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学术思想及名人效应的研究与应用

0 3 10304
2009/10/2 23:24:00
推送

陆鼎言  王旭强
(湖州市水利学会,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潘季驯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阐述了潘季驯在哲学、法制、组织人事、经济、教育、文学、国防,特别是治理多沙性河流上的“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刷黄、借黄济运、统筹兼顾、不弃故道、淤滩固堤、顺应河势、巧借天力、建坝减水、分洪防溢”著名治水理论,及在防汛岁修堤防管理上的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民守、官守”)和重视工程质量、注重非工程措施等方面的重大建树,提出了如何充分运用名人效益为现实经济和水利建设服务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潘季驯  学术思想  名人效应  研究与应用
 

一  问题的提出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吴兴区)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四月二十三日,生于湖州市吴兴区环渚乡外溪村(亦名槐溪或汇沮,2002年与西邻常田圩村合并,现更名为常溪村),卒于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95年)四月十二日,终年75岁,葬于湖州市八里店三墩村曹家墩。


   潘季驯是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的世界级河工专家、明朝大水利学家;也是我国历史上堪与张衡、墨子、徐霞客、李时珍、华佗等36名顶尖科技名人媲美,并与大禹、李冰、郑国郭守敬等并驾齐驱的21位最杰出的治水名人,《水网》则将他列为古今治水十大名人之一。他同时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握有兵权和历任工、刑、兵三部尚书的治水专家。这位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并曾四次总理河道的治水专家,在其历时二十七年的治水生涯中,提出的一整套“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刷黄、借黄济运、不弃故道、统筹兼顾、顺应河势、巧借天力、建坝减水、分洪防溢”的治水方略,至今仍被奉为治理多沙性河流的宝典;他提出的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官守、民守)的岁修防汛法规和制度至今仍在袭用。至今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江苏乃至新加坡等地也均建有祠堂或塑像纪念这位伟人,《明史》和上述省、市的地方志中也均有载有他的事迹,但作为他的家乡——湖州,人们却知之不多,甚至连湖州名人园里也疏漏了他应有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潘季驯在湖州的遗址、遗迹甚多,主要有潘季驯故居、潘公墓址、潘氏祠堂遗址、潘公桥、毗山潘氏家庙、毗山草堂、芝林馆,朝庭为纪念其曾祖母守节育子有功专门诏旨营建的黄母桥(王母来桥),其祖父潘孝、父亲潘  (上述两人均因潘季驯治河有功,被谥赠为正治上卿、资德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墓茔以及潘家廊和为纪念他先祖潘综而由皇帝诏建的大钱牌坊等;其后裔更是遍布全国和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其中不少还是政治界、企业界、文化界的名流如:潘汉年、潘梓年,美国潘氏控股公司(PAN HOLDINGING)董事长、白宫外贸委员会委员潘盘新,泰国原国防部部长潘里安、香港华商书院院长潘宗尧、同乐贸易公司董事长潘南、信息公司总经理潘贤群等。为了进一步研究他在哲学、经济、法律、教育、组织人事管理、文学、国防,特别是在治理多沙性河流的重大贡献和辩证思维,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奖惩有道、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工作方法,不断提升和提高湖州的知名度,光大发扬并充分利用他的学术思想和名人效应,为现实的经济、水利、旅游等建设服务,同时还可动员他在海内外的子孙返湖寻根、探亲、旅游、投资开发,这对促进地区经济和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潘季驯学术思想及主要业绩


潘季驯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走上仕途后,曾在监察、司法、教育,省、地政府,水利和兵、刑、工三部相继担任过要职并均有重大建树。但一般人只关注他在治河上的赫赫成就,而对他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却涉及甚少,现简要介绍如下:
1、哲学上。
①他主张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无所作为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他在《河议辩惑》一文开篇中,就针对河堤决口变化莫测“乃神所为”的谬论批驳出:“神非他,即水之性也。水性无分于东西,而有分于上下,西上而东下,则神不欲决而西,北上而南下,则神不欲决而北。间有决者,必其流缓而沙垫……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聪明正直之道,岂有神而不道(导)者?故语决为神者,愚夫俗子之言,庸臣慢吏推诿之词也”。他还进一步驳斥某些人将治水希望寄托在老天和神灵之上,他说:“治乱之机,天实司亡,而无人未尝不相须也。尧之时泛滥于中国,天未厌乱,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无心顺之也。如必以决委之天数,现治则曰:“玄符效灵”,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无所施焉,是尧可以无忧,禹可以不治也。归天归神,误事最大,故驯不敢不首白之也”。
②功借天力,顺势而为。他在治理多沙性河流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要“复故道”和“黄、淮、运兼治”。他认为每一条河道的形成,均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不是假借人力。他针对黄河这条“忽东忽西,靡有定向”的游荡性、多沙性河流的特点,指出:与南方清水性河流可以“开支河”以消杀水势不同的是,对于多沙性河流的治理,必须先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也就是要“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他说:“堤之不筑,水复旁溢,则沙复停塞,可胜挑乎?”如果采取塞决筑堤,就可“以水刷沙,如汤沃彐,刷之云难,挑之云易,何其愚、何其拗也?”他认为:“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故厌常者,每欲弃旧以更新,而臣则以为祖宗二百余年之故道,必不可失也;泥成说者,每欲分支以杀势,而臣以为黄河之浊流,必不可分也。臣执此以治河者,前后一二十年。”他认为只有正确掌握多沙性河流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主导性,因势利导,巧借天力,才能驾驭自然,取得胜利。他说:“盖天时地利,本自相资,而人力天工,不可偏废者也”。
③以防为导,辩证思治。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为治理黄河,“壅防百川”,最后失败而被诛,其子大禹因为“疏治九河”导水成功,最后受到舜的禅让的实例,使人们对潘季驯提出的堵塞决口、高筑堤防、以河治河的治水办法产生了怀疑。并认为他“以堤束水”不是“导”而是“障”,潘季驯根据自己亲身实践作了辩证回答,他说:“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邻为壑,是谓之障。若顺水之性,以堤防溢,则谓之防。河水盛之涨之时,无堤则必旁溢,旁溢则必泛滥,而不循规,岂能以海为壑耶?故堤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轨以入于海,正所以导也”。(《河防一览》卷十二《并勘河情疏》),从而将过去不能相容的“防”和“导”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还对“防”与“障”的概念作了明确的阐述。潘季驯关于“制天”、“顺天”、神、巧借天力、顺势而为、防、障、导的精辟论述和哲学思想,至今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教育上。
他十分重视教育普及和尊师重教工作。在他出任广东巡按期间,由于贪官、横征暴敛,倭寇频频袭扰,导致地方动乱不止,民不聊生,他认为:“致穷而盗起”,而民穷的原因又在于官吏的昏聩贪婪、教育的落后和市民的无知所致,因此在广东这样“僻处山海之间,素多扑野之习”的偏远地方,更应把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声教达而人材自出”(《潘司空奏疏》卷一《巡按广东奏疏•设县治疏》)。所以他在举荐地方官员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教育人才的推荐,并专门上了一道奏疏(《巡抚广东奏疏•举学职疏》),经过他的调查考察专门推荐了从化、南海、新会、仁化、高明5县5位儒学教谕,称赞他们“年轻才高、文章超群”,“志趣高雅,行为端正”,“不卑不亢、志向高远”、“才学高深、循循善诱,深得学生拥戴,确实堪为良师”,应量才录用等。在任职江西巡抚期他也举荐了吉安府儒学教授梁有贞、新昌县儒学教谕陈应隆以及广信府、武宁县儒学蒋时极、丘兰等4人,并认为前2位可备六馆之用,后2位可胜任知县(《潘司空奏疏》卷七《巡抚江西奏疏•荐举教职疏》)。
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他见南昌府著名的豫章书院凋废破败,立即拨款修葺一新,并在书院旁修祠,为自宋至明对江西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24位教育名流专门修建了“豫章二十四先生祠”,自己还拨冗亲自到书院讲课。瑞金县绵江书院多次迁徙,学无定所。潘季驯得知后,就支持知县李若愚在已故知县邓杞所修的书院故址上,重建拓新,并亲自为其写记,从而使绵江书院成为江西省著名的书院之一(《江西通志》卷十八《学校二》)。广东的群众深感潘季驯在广东“惩贪吏,除积恶,解烦役,定均输”和重师兴教的功绩,在他升迁离广后,专门为其营建生祠,并“祀于郡学西偏”的“报德祠”(《广东通志》卷四十《官宦志》)。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六月,潘季驯调至京师任顺天府督学,成为京畿地区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员,其分管的学校有府学1所、州学6所、县学18所,专门负责学校的管理、学生的教育及与教育有关的词讼事件,另一任务是全面负责层层选拔考生参加国子监的入学考试。一时,很多人都想找他开后门,当时有一位地位较高的宦官也曾托他徇私办理,但均遭到他的严词拒绝,由于他办事公正,不徇私情,选才有道,从而为国家推荐了大批英才,大学士申时行和王锡爵都称赞他:“所奖拔士,多斌斌显著”。
他还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和和对其子女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因此他在临终前撰写的《明万历乙未潘氏族谱引》中,谆谆教育后代说:“我欲子孙读忠烈传,当慷慨就义,戳力王国;读孝友传,当蔼然敦睦,刑于有家。即晦影穴,亦当积仁累行,砥砺名节;虽其出处殊途,总之无疚厥躬……”。
3、法制建设。
潘季驯对明朝的法制建设也颇有建树。他主张对浩如烟海的法令条文应予改革统一;对一般群众应“宽刑仁政”以减少冤狱和司法的随意性;如:他在九江府任推官期间,就曾为一位受仇家陷害而被判处死刑的刘云四平反昭雪,受到了百姓的赞可。针对司法上的随意腐败现象,他还先后上奏《慎决狱重民命疏》、《广仁恩重民命疏》、《推广德意疏》等。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十二日到北京任刑部尚书时,立即大刀阔斧地对繁琐紊乱的法律进行改革,并将相同的法令尽行归类合并,使官吏不得随意轻重,百姓也不致有冤难申。申时行在《潘公传》中称赞他:“……癸未,召为刑部尚书,公谓法令参错,吏得以意轻重,乃折中划一,琐科条以清。遂著令颁行之。”对于整顿社会治安、惩办盗窃,他主张恩威并施,宽严相济。在江西任上,他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盗匪为患、民不卿生,为维持社会安定,整顿地方法纪,他做了“布恩威、开生路,以散其党;据要害,壮军威,以伐其谋”的果断决策,他知道平定盗贼,光靠武力镇压是不行的,因此,一面要严惩首恶,但对于胁从应给予出路,所以他先后上奏《飞报宁州贼情疏》、《报擒山贼并议功疏》、《报枭示宁州山贼疏》、《乡兵擒斩劫贼功次兼请申严保甲疏》、《报擒屡奉侵依擒拿首贼疏》、《报获盗犯杨青山疏》等;一面千方百计减轻百姓负担,使他们得以维护生存,以消除滋生盗匪的土壤。因此他在平盗告一段落时,又先后上了《条议宁州地方善后事宜疏》、《请蠲京库折银疏》、《请蠲存留仓米疏》、《请蠲解京折色疏》、《请蠲四司料银疏》等,请求朝廷对江西省历年拖欠的钱粮进行蠲免,同时还建立了省际联防的制度,终于在不到两年时间就稳定了延续20多年的动荡局面。为了稳定治安,他还坚决主张“肃吏治贪”、“整顿法纪”。他认为“顾天下之事,立法不难,守法不难。守之于畿辅之地困难,而守之于岭海之外尤难。宋苏洵有言:‘远方之民,虽使盗跖为之郡守,杌为之县令,民群嘲而聚骂者虽百千万辈,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因此必须对属下官吏,严格申饬。他在任刑部尚书期间,针对司法腐败,专门上了《乞肃吏治疏》、《厘正时弊疏》等,并在江西、广东和总理河道期间,严肃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从而扭转了社会治安和风纪风气。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559~1560),他在广东任巡按御史期间,也先后上过《慎选民牧疏》、《添设县治疏》、《强盗打劫县衙疏》、《地方紧急疏》、《贪酷有司缠讼未结疏》,并曾四上《举刺官员疏》等,逮捕了贪官潮阳县令蔡明复,从而使广东政界,风纪肃然。清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名宦志》这样写道“潘季驯,归安(应为乌程)人,进士。嘉靖戊午(应为已未)以御史按广东。风裁大著,惩贪吏,除积恶,解烦役,定均输。百姓怀其惠,比代去,遮道留之,祀于郡学西偏。”《广东通志》卷五四《坛祠志》中也写道:“百里间为之塞衢罢市,已而知王程不可稽,乃肖像以祠。”
4、经济上。
潘季驯在经济上的最大成就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在江西先后二次改革驿站制度、减轻老百姓负担并保证了政令、文书、信件的畅通。第一次是在他任九江府推官并兼任浔阳县令时,看到浔阳驿位于交通要道,接待任务十分繁忙,老百姓既要出钱出物,还要抽出时间到驿站当差,由于负担沉重,人心浮动,驿站的正常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于是他就采用了江浙一带赋税合一和赋税折银的办法,将老百姓应在驿站所服的力役和物品一律折算成货币并一次性交给官府。官府如需用役均由官府出钱雇佣,这些雇拥人员由于天长日久,工作、路况均十分熟悉,因而大大提高了驿站的工作效率;其他民众缴了应缴的银钱后,可以安心经商、务农,驿站所需物品也由官府专门派人采购,由于简化了中间环节,减少了地方胥吏从中作梗和盘剥,因而深受群众欢迎。所以王锡爵在《潘公墓志铭》中称赞说:“不以烦百姓,民大便之”,申时行也赞赏潘季驯对驿站的改革至“费省而民不病”,他的做法很快在江西得到了推广普及。在他再次出任江西巡抚时,驿传制度又重新陷于混乱,于是他与布政使的官员视临各州县逐一核查,核查中他发现:通过他整顿和实施驿传改革后,从江西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三年(1575)年,全省驿站已有了节余,其中万历三年(1573)至万历五年(1577)九月,全省节省的站银即达85233.57两,为不影响驿递工作,同时又能减轻百姓负担,他建议“船只则查见在与停造之数以为减存,铺陈则分水站、旱站之冲以为多寡;水夫则计船而定撑驾之役,关廪则酌费而定经制之规。偏累者曲与调停,耗  者稍为厘革”,通过核查整顿共可减少编银28009.15两,每年实际所需仅72646.43两,他认为征收的钱粮均为老百姓的心血,过额征收不能体现与民休养生息的改革本意。因此他请求:对于江西百姓每积四年就应免征一年征银,这样“民困可以少苏,而使节亦不至有滞”,故于国于民均属两利,因而受到朝廷的赞赏。
第二件大事是推行均平里甲法,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以江浙地区税赋改革为借鉴,同时认真总结了江西驿站制度改革的经验:“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云云,胥老人承买。其里长止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意思是说无论州县地处交通要冲或是穷乡僻壤,一律应根据所需费用的多寡,让老百姓根据每户“丁”力所应承担的费用全部折算成银两交纳官府,以后凡遇供应过客,雇人服役及其它费用,均由官府从上交银两中支付,所需物资均由里中老人购买,里长只负责处理公务,每甲的甲首(长)都放归农田,这样里、甲长不用再为征收赋税奔波操劳,老百姓只要按规定缴纳银两并免却其它劳务,甲首也能安心务农。里老人购买东西,如实报账,由于财务公开,又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也可使心存贪念的大小官吏无从入手,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潘季驯提出的“均平里甲法”、“驿站”收费制度改革与江浙地区的平米法、福建的纲银和十段册法、北直隶和山东等地的一串银法等,均成为明朝一代贤相、改革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的基础。三是在江西疏通钱法,通过议开局、定责成、定钱式、计工料、议铸额、议旧钱、议收发等诸项改革,改变了嘉靖后期“钞久不行,钱亦不壅”和“以物易物”的落后交易方式,成功解决了“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反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上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钱钞》)。万历四年(1576)朝廷为了加快货币流通,专门下达诏令:“疏通钱币,乃足民良法,依拟通行天下。着各抚官设法经理,一体开铸(万历通宝),与本地方旧钱相兼行使,务在便民,勿致劳忧,私铸者严行禁治。”当时因钱法长期混乱,很多省对贯彻这道诏令疑虑重重,他在接到诏令后,立即付诸实施,并将旧钱一律回收重铸并熔除杂质,同时妥善处理了新旧钱兑换和旧钱回收的问题,真正实现了以钱代银,从而加快了经济的流通,其他各省也纷纷效仿,张居正关于疏通钱法的改革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潘季驯在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还认真清产核资、核实编制。通过调查,裁减了84名吃空名的弓兵名额,每年为国家节省工银714两。为消除军政、军民之间的矛盾,他还下令丈量土地,理清军屯民田的界限,并立椿、造册上报,从而消除了矛盾。他还通过清理库藏和减少冗员,裁减富余人员241名、家丁70名。通过精兵简政,每年可节省军粮银1400余两,同时可将节省下来的银两酌情补助南京兵部正军的不足。针对“吃空名”和员不足额的弊端,指出兵部和部队“有裁革虽少而直役原额尚浮者,有裁革虽多而直役原额甚少者”,先后递交奏章《酌议军卫事宜疏》、《清理库藏疏》、《查核直银疏》等(《潘司空奏疏》卷二、卷三)终于使南京兵部革除了多年的积弊,充实了营务,保障了供给,留足了军饷,因而人心悦服,士气大振。在他出任总理河道其间,他也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切实把钱用到刀上,如:在他第三次出任总河并主持两河工程期间,经过精打细算,竣工时,一结算竟然比原计划节省银事24万两,而仅为预算70万两的65.72%(《河防一览》卷之八《河工告成疏》、《总理河漕奏疏》三任卷三《恭报河工省钱粮疏》)。张居正写信赞扬说:“比闻黄浦已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报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张太岳集》卷三一《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王世贞称赞他修高堰大堤,堵崔镇、黄埔缺口,最终使河归故道,“省费计初额减十之五,役夫数十万无饥寒死者”,为我国治河史上的奇迹!
5、组织人事。
在组织人事上,潘季驯也有一整套“举荐、甄别、保留、铨补、举劾”和考核的科学管理办法,他在这一方面的奏疏共达一百多篇;其中有关河官任免、考核的即达六七十篇,约占他全部奏疏的1/4。这与他曾历任江西道、河南道的监察御史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根据明朝的规定:监察系统是独立于行政系统并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权力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协同吏部考察官员的德、勤、能、绩,以决定其升降罢免,如遇特大案件还有权协同刑部共同会审,作出最后的判决,即“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他深知要治理国家、办理公事,必需要奖惩分明、赏罚有度,只有提拔任用一大批恪于职守、为政清廉、“声望昭著,才守俱优”,并能办实事的政府官员,才能办理好国家大事。他认为“治莫要于得民,而得民莫先于守令”,只有奖励先进,才能做到“黜陡明而人心知所奋励,藩臬当而庶官有所凭依。”他在任用地方官员时还十分注意对基层官员队伍的考核和任用,举荐的范围也很广,既有府、州、县的文武官员,也有主管教育的官员、教师以及赋居在家而确有才能的贤者等。所以他在离任前或是在一项重大工程结束后,总是不忘举荐升迁一大批“德才兼备”、“为政廉明”、“百姓拥戴”、同僚信任”并具有良好口碑的官员。据不完全统计,经其推荐、保留、升迁、调用的大小官员就有200多人。他还特别重视河官的推荐申迁和对已故河道官员的追赠抚恤工作,在他全部治河的奏章中,其中有关河官升迁、表彰、参劾、免职、进赠、抚恤的奏疏约占1/4强,达六、七十篇之多。由于大河安澜、涉及朝廷的稳定,因此他认为“河道关系最重……全在得人任久,仍可责成”(《河防一览》卷九《复议善后疏》),故必需“择其廉能年壮者”(《总理河漕奏疏》四任卷一《议守大名长堤疏》),他说:“窃照天下之事,劳心以治人者,其力或可少憩;劳力以治于人者,其心或可暂闲;维兹河工必须心力俱瘁,方克有济。故虽以大禹之智,亦不免手足胼胝也”(《总理河漕奏疏》三任卷二:《病故管工官员疏》)。他认为河官与一般地方官员不同,“管河之官必以河为责”,必需“朝于斯,暮于斯,饮食起居必于斯,功以久积,业以专成”(《河防一览》卷十《申明修守事宜疏》,因为“治帮固难,知河不易”(《河防一览》卷九《复议善后疏》)故他认为河官宜久任,河官宜懂行,有些地方水事失修、水灾频乃,“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后先异时也,人已异见也,功罪难执也”!所以河官不能二、二年一换。据四川联合大学郭涛《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思想与实践》一文载:嘉靖一朝,45年中就更选河官约37人次,平均1.22年就更换一次,所谓“职守益专,而河防允赖也”。他除了以身作则,带头示范以外,对于那些“忘身殉役,悉意奉公”,“置身于巨浸之内,取石于大江之滨”、“塞决则卷埽之苦如蚁封穴,工校锱铢。董万夫于烈日怒涛之中,而怨不作”的治河官员和一般群众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因此,每当治河工程竣工时,他都要上疏请奖。他说:“励世磨钝之术,惟有劝惩有道。而于河防最苦之事,人心尤易懈也”(《总理河漕奏疏》四任卷一《河南岁修事宜疏》)。如:他在三次总河期满,即将到南京任兵部尚书之职、参赞机务之际,就一次举荐了58名治水官员,并扼要陈述了举荐官员的业绩和升迁的理由,他还特别举荐了他亲密的助手江一麟,认为他“殚力奉公,小心尽役”、“休休有度”、“蹇蹇匪躬”,为“经济之才猷”,“实应首被殊恩”。对于治河有功的普通乡官群众,他也认为国家应当“优恤各工夫役”,“如系义民,准照题给冠带荣身”、“一体免其末等差徭”,他说:“贫民自食其力,冲寒冒暑,暴风露日,艰苦万状,纵使稍从优厚,亦不为过”,这样才能做到“人心争奋,而百事宜集”(《河防一览》卷之七《河工事宜》),他还专门上了《河工事宜疏》(《河防一览》卷七)。万历十七年(1589)他的一位官居五品的下属、工部郎中罗用敬,因积劳过度,殉职于工地之上,当人们为他收敛遗体时,发现他囊空如洗,连殡殓下葬,均靠“臣等与地方诸僚,曲为捐助,始就棺殓。”潘季驯闻之此事后大为震憾,并专门为“因公殉职”的官员上了《赠恤官司疏》(《河防一览》卷十一),类似的奏疏还有《优恤病故忠实大臣疏》、《病故管工官员疏》等(《总理河漕奏疏》三任卷五、卷二)。他认为:“夫知人贤而不以告之君夫,非君道也;生则藉其力而死不扬其美,非友道也。臣窃附大臣之末,而何忍以非臣非友之道之处也”(《河防一览》卷九《复议善后疏》)。他也十分重视一年一度的河官考核工作,每到年终,均对属下大小官员一一给予评语鉴定,并以表扬为主。对于贪污腐化、治绩无效、玩忽职守的官员,如:林绍、王弘化、杨化隆等则参奏治罪,严惩不贷,以示警诫。由于他自身清正廉明,知人善任,又劝惩有道,赏罚分明,因此涌现了一大批恪尽职守、敬业献身的河官如:江一麟、罗用敬、张纯、张誉、陈文燧、常居敬、佘毅中、冯敏功、陈瑛、季勋等,并使他指挥的河工系统始终得以高效运行。
6、其它。
潘季驯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在国防建设上也颇有建树:如:解决了拖延数十年的弓兵工食问题;充实营伍以重防御;查军屯民田以息争端;均平军饷以保证训练;储备人才以备选用;清库理财以革积弊;派专人卫城,以利守备等。
在文学上,他也有一定成就,与当朝被誉为“后七子”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和李攀龙、徐中行、茅坤、董份、吴国伦等文坛巨擘,交往甚密,经常一起吟诗唱和,并著有《潘季驯留余堂集》五卷。他与他的父兄还十分热爱读书、藏书,并与晟舍凌氏、闵氏,花林茅氏,雉城臧氏一样“皆广储签帙”,并被列为湖州藏书五大家(清•康熙郑元庆《湖录》),其读书藏书的“桂花厅”遗址,至今犹在。他在二次总河离任并赋居故乡期间,因敬慕梁•吴兴太守柳恽的品德,曾在毗山之麓柳恽读书的原址上建有一读书堂,名毗山草堂;同时还在毗山顶上修建了“潘氏家庙”,万历四年(576)春,毗山草堂前后长出了100多株被称为“芝”的香草,一时香气袭人,蔚为奇观,方圆数十里内的学者名流,纷至沓来,唱诗吟和。《湖录经藉考》载:“潘少保筑祝毅家庙于毗山之巅,万历丙子(四年)春,有五色芝百余本,丛生如麻、吴中士大夫竟为赋咏,题曰《芝林集》”,可惜年代久远,此集已失,仅在王世贞和其他文人诗集中还保留有不少当时吟诗唱和的一些诗文。为纪念此事潘季驯还将他们吟诗作文的地方称之为“芝林馆”。由于后人一般只注重他在治河方面的成就,而忽略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因而缺少收集整理,使之湮没消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他在山东济宁任总河时留下的4首古诗,即《咏除夕》、《济上怀毗山》、《同江司徒(一麟)小酌云龙山》和《再登云龙山》4首,诗中处处流露了这位游子思乡和对挚友的深切感情(见附件)。他留下的大量奏疏,言简意骇,行文流畅、文词优美,当时还被朝廷誉为范文……


三、千古治黄第一人


潘季驯光辉灿烂的一生中,其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在治理“善淤、善决、善徙”的多沙性河流上,提出了一整套“固定河槽、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刷黄、淤滩固堤”和黄淮运兼治的治河方略,通过建立遥、缕、格、月堤和减水坝共同组成的堤防体系和“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两守(民守、官守)重视岁修和堤防管理的办法,使黄河得以结束自金末以来分道乱流的700多年历史,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明清河道300多年的基本安澜,并在其逝世后实现了黄河“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因而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其治水名著《河防一览》还被收入钦定的《四库全书》。
明神宗称赞他“以水治水,计虑出于万全,知人任人,率作先乎众职”(《河防一览》卷一《万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皇帝敕谕》)。
近代留德的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在其《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一文中说:“德国河工专家方修斯缩小堤距,束水刷深河床之论,固似偏于理论,但吾国四百年前明代潘季驯氏,亦主是说并实行之,虽未全部奏功,而部分生效者已经显著”,“然其名言谠论,深合乎治理,可取者甚多也”。(《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中国水力出版社,1988年114页),他还说:“黄淮既合,则治河之功,惟以培堤闸堰是务,其功大收于潘公季驯。潘公之治堤,不但以之防决,兼以之束水刷沙,是深明乎治导原理者也”。(《历代治黄文选》•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另一位近代著名水利学家沈怡称赞说:“潘季驯是我国近五百年来最杰出的治河人物”(《黄河问题讨论集•潘季驯治河》,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1995年9月,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编委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潘季驯400周年暨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在其《纪要》中称赞说:“潘季驯是他以前治黄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理论和实践的突出建树,在治黄史上也在世界河工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他的成就,是中国古代人民长期与黄河搏斗的经验的总结,是值得十分珍惜的宝贵历史财富”。潘季驯治黄的方略和实践介绍到国外以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引发了河工界一场长达12年的学术之争。美国水利专家费礼门两度来华考察并获悉潘季驯治黄事迹后,深感“中国治河历史之渊远和治河思想之丰富”。他说:“况河性,世之最难捉摸者也,而尤以挟沙之河为甚。现代科学虽发达,但我人今日所有关于河工之知识,犹不过如何利用人工及机械之力及疏浚,以及若干冲刷原理。比较之下,则所未知者,诚未有涯也。”当时世界上的河工界权威:德国的恩格斯教授也承认:“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之一种方法,此点实非常合理”(恩格斯:《覆沈怡前二书》,1932年),他通过三次水工模型试验提出了四点治黄建议,竞与潘季驯的“治黄方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故有些专家赞誉说:“在潘季驯主持治河40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位水利专家在治理多沙河流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上超过他,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潘季驯不仅是中国河工史上杰出的代表,而且也是世界河工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梁援迎、郭水金《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潘季驯的堤防建设理论与实践及其影响》,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现代科学在认识世界模型试验等方面远胜于古代,但是历史的经验并非是陈迹,直至今日,潘季驯的治河理论与成功实践仍然熠熠生辉,因为他的所有治河理论和真知灼见均是通过1:1的现实工程和实践而取得的。
有关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功绩的研究和论文,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故本文只是扼要介绍一下他在治河方面的主要成就:
1、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多沙性河流的治水方略。即“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刷黄、借黄济运、淤滩固堤、统筹兼顾、不弃故道、建坝减水、分洪防溢”的综合治理手段。
针对黄河斗水沙六、善徙善淤、暴涨暴落、年际水量极不平衡的特点,他认为在治理多沙性河流问题上,不能照搬清水河道和大禹“疏九河”、“分杀水势”的做法,而必需“不弃故道,堵决固槽、以堤束水”。所谓“束水攻沙”,就是根据底蚀的原理,在黄河下游两岸修筑坚固的堤防,不让河水分流,使水量集中,流速加快,把泥沙送入海里,以减少泥沙沉积。他反复强调:“黄流最浊,以斗记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分流诚能杀势,然可行于清水河,非所行于黄河也”(《总理河漕奏疏》四任卷六《条熟识河情疏》),因为“兰州以下,水少沙多,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塞”,“支河一开,正河必塞”(《河防一览》卷之七《两河经略疏》)。因此他坚决反对分流杀势,他说“徒知分流以杀其怒,而不知水势益分,则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导积沙以往于海乎?”根据现代泥沙专家研究,黄河下游水流的挟沙能力大约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钱宁、周文浩《黄河下游河床演变》98页);亦与平均流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因此流速增大就可大大提高河流冲沙和挟沙能力,这就是“合则流急,急则刷深”的道理。因此,他主张必须堵塞汛期的所有溃决的口门“挽全河之水以还故漕”。如果在黄河任意分流,将会使原来河床水流的挟沙能力成抛物线陡降,并造成泥沙的快速淤积,从而破坏了黄河“大水淤滩,小水淤槽”的自然规律,这是很有见地的。那么,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泥沙淤积问题呢?潘季驯的办法就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量,必然之势”(《河防一览》卷之二《河议辩惑》)。他在四任总河期间强调指出:“治河之法,别无奇谋秘计,全在束水归槽。……束水之法,别无奇谋秘计,惟在坚筑堤防。……故堤固则水不泛滥,而自然归漕;归漕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修,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导而入海,皆相应而至矣。”(《河防一览•申明修守事宜疏》卷十)。
1931年德国著名河工专家恩格斯通过3次模型试验,完全验证了400多年前潘季驯的治河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沈怡《黄河讨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200页)。可以说潘季驯的治黄方略和丰富的工程实践,再通过与现代河流泥沙理论和模型试验的方法相互融合,对于治理多沙性河流理论的创立和近代黄河的治理,已经产生了极其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按潘季驯的说法:“水以束沙,如汤沃彐。”“故治河之法,惟有慎守河堤,严防冲决”?(《河防一览•恭诵纶音疏》)。“欲图久远之计,必须筑近(缕)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此不易之定策也”(《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议筑长堤疏》),从而实现了自宋代以来以分流为主,转而向坚守堤防的划时代的转变(周魁一《潘季驯治河思想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他主张治理黄河,必须不弃故道,高筑堤防、堵塞决口,以河治河。他说:“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凿之不可。故厌常者,每欲弃归以更新,而臣则以为祖宗二百余年之故道,必不可失也;泥成说者,每欲分支以杀势,而臣则以为黄河为浊流,必不可分也。臣执此以治河者,前后一十二年矣。”(《河防一览》卷十二《并勘河情疏》)
为了解决自宋以来700多的时间里黄河屡次夺淮的局面并针对“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特点,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和认真吸纳前人的治河经验教训后,他认为“欲导河入海,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可以高家堰为障,以全淮敌黄,出清口,使黄、淮合流,出云梯关入海。由于“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一,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根据测算,潘季驯当年通过黄淮合流最多可以调用淮河100亿立方米清水用于刷黄冲沙,并可输载泥沙2.5亿吨。(《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演进的初步探讨》黄委黄河志总编室候起秀等)。这样就可实现“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有赖矣”(《河防一览•河工告成疏》),这也为我们当前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实现引江济黄和以清刷黄,解决黄河中下游泥沙问题提供了实证和依据。由于淮河水清,冲沙能力强,因此他“冲冒风雪”、“往来泥潭中”,亲自率领民工修筑了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域,“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全长达60里的高家堰,同时在清口东西相继堵塞了朱家、王简和张福3处决口,使淮水全部从清口而出,与黄河合流。为了防止淮河特大河水,他又选择在洪泽湖南端周桥地段,高程约10.4米的有利地形先后修筑了顶宽约10多公里并可渲泄上万个流量的人工和自然的开敞式溢洪道(减水坝)各一座。他说:“空云弗堤,天然减水坝也”(《河防一览•高堰请勘疏》),从而使堤内原有的万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等洼地,联成一片,并在万历七年(1579)建成了举世罕见、工程完整,迄今仍为世界上最大的平原水库——洪泽湖,并形成总面积达1160平方公里(汛期新水位11米)可用于蓄清刷黄,以清释浑的巨型水利工程,这不仅“是我国水利史上的创举,也是中外罕见的伟大水利工程”(范成寿、朱成华《潘季驯与洪泽湖水库》1995),其实施的工程规模和精湛的技术远比当时的西方要先进得多,因而在世界河工史和水利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解决黄河泥沙的利用问题,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还提出了“宽滩沉沙、淤滩固堤”的理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筑近堤以束河流,筑远堤以防溃决”(《总理河潘奏疏》二任•卷三《议筑长堤疏》)和“束水归槽,筑格堤淤滩固堤;筑顺水堤、逼(挑)水坝挑流、筑滚水坝(减水坝)以资宣泄和消能”等一整套河工堤防体系建设的理论,他深刻阐述了诸堤之间的关系,他说:“遥堤约拦水势,取其易守也;而遥堤之内复筑格堤,盖虑决水顺遥而下亦可成河,故欲其遇格即止也;缕堤拘束河流,取其冲刷也。而缕堤之内复筑月堤,盖虑缕堤逼河流,难免冲决,故欲其遇月即止也”(《河防一览》)。并在汛期主动引水淤滩,利用黄河“大水淤滩”的自然规律,因势利导,淤沙固堤。他在《条议河防未尽事宜疏》中就提出了“放水淤平内地(遥缕二堤之间的滩地),以图坚久”,其具体做法是“先将遥堤查阅坚固,万无一失,却将一带缕堤相度地势……放水内灌。黄河以斗水计之,沙居其六。水进则沙随而入,沙淤则地随而高”。由于淤地肥沃,老百姓还常择地耕种。为渲泄伏秋洪潦,他还选择土性坚实、质量完好的堤段修建滚水石坝“比堤稍卑二三尺、阔三十余丈,万一水与堤平,任其从坝滚出。则归槽者常盈,而无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泄,而无他溃之虞。全河不分,而堤自固矣”(《两河经略疏》),由于“坝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减盈涨之水,水落则河身如故也”。上世纪我省曾针对小流域洪水易涨易落、变化无常的特点,提出了在适当堤段修筑减水坝(开口堤),力求做到“漫顶不垮坝,防冲不防淹”的办法,实际上就是从潘季驯提出的“创建滚水坝以固堤岸”以实现“高位分洪”、“溢而不垮”的工程实践而来。
 
 
2、统筹兼顾,全面规划。
潘季驯四任黄河期间,面对的是跨流域的黄、淮、运交叉和洪泛决口频乃的复杂局面,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他清楚地认识到:“治河之法,当观其全”(《留馀堂尺版》二、《上阁下书》),因此要想治理水患,保证漕运畅通,必需黄、淮、运兼治,他十分精辟地说:“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即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王锡爵《行水金鉴》卷三二《潘季驯墓志铭》),这就是他统筹治理黄淮河下游和运河的全面规划思想,从而实现了治黄由被动防洪向主动治理的转变。他认为要确保漕运畅通,“藉河资运”,是不得已的,要想“资黄济漕而欲不为害,即神禹复生未有完策”(《总理河漕奏疏》四任卷四《条陈闸河事宜疏》),因此治黄即治漕,他说:“以治河之工而兼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岁不通,则河不可以一岁不治,一举两得,仍所以为善也”。如将河、漕分离则肯定劳命伤财,要想“既治河而又别治漕,是以财委壑也”(《河防一览》卷六《太常卿余毅中全河说》),因此他一再强调高家堰“为两河关键,不止为淮河堤防也”(《河防一览》卷二《河议辩惑》),他还十分重视“漕运与民生关系的处理,强调治河工作必须于“祖陵、运道、民生有裨”,必须为“国计民生深长之虑”(《河防一览》卷十四《祖陵当护疏》)指出治理黄、淮、运时,必须将漕运、护陵、民生统盘考虑。
他对处理上、下游关系也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曾对黄河上游作过考察并写下《河源记》、《历代河决考》,并亲自绘制了《黄河全图》,他指出“臣等仍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盖上决而后下壅,非下壅而后上决也”,“下流既壅,上游自溃,此崔镇诸口所由决也”(《河防一览》卷二、卷七《河议辩惑》、《两河经略疏》),因此他也十分重视对黄河上游地区的河防和治理工作,并先后上奏《黄河来流艰阻疏》、《申明河南修守疏》、《中  徐北要害疏》、《恭陈远地修守当严疏》等,同时他还提出了“放淤、改土、通漕”的措施,因而也被人们认为是我国治黄史上第一个利用黄河泥沙、除害兴利的规划。当然潘季驯当时所指的上游只是泛指徐州以上的黄河河段。学者们一致公认:潘季驯的《两河经略疏》就是他综合治理黄淮下游的一份全面规划的报告,并充分展示了他高屋建瓴、审势大度的总体规划思想。他还针对各段河道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程措施。由于他总理河道的重点一直是在黄淮下游,加上历史的局限他未能对黄河中上游的泥沙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早在400多年前,他就能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整体思考,气势恢宏,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和跨地区、跨流域的综合整治规划,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3、创造了一整套防汛岁修和“四防两守”的管理制度与办法。即铺夫制度、大堤加固制度、岁办物料制度、防汛报警制度、“四防二守”制度等。
经过潘季驯第三次治河以后,黄淮两河安流、运道通畅,潘季驯也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当他再度复出后,看到:经他与一批官员民工精心修筑的千里长堤,由于遭受“车马之蹂躏,风雨之剥蚀,河流之汕刷”而导致“高堤日卑,厚者日薄”的现象十分痛心,认为这是由于“岁久官更,弊滋法弛,以河防为末务,视堤工为赘疣。一篑莫加,万夫闲旷”所致,因此专门上奏《恭报三省直堤防告成疏》(《河防一览》卷十二),要求:“各处巡抚都御史,就近督同管河道及各该府县等官,躬亲料理,某处堤岸卑薄,相应加修;某处水势冲突,相应卷埽,大小一心,昼夜祖无懈”。他强调“天下之事,不日益则日损”。“倘能岁守不失,则河流自无冲决之患。
(1) 铺夫制度。他认为“治河之官,全在得人。苟非得人,立至倾圮”(申明修守事宜疏),“河防在堤,而守堤在人,有堤不守,守堤无人,与无堤同矣”。因此他首先创立了“铺夫制度”,即将大堤实现分段管理,其管理机构就称为铺,在重要堤段每三里设一铺,一铺设30人。他指出:“守堤之段,有夫即守城之有兵。兵以御寇,夫以御河,必不可缺”。在修筑奎山支河时,为管理好徐州至小河全长162里新开河道,他就比照邳州、睢宁的先例,每5里建铺舍一个,用作堤工休息之所并配置铺夫250名(《河防一览》卷一二《会勘徐镇上疏》);为加强堤防管理,他还专门在洪泽湖的重要屏障高家堰设置了一名护堤大使,并配置夫役500名,以资管理。他还特别强调“故管河之官必以河为责,而他务俱所未遑;防河之夫必以河为事,而诸工有所不逮。朝于斯,暮于斯,饮食起居于斯,功以久积,业以专成”(《河防一览》卷—0《河工分派司道疏》)。他认为铺夫是堤防修守的专业队伍,也是确保堤防安全的重要措施,后来这种管理办法也一直为后代所承继和延续。
(2)大堤加固制度。他在《两河经略疏》中就指出:“堤欲坚,坚则可守,而水不能攻”,并认为这是保证堤防安全的重要基础。“但畚土成堤,原非铁石,稍不修茸,便至倾颓。岁岁修之,岁岁此河也”。因此要求:“每岁务将各堤顶加高五寸,两旁汕刷及卑薄处所,一体帮厚五寸。……庶河防永固,而国计民生,俱有赖矣”。(《荣报三省直堤防告成疏》)。他还十分重视筑堤岁修的质量,指出“凡堤必寻老土,凡基必从高厚”;而且“取土宜远,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积水,刷损堤根”;“欲堤之不决,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费,让远而勿与争地,则堤乃可固”;如遇过湿的土“须取起晾晒,候稍干,方加夯杵”,而且每次填筑的土层不宜过厚,“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遍”,边坡“切忌陡峻”;对于不同堤防的修筑标准、坡度、高度、顶宽、底宽等,他也均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检查堤防和填土夯实和岁修的质量,他还要求“逐一锥探土堤”“必逐段横掘至底”“用铁锥筒探之,或间一掘试”。这说明潘季驯早在400多年前就已采用了类似现在的锥探,槽探这采两种办法来检查大堤的质量。
(3)岁办物料制度。潘季驯认为:“岁修工作,料理全在冬春”。“河防全在岁修,岁修全在物料”(《河防一览》卷二《河议辩惑》),因此规定,每年汛末(11月)就必须将岁修所需物资采办好。他说:“水性有顺逆,河情有分合,地势有夷险,堤形有高卑。某处迎溜作河掷筑以当其冲?某处河湾作何帮护以护其汕?至于分派官夫,皆有定额;置办器具,各有攸宜;储备物料,一切琐屑事宜,种种皆须料理”(《总理河槽奏疏》四任卷一《议守大名长堤疏》)。针对当时经费匮缺,贪污成风的状况,他要求制订计划和采办工料必须专人负责并严格建帐,工程竣工后,均要呈报并由他亲自过目审查;冬初修守任务空闲之时,每各铺夫还必须采割野草并自备部分工料。他还十分重视非工程措施,如:抛石护堤,特别是生物固堤、生物护堤的作用,并学习借鉴同时代治河官员刘天和“治河六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复柳、高柳)的办法。 《乞留贤官疏》中他说:“筑堤不易,受护更难”,因此“必先知其要害,详其形势。某处埽湾,护以桩笆;某处迎流,固以月坝;某处摧折,应须加高;某处坍塌,应须培厚;某处汕逼崖岸,应须移近;某处根址沙松,应须改筑;布种芦苇、栽植柳枝、建竖铺舍……立画地分守之规,定每岁加筑之法,种种停当,方可持久。因此,从万历十八年(1590)起,他就坚持栽柳护堤,每堤一丈,栽柳十二株。每夫一名,栽堤三丈。柳樟以径二寸为则,离堤以三尺为准。堤内栽完,方及堤外。如有枯死,随时补种”。同时还将培修堤防和柳树种植作为考核负责河堤官员的重要标准。
(4) 防汛报警制度。为加强汛期的通讯联络,他除了采纳前人的“飞马报汛”的办法外,还提出了一套以挂旗、挂灯、敲锣为信号的紧急抢救和人员安全转移的报警办法,做到一铺有警,各铺联动,首尾相顾,通力合作,力求取得防洪抢险的胜利。
(5)“四防二守”制度。潘季驯在治河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河防管理的重要性,他说:“成功不难,守成为难,使禹之成业,世世守之,盘庚不必迁也。”他认为:黄河改道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疏于管理,果“人亡岁久,土迹熄而文献无征(存),故业毁而意见杂出,又何怪乎河之无常也!”(《河议辩惑》)。通过不断总结探索,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即官守和民守)办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堤防修守制度。如今我们实行的“堤防巡查查制度”和“防汛责任制”,可以说,就是从此脱胎演变而来!他说:“防河如防虏,防虏则曰边防,防河则曰堤防。边防者,防虏之内入也;堤防者,防水之外出也。欲水之无出,而不戒于堤,是犹欲虏之人,而忘备于边者也”(《河防一览•卷四•修守事宜》)。
①昼防。“堤岸每遇黄水大发,急溜埽湾处所,未免刷损,若不即行修补,则埽湾之堤,愈渐坍塌,必致溃决。宜督守堤人夫,每日卷土牛小埽听用,但有刷损者,随刷随补,毋使崩卸。少暇则督令取土堆积堤上,若子堤然,以备不时之需。”这便是昼防。伏秋防汛,昼防工作量最大,既要守险工,又要修补损害之处,还要积土备料,因此,任务也特别繁重。
②夜防。夜防是针对白天劳累,晚上人困倦乏,容易误事的特点而规定的加强夜巡的措施。“守堤人夫,每遇水发之时,修补刷损堤工,昼日无暇,夜则劳倦,未免熟睡。若不设法巡视,恐寅夜无防,未免失事。须置立五更牌面,分发南北两岸协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换发,各铺传递。如天字铺发一更牌,至二更时前牌未到日字铺,即差人挨查,系何铺稽迟,即时拿究。余铺仿此,堤岸不断人行,庶可无误巡守。”这便是夜防。
③风防。“水发之时,多有大风猛浪,堤岸难免撞损,若不防之于微,久则坍薄溃决矣。须督堤夫捆札龙尾小埽,摆列堤面。如遇风浪大作,将前埽用绳桩悬系附堤水下。纵有风浪,随时随落,足以防卫”,它是针对汛期风大浪猛的特点,为防风消浪,他规定此时要特别加强堤面的专门保护,这便是风防。
④雨防。“守堤人夫,每遇聚雨淋漓,若无雨具,必难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铺舍暂避。堤岸倘有刷扫,何人看视?须督各铺夫役,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带,堤面摆立,时时巡视,乃至疏虞。”这便是雨防。它是针对雨天管理人员为避风雨而贻误堤防守护,所规定的防范措施。
“四防”把汛期守堤可能遇到的问题均考虑得十分周密、细致,并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同时对各种可能出事的堤段和薄弱环节,严加防范。因此,对于保证大堤安全度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守”是指“官守”与“民守”。
①官守。“黄河盛涨,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两岸,须添委一协守职官,分岸巡督。……仍画地分季省义等官,日则督夫修补,夜则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协守职官,时常催督巡视。庶防守无顷刻懈弛,而堤岸可保无事。”“官守”类似现在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即通过健全堤防指挥系统并配备和责成专职,以保证伏秋防汛不致失事的重要措施。
②民守。“每铺三里,虽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调用无常,仍须预备。宜照往年旧规,于附近临堤乡村,每铺各添派乡夫十名,水发上堤,与同铺夫并协协守。水落即省放回家,量时去留,不妨农业。不惟堤岸有赖,而护堤之民亦得各保田庐矣”。“民守”是指人力配备上,在常年编制之外,于伏秋防汛关头,临时加派民夫共同防守,这与现在编制的防汛应急预案中配置的抢险队伍十分类似。
“官守”和“民守”二项规定,是从组织上保证大堤安全度汛的重要措施,也是潘季驯在总结继承前人防汛抢险、经验教训的一大创造。
4、留下了一批辉煌巨作。
主要有《河防一览》十四卷、《宸断大工录》、《两河经略》四卷、《两河管见》三卷、《河防榷》十二卷、《总理河漕奏疏》十四卷、《潘司空奏疏》七卷、《留余堂尺牍》六卷,以及他以27年治黄经历,亲手绘制而成的中国现藏的最大的一幅古代治黄工程图——《河防一览图》,全卷纵45厘米,横1959厘米,现存北京故宫。其治水的代表作:《河防一览》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卷一是皇帝玺说和黄河图说,主要讲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他在自序中说:“首载玺书重王命也;继以图说,明地利了;河议辩惑,阐水道也;河防险要,慎厥守也;修守事宜,定章程也;河源河决考,照往鉴也;古今稽证,备考核也;而诸臣章奏,次 纂入,使检括也。”卷二《河议辩惑》集中阐述了他“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卷三《河防检要》,指出黄、淮、运各河的关键要害部位、主要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卷四《修守事宜》系统规定了堤、闸、坝等工程的修筑技术和堤防岁修、防守的制度;卷五《河源河决考》是搜集整理前人研究黄河源头和历史上黄河决口的有关资料,也是研究河道变迁的重要资料;卷五至十二是潘季驯从200多道治河奏疏中挑选出来的41道精品,也是他四次总河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始记录,概括了他治河的经历和主要经验,并对卷二《河议辩惑》中所提的各种意见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十三、十四卷是阐明自己治河的观点,批驳反对派的意见并引证了古人和同时代人的著述、奏疏、题记、批文等。
不容置疑,潘季驯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一样,由于受其时代、环境、工作条件、科技手段和个人的经历所限,为了确保漕运和皇陵安全,他的“总河”任命和工作重点只能局限于黄河下游;其修筑洪泽湖的功过是非也尚有争论;由于受当时科技水平和技术所限。他的治黄理论还只能停留在定性的水平上,他的“束水攻沙”理论和实践,尚不能彻底解决黄河泥沙的沉积问题;他对黄河泥沙来源、上游河道治理、农田灌溉等问题也均很少涉及,也不可能像现在通过水土保持,修建大型水库和跨流域调水等综合措施,真正地实现“以水攻沙、以清刷黄”。但毕竟瘕不掩瑜,他通过在1:1的工程原型和治黄实践,而提出的“固定河槽,以水攻沙、借清刷黄、淤滩固堤”的理论和“四防”“两守”的防汛岁修措施等至今仍然闪耀着睿智和科学的光芒。

四、名人效应及其应用


何谓名人?名人通常是指具有非凡影响力并在某一领域引领一代凤骚的人,名人的影响力和学术成就远远超过一般常人,因而常常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因此现代商战、广告、旅游、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和吸引内外商投资等,都常常要利用“名人”作为金字招牌,以提高城市和商品的知名度,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服务,这也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潘季驯在治理多沙性河流上的声名、影响早已溢出了国门,并受到水利、历史、经济、文化、科技界的高度推崇。早在上世纪初,荷兰著名的水工专家奈格之子特莱克应上海工部局之聘,专程赴江苏南通负责沿江的保坍防护工程时,就曾将潘季驯所著的《河防一览》译成英文并流传于世;该论著还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朱载 的《乐律全书》等,被誉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放出的最后一道光彩。台湾、日本、美国不少学者还纷纷撰文纪念并对潘季驯的学术思想进行探讨。1995年9月2日至4日,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编委会,山东省威海市联合举办了纪念潘季驯逝世400周年暨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其《论文集》也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在1996年9月正式出牌。200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编委会还专门派人来湖瞻仰潘季驯的故居、墓茔;新加坡潘氏后裔还于每年农历9月27日专门在义顺工业园A527号(527,Yishun Industria I Park A Singapore 768771)并自兴利芭潘家村移建于此的横山庙祭祀潘季驯;世界潘氏宗亲总会、新加坡南洋潘氏宗亲会、香港潘氏宗亲会、马来西亚荥阳联合总会、霹雳潘氏宗亲联谊会等也均无一例外地均把潘季驯推崇尊称为“潘府大人”,并引以为荣。潘季驯的后裔子孙还遍布全国十八个省市和欧美及东南亚各地,其中不乏政治界、企业界、文化界、科技界的名人,如已故政治界风云人物潘汉年、潘梓年;美国潘氏控股公司董事长、白宫外贸委员会委员潘盘新、泰国原国防部长潘里安、菲律宾震华学院院长潘延燕、香港华商学院院长潘宗尧,香港冈乐贸易公司董事长潘南、信昌公司总经理潘贤群等,据说:美术界泰斗潘天寿,两院院士著名水利水电专家潘家铮,浙大校长中科院院士潘云鹤,著名电影演员潘虹等,也是潘季驯的后裔。为纪念这位先贤和治河伟人,河南郑州、焦作,山东济宁、江苏淮阴,以及江西、河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也均纷纷建祠或塑像纪念,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明史》、《明清漕运史》、《上下五千年》、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上述,1955年7月18日,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中就满怀深情地指出:治黄众多名人中,“其中突出的如十六世纪后半期(明嘉靖到万历)的潘季驯,十七世纪后半期(清康熙)的靳辅、陈潢,对于黄河下游的修堤防汛工作都曾有过重大的贡献!”省、市、县志中也均有关于潘季驯事迹的记载。
但对于这样一位历任工、兵、刑三部尚书并握有兵权的伟大水利学家,其故乡群众却对他的事迹知之和报道甚少,甚至连湖州的历史名人园中也找不到他的踪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为充分挖掘湖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利用潘季驯的“名人效应”,大力提升湖州的知名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迅速成立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的潘季驯研究会。广泛搜集潘季驯的有关资料、图片、文著、奏疏、书信、字画、诗歌、传说等,并在他的诞辰、忌日并每逢五、逢十的周年举办各种型式的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活动,整理编辑出版有关他的著作,同时对他在哲学、水利、经济、教育、司法、治安、廉政建设、组织人事等方面论述、成就和不足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扩大潘季驯在海内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的水利、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服务。
2、立即对潘季驯及其先人在湖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保护、修复、开发。主要有:环渚乡常溪村汇沮的潘季驯故居、潘氏祠堂、状元坟;毗山草堂、芝林馆、泮氏家庙(慈云寺);位于八里店镇三墩村的潘季驯坟、永安桥、古银杏;位于大钱河西并纪念南北朝宋元嘉年间潘季驯先祖(纯孝里始祖)潘综的石牌坊;因潘季驯治水有功而被明万历帝追赠为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祖父潘孝和父亲潘 的墓(前者在白雀乡太史湾,现仍保持有2根石柱,1个石翁仲;后者在戴山西1公里与环渚村比邻处的四水环绕的镌子滩)、黄母桥(现谐传为王母来桥,据《浙江通志》载,该桥系皇帝旨旌潘季驯曾祖母黄氏(布政史黄叔志女)守寡育子有功而拨款兴建的)、潘公桥、潘家廊等。潘季驯“一门三尚书”,他本人又曾历任工、兵、刑三部尚书,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能将上述遗址进行有效的修复整合和包装,特别是对潘季驯墓、潘氏祠堂和他与王世贞、董份等明朝文学巨擘吟诗唱和并传为文坛佳话的毗山草堂、芝林馆先行修葺、恢复,不仅可以培厚湖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还可以成为旅游开发的一个亮点。
3、组织人员并借助于潘氏宗亲和其后人对分布海内外的潘季驯后裔开展调查和进行联系,动员他们返湖探亲、祭祖、寻根投资开发和旅游。
4、条件成熟时专门建立潘季驯纪念馆(室)。
应该说,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有关潘季驯的事迹已开始受到政府和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州市委员会就根据我们的材料向大会专门递交了一份有关
《建议重塑被湖州人遗忘的“潘公”》的提案,并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原市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水利局局长周宗兴、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州市委员会副主委梁军等还先后参加了潘季驯逝世409、410周年的纪念活动;吴兴区和城建部门也在城市规划中对潘季驯故居、毗山家庙、潘公墓等的保护作了统盘考虑;最近,南太湖旅游开发区管委会还对太史湾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驯祖父潘孝的墓地专门立牌进行了保护;市博物馆还花巨资从故宫复制了潘季驯亲手绘制的古代治黄工程图——河防一览图,并计划在新馆中专门为潘季驯塑像和陈列他的治水事迹;由湖州籍知名作家、长篇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作者高峰编写的有关潘季驯治水事迹的“天上黄河”也正在抓紧编写和摄制中;浙江名人大系、浙江文化名人丛书《大河安澜——潘季驯传》也由杭州师范学院马雪芹教授编写完成并在今年七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由笔者提议并经湖州众多学界名流牵头的“潘季驯研究会”也在抓紧筹集,并正式起草了“潘季驯研究会章程”(讨论稿)、“关于要求成立潘季驯研究会的报告”,同时还先后完成了《潘季驯大事年表》、《潘公季驯祖系世谱》、《潘公季驯祖系源流》、《潘季驯祖系及故里汇沮名考》和潘季驯撰写的《纯孝里世谱源流》、《明万历乙未潘氏族谱引》的辑注工作,后三篇均已在《黄河史志》资料2003年第3期总第81期上发表。《湖州晚报》、《湖州电视台》、湖州水利网等也先后报道了有关纪念潘季驯的文章、照片,在湖州的潘氏后裔也纷纷主动与海内外的潘氏子孙进行联系并每年定期进行祭祀。新加坡南洋潘氏宗亲会的会长潘经智2003年11月底也主动来信进行联系,并言词恳切地说:“海外宗亲希望潘季驯纪念馆能够在浙江落实,让后代对这位潘姓杰出人才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还表达了海外潘氏打算“到中国投资”的意愿。
只要我们上下同心、形成共识,充分借鉴上海、杭州、宁波、绍兴、苏州、无锡的成功经验,这位生于斯、葬于斯的一代治水名人和学术大家潘季驯,一定会使湖州的文化焕彩、山水添色、经济增辉!
 

(参考文献略)
 
 
附:              

潘季驯诗钞
 
《咏除夕》
行到海穷处,仍惊岁尽时。灯前谁共影,愁里强吟诗。游子归何日,芳春坐可期。满城箫鼓动,客思已凄其。
原载《明诗综》卷四《静志居诗话》
 
《济上怀毗山》
溪盘苕水曲如龙,溪上山亭一径通。苍弁嵯峨春雨后,洞庭缥缈夕阳中。栽花已拟寻潘令,载酒谁当似柳公。太白楼前明月夜,不堪徙倚对秋风。
原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十四《湖州府部》
《同江司徒小酌云龙山》
握手论交今白头,天涯相对一樽留。帘前秀接千峰色,槛底声喧万里流。世事误人称老马,机心终久愧闲鸥。知君久有烟霞癖,还许相从范蠡舟。
徐州云龙山摩崖石刻
万历七年(1579)夏
 
《再登云龙山》
龙山再上思悠然,千里河流自蜿蜒。几向蒿莱寻水脉,翻从沧海见桑田。负薪十载歌方就,投杼当年事可怜。为谢含沙沙且尽,归与吾已欲逃禅。
徐州云龙山摩崖石刻
万历七年(1579)夏

 

 
回帖
  • 潘兰珺 (2009/10/19)

    说实在的,真正去研读这类文章并发表意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少得可怜。这就是为什么潘美公受冤屈千来年而无后人真正的去做些有意义的事的根本所在,实乃悲哀至极也。

    0 回复
    编辑 删除 采纳
  • 潘兰珺 (2009/10/11)

    所谓加强宗亲联络,首先要大家一道缅怀纪念我们的祖先,多多了解祖先们的丰功伟绩,那才能加强一个人的姓氏自豪感。同时也就更加地和谐与团结在一起。
    就像了解潘美公一样。

    0 回复
    编辑 删除 采纳
  • 潘兰珺 (2009/10/7)

    宣传家族知名人物,有时通过他姓人来宣传会显得更为有力度,更能提高知名度。好--------------

    0 回复
    编辑 删除 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