」字，意思便明显多了。

第四、在荀子的「强足以反是独立」的「强」字下面加一「御」字，使成为「强御」的复语名词，以便与上面的「居处」「谈说」复语名词相对称。且每句加一「其」字的指谓词，使文气更易贯串。

第五、把尹文子荀子坐宥篇上的「成群」改为「成党」，又把尹文子上的雄桀，荀子上的「桀雄」改为「奸雄」，盖前者为西汉时之常用语，后者，则为东汉末之常用语。

第六、子产诛邓析的故事，有吕氏春秋可据，故说苑等皆因之。而王肃博学多通，知道杀邓析的并非子产，有左传可为铁证，所以他便甘脆去掉邓析而用「史何」使其与尹谐、潘正、华士、付乙，都成为历史上无稽考的人物，对於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反为有利。至尹文子及荀子宥坐篇之「史付」，在家语中则写成「史何」，或因形近而误，是不关重要的。

　　这中间，应当提到礼记王制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分明是根据孔子诛少正卯故事中的思想，而说成为刑法上的原则的。所以也等於是此一故事的简约化，一般化。(按此应照「补志」订正。四八。十一。廿六。)按王制系由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所作；而它所根据的材料，则出自周亡之后；此皆有明文可据。清今文学家欲推翻此说，纯出於张大门户之私见。由秦及汉初，政治上实以法家及黄老为主流。而文帝命博士诸生作王制，殆亦欲以此作其政治设施上的参考。所以在此篇中，渗杂有法家思想，乃时势使然。关於此篇的刑法思想，自「司寇正刑明辟」到「故君子尽心焉」一段，和自「析言破律」到「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一段，一宽一严，一仁一酷，完全成为相反的对照；前者出於儒家，后者出於法家，其分际有如泾渭。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既已由法家酿成於秦统一之世，其内容已由秦见之於施行，焚书坑儒，亦需有刑法思想之根据，则在「析言破律」一段中，采入诛少正卯故事之内容以为刑法之原则，就王制成立的历史渊源及当时的形势说，也是很自然的。王制是奉诏的集体着作，他们把诛少正卯故事中的五项理由，去掉了「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一项，只采用四项，这正是他们精密的地方。因为不论「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都是意义含糊，怎样也不能构成一项刑法原则的。

　　最后，便是史记的孔子世家的问题。司马迁以继承孔子作春秋自任，史记中对孔子的推崇，可谓到了极点。但他所作的孔子世家，芜杂疏陋，尤以孔子仕鲁一段，几乎每句话都成问题，这是什麼原因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史记成书后遭逢了两大厄运。一是因触犯政治上的忌讳而被删改乃至消毁，如景帝武帝两本纪者是。二是史记公开后，十多人加以补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史记尚未得勒成定本。现在史记中有许多司马迁死后的记事，乃是最容易看出的证明。孔子自董仲舒后，特别受到汉代儒生的尊崇，对於孔子的历史 --- 孔子世家，当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先秦的许多遗闻逸事，汉代儒生都在不断的加以辑录整理；同时，在典籍流通困难的时代，又容易发生新的古代传说。司马迁最重视孔子作春秋乃至删述六经；但汉代儒生对政治的兴趣特浓，所以特重视孔子在现实政治上的成就。於是孔子仕鲁一事，大大的被他们所夸张，以致力形成许多鄙俚的故事，更进一步而一起加到孔子世界里面去了。按司马迁修史记，「贯穿经传」其取材必有根据。且对诸子百家之说，必「取信於六艺」；所以刘向杨雄，皆「谓之实录」。「疑则传疑」这是他说孔子修春秋的态度，也是他修史记的态度。孔子世家中的材料，凡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来源的，这是司马迁的本文。否则多系汉代儒生所附入，或窜改。孔子仕鲁一段，几无不与先秦典籍抵触乖迕；而独与孔子家语相契合；这既不是史记取材於家语，也非家语取材於史记，而系相同的假古董，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分别出现。又按三国志王肃传转载肃答魏帝「司马迁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之问，力为司马迁辩护，推崇史记备至，甄别知王肃与史记有密切的关系，则孔子世家中孔子仕鲁一段，或即王肃以增饰家语之笔，转而增饰孔子世家，亦未可知。此事虽无确证，但史记此段的材料，不能出现於史记司马迁以前而系与家语同一来源，乃至同一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

四

　　如上所述，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酝酿於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成立於秦政焚书抗儒之世，盛流传於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而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因把家语的同一材料窜入於史记的孔子世家而其影响乃更为扩大，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连的故事。不过，一个故事的发生，固然有其思想与时代的背景；但对於同一故事的观点与解释，也会随着思想与时代为转移。韩非子中太公望杀华士的故事，及吕氏春秋中郑子产杀邓析的故事，在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中是揑在一起，好像在性质上是完整相同的。但若详加考察，则韩非子杀的是隐士，而吕氏春秋中所杀的，若用现代词句表达，则是政府中玩弄司法，破坏司法客观性的败类。两个故事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乃因韩非子与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并不相同的原故。同时，王肃在家语诛少正卯的太公诛华士句下注云:「士之为人虚伪，亦聚党也。而韩非谓华士耕而后食，凿井而饮；信其如此，而太公诛之，岂所谓太公者哉。」此即说明在王肃的时代，不能承认韩非的杀隐士为合理，所以他不得不另换一个观点来另加解释。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虽然以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为其背景，但两汉儒生，究竟是受过儒家思想的薰陶，并生於专而有制的时代，所以对此一故事的观点与应用，却与法家大有出入。例如高诱注淮南子汜论训的这一条，说少正卯是「鲁之谄人」。白虎通义所引韩诗内传及王充论衡讲瑞篇和定贤篇，则把少正卯说成是「侫人」。谄入侫人，事同一体。并且王充在定贤篇的前面，对侫人有一段形容，也即等於下了一个定义。

「夫顺阿之臣，侫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郄，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嫺丽，面色称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

　　可见汉人希望孔子杀的乃是这种人物。即是希望孔子由「远侫人」进而「杀侫人」。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实际例子:后汉书党锢传中的李膺传转载「膺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当时最坛的宦之一)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寃於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几次稽留为愆。……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可愆，乃遣出之。」原来李膺心目中的少正卯，乃是宦官的亲戚爪牙，难怪他要搬出孔子来杀掉。因此，我想，假使孔子在天之灵，真正肯应今人的请求，下到人间世来，接受汉人为他所流传的故事，而大开杀戒，则他所要杀的，恐怕会使请求他的人大惊失望的。

四七、五、十五、民生评论九卷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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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写这篇文章，是以思想的线索，作文献资料搜集时的导引，而断定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是由法家转手而来的。顷重读管子，乃知此一故事思想方面文献的来源，是出於管子法禁篇第十四。不仅此篇所举十七个「圣王之禁也」，其内容与诛少正卯故事的内容大体相同；且此篇之「聚徒威群」，洪颐煊谓「威群」当作「成群」，则与尹文子荀子之「聚徒成群」正合；而少正卯之罪名，分明抄自此篇之「行辟而坚，言诡(诡伪古通)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四语。说苑上无「聚徒成群」一语，盖此语乃在法禁篇十七个「圣王之禁也」的前面，为初编此故事者所忽略，正可证明此一故事在今日可以看到之详细纪录中，以说苑为最早。而王制上与此有关的四句话，则当系直承此篇而来。必先有此篇之思想文献，然后再接上韩非子上所造形之孔子，太公等人物，此故事乃得以成立。管子此篇之内容，与韩非子之思想最为吻合，而诛少正卯故事系出於法家，乃成铁案。

四八年十一月廿六日夜补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