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门下：忆棋父潘炮(图)

□潘森

父亲1965年10月溘然长逝，我成了孤儿。

人生如棋，转眼四十载逝去，上月岑桑先生在《羊城晚报》的呼唤，在心湖上绽起涟漪，《羊城沧桑》的征稿更是推波助澜：当年，父亲就是手拿着1957年10月4日《羊城晚报》刊登的《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新闻教我读报的；他的名字就更在“棋运兴”（父亲语，指上世纪60年代执行“八字方针”的经济调整时期）那几年中频频上报。有关他的棋讯、棋评，或一些他自编的棋局，什么“鹿死谁手”，“九转丹成”等，亦常常见诸报端。顶峰是晚报的“潘炮闭目应众，三天保持不败”的小新闻，嘴边挂了好几天，后来还让我剪下贴在棋谱《橘中秘》的扉页。此谱可惜在“文革”中丢散了……

父亲祖籍广东南海西樵丹灶苏村村，与康有为先生同村。我去年才辗转寻访返乡，村中只留下“本村有人在广州下棋很闻名”的传说。我没有见到族谱，叩拜了刚落成的“潘氏大宗祠”。

父亲去世卒然，未留下话语，遗物中有两样东西我保留至今：一是父亲的石膏半浮雕头像（见右上图），直径约20厘米，厚2厘米，涂深咖啡色，背面刻有“闭目棋手潘炮李瑞然1964年于广州文化公园棋坛”的落款。近十几年来，我为面谢这位李先生，四出寻访，至今未果。二是父亲28岁时，以原名潘成在“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市分会”受训期满的毕业证书（见右下图）。少时我不谙世事，屡次追问父亲为何弃医而改名从艺？终未得回答，反而得了一个“日后不准捉棋”的家训。故此，我几十年未下过一盘完整的象棋，算是有“棋父”而没有“棋子”了。

社会上流传父亲名“炮”是下棋擅用炮，但他的脾气直如炮筒倒是真的。上世纪60年代，我家墙上只挂有两个镜框，其中一个是字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际情况”。据说父亲参加单位的会议、（荔湾）区政协的会议、区人大（列席）会议时，是神情执著，描述细致（记忆力好嘛），语气火爆的。我很清楚父亲那种张扬在外、孤独在内而又固执的性格的缺陷。唯一一次受父亲责打是大炼钢铁的年代，我在玉带濠玩耍弄断了几块砌筑炼铁高炉用的耐火砖，被工地负责人捉拿到家门口，指着父亲的鼻子说：“人民代表是怎样教育儿子的？破坏大炼钢！破坏大跃进！”父亲一声怒喝，拉我进屋狠狠打了我。1955年住大新路正市街时，居委会评议粮食定量，说父亲“（下棋）将将吓，十九斤（米）比多咗啦”。父亲一拂袖，冲门而出，怒吼：“岂有此理！”至今犹在耳边轰响。

父亲经常在家的桌面上拆棋局，我偶尔一旁观看。左右摆头表示在反复推敲，时而点头和摇头显然在权衡取舍，那个用右手摸后脑勺的“标志动作”，活脱在棋坛上应众的模样。听他喃喃自语，问他说什么，他说是“背谱”，指着棋局说，某棋书上就有这种变化的对弈，或又在某年棋赛上由哪两位棋手的对弈中出现过，并且具体指出棋局的前多少步的变化都相同云云。我慑于家训，无意学棋，倒是想提高记忆力。那天，他显然兴致很高,先是娴熟地倒背了《神童诗》作“头盘”,继而以倒背《千字文》做“主菜”,当他以“荒洪宙宇，黄玄地天”结束时，喘过一口气，点起一支烟，显然意犹未尽，拿出那本他限时要我读完的《三国志》，翻到最后一页，指指那首长达几乎一页的长诗，也倒背了一遍做“甜品”,结束了这顿丰盛的记忆力大餐。见他倒背如流，我当时惊呆了，也要求父亲出个题目让我试试。“好吧，你就倒背‘南无阿弥陀佛’。”结果，我“佛南，佛无，佛陀”的，就是倒背不下来。请教父亲，他绕有趣味地侃侃而谈，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有可能提高，但要天天“过脑”（练习），持之以恒。他怎样练成这样过人的记忆力，我始终不得而知，不过，上月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潘炮在蚊帐顶上贴棋盘”练习记忆力和背谱的传说，不禁莞尔一笑。我在1977年参加高考复习时，也在蚊帐顶上贴上那个六角形的“同角三角函数关系图”复习数学！几十年相隔，父子之间竟有如此心有灵犀，做法雷同之事。

我确实不了解父亲曾否自封棋王。大约在1964年父亲与三水县文化系统的领导谈话中，听到父亲的不同意见：“若我是棋王，又何苦闭目下棋呢？”隐示当年棋艺不高而另辟蹊径的无奈和艰辛。其实，父亲的棋力连“甲组的水平也不达”（父亲语），这是不讳的事实。我经常在棋坛西厢看父亲在东厢唱棋和闭目应众，输棋有时不在少数(所以三天不败就如此高兴)。倒是每逢走出错着，站起来的同时解下蒙眼的红领巾，摸摸后脑勺说“输了”。尽管有时对手想与父亲多过几招而让父亲回棋,他也不肯，回答是“职业与业余的区别”。

父亲与高智先生合编著了一本叫《怎样下国际象棋》的书。大约在读初二的时候，我要求父亲教我下国际象棋。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还带回一盒当时市面上也很难见到的雕刻精致的立体国际象棋。开教那天，在床上摆开中国和国际两种象棋盘，对比规则的不同，中外军事、民族、文化的差异。这种“对比教学法”，对我的视野开拓影响深刻。今天，我求索不辍，就始于父亲送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和这盒国际象棋。

母亲在1959年5月去世才几天，好心的班主任就把我接到她家寄住。期间，不时回家探望父亲，才从邻居和街坊口中听到不少父亲之事，如：父亲从不与街坊下棋；其开支“月头松月尾紧”，没有柴烧的时候甚至“破床板煮饭”；还经常出入典当行，“冬典蚊帐夏当棉胎”，使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对父亲这种旧艺人难以摆脱的职守清高、性格不羁、生活潦倒的旧习气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他奉行“餐揾餐食餐餐清”的生活信条，还是让我屡尝月尾挨饿的滋味和月头父子共享丰盛晚餐的温馨。直到从《羊城今昔》一书中，了解到父亲解放前是形同乞丐的地摊卖艺人，才开始踏入父亲的心路，理解他不愿子承父业的隐衷。

旧社会，父亲从医护职业沦为街头卖艺，颠沛流离“在广东省南海县，三水县……在广州大世界游乐场，各茶楼和海角红楼闭目应众”（摘自父亲口授，由我代笔的“个人简历”）；解放后他从“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筹委会”任工程人员起，到入“岭南文物宫”（广州文化公园前身）工作，再转为文化公园职工，而棋坛的建成，他更成了一个与广大棋友“日日同乐”（父亲的口头禅）的小小公众人物。

正如一滴水可映出太阳的光辉，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折射出国家变迁。

上图：“闭目应众、三天不败”的棋手潘炮（右）及妻儿

上图：闭目棋手潘炮浮雕像

上图：棋手竟是弃医从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