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强恩父子背后的墙上挂着深圳市政府城中村改造的规划图。父子二人均对此充满了期待。
融合明代墙楼和苏州园林风格的万景园是万丰村主要文化设施之一。潘强恩常在此接待访客。
“请问认识潘海金吗？大海的海，金子的金。”
“我有事，没空。”刚才还热情指路的中年男子急摆手，一转身就不见人影。
“请问认识潘海金吗？大海的海，金子的金。”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闲坐自家门口的老人对着报纸上的名字摇头，然后起身回屋。
面对询问，居委会文书也表示不认识此人，而他的办公室摆放着整个社区包括原五个自然村(2004年深圳进行全面城市化，原有自然村改为社区)每户村民的有线电视收费单，上面有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
打听“潘海金”的行为，像撞到一堵海绵墙上，在曾被誉为“南国第一村的”深圳沙井万丰村。
本报记者走进这个村庄的那天，是西方的情人节，村里没有一间卖玫瑰花的档口，生活似乎与往常别无二致，只是春雨不期然地飘落，淅沥不停。
万丰村再起纠纷
万丰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曾因创造了深圳农村的财富奇迹并实行共有制模式，远与大邱庄齐名。不过近年来，它及其带头人潘强恩鲜有被媒体提及。
然而，日前有关万丰村兴衰的一篇报道被几大网站相继转载后，“万丰村”和“潘强恩”突然又被激活在公众视野中。
据报道，万丰村对外有据可查的欠债约10亿，村民人均负债55万，并且从2001年至2005年一直没有分红；支书潘强恩在村里一直实施家庭式管理，侵害潘海金等股东的权益。
万丰集团股份公司下午3点上班，常务副秘书长朱常来提早了一个半小时到达办公室。他已看过相关报道，并从网上下载、打印下来。他认为报道歪曲事实，万丰村资产20亿，净资产10多亿，并未到破产边缘；去年的换届选举时，潘强恩小儿子潘泽勇是由80多名党员先选举出7个支委作为候选对象，然后在其中以高票当选，整个程序完全合法，并在有厣霞都喽街陆小?/P>
朱常来马上从一堆文件里翻出一份佐证：“这是我们今年的分红。”
有现任支书潘泽勇签名的2005年群众分配表上列明：居委会每人5500元，一村每人5500元，二村每人4800元，三村每人6500元，四村每人5500元，五村每人4800元，党员利市3900元，预备党员减半。上面的字手书而成，党员利市金额圈涂后重写，未盖公章。
至于潘海金，朱常来说：“他曾因不满物业管理收费，打得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头破流血，被潘强恩书记处理过。”
潘强恩自比欧文
下午5点，62岁的潘强恩坐一辆成色不新的墨绿色奔驰280露面。他身穿黑色毛料中式对襟短衫，坐在后排左位，浓眉里杂着几丝白毫，略带倦态，声音显得比常人低缓。
“到办公室。”他一边指挥司机，一边在黑色公文背包里翻，最后掏出一张不太平展的自己的名片，“我并非不退位，总裁一职是由董事会任命，到2007年期满，届时我就彻底退休。”
车径直开到万景园。站在万景楼门下的保安急步跑过来，开左车门、敬礼，接过潘强恩手里的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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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是一个召开小型会议的地方，空间开阔。潘强恩经常邀请国内知名文化学者，在此搞一些小型学术研讨会，如2005年3月的“朱熹思想研讨会”。几字形会场和明式椅凳的设计摆布出自他的文化高参孙宝麟之手。
主位后面是满墙的四个书柜，里面是潘强恩创作、主编的书籍，包括多部长篇小说、两册《中国农村学》、四卷本理论文集《社会主义共有制理论》以及六卷本《中国现代史演义》。置顶的是长达9米、由其自作自书的《和满江红》字幅。
推开这里的轩窗，万丰村的大部分可纳入眼底。
潘强恩先落坐在长椅中位，随后才挪往右侧，右手习惯性地靠在椅背上，目光精锐。
“欧文搞的是空想，我不是空想。他失败了，我没有失败。”
1978年的万丰村很是贫穷，人人都想偷渡去香港，而现在每户村民资产不低于百万元，潘强恩觉得自己对得起所有人。1992年以来的投资，包括早先争议最大的海南土地投资现在都实现增值，证明他的“土地为王”的思路没有错。
“我知道是谁在背后搞事。万丰之争是成果之争，是财产支配权之争。”再度置身风波之中，潘强恩十分淡定。
类似的事1996年就发生过一次。
首次没分到红利的60个股东在换届选举前向政府部门上诉。时任沙井镇党委书记的麦炳佳主持召集潘强恩、万丰股份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开会，审计认定万丰股份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起草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如果目前的管理再不改变，我敢说，3年以后万丰肯定破产！不然，我就不姓潘！”在会上，权益受影响较大的潘锡林情绪激动。
会后，潘强恩马上撤消了潘锡林的董事资格。潘锡林只保有股东代表身份，这也是他投资额度决定的身份。不久，换届选举如期进行，潘强恩继任支部书记。
否认家族式管理
十年过去了，上级政府认定万丰并没有破产，潘强恩更认为没必要作任何回应：“村民素质不高，说了也白说，很多事情只能做了再说。”
做了再说的事包含他一直致力打造的万丰文化建设：中国第一个村办博物馆——万丰文展馆、第一个村办专业粤剧团、第一份村办刊物——《万丰文讯》、《万丰村史》、《万丰文化志》、万景园等。
粤剧团成立后的第一要事是将《新桃源梦》改编成粤剧《大潮》，从万丰村的舞台搬到北京建国五十周年的舞台上。万丰村负责其全部支出，演出收益归该剧团。专业演员一度达五十多人，不乏业内著名演员，现在大部分星散。
原来的月刊《万丰文讯》今年改为季刊。
股东代表潘榜星质疑：“这些每年花费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东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好处？以前强制订的报纸最低还可以垫餐桌。而这完全是给他个人树碑立传。”
“文化是明天经济。比如文展馆，一直都有很多领导、名人来参观，现在是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对吸引、稳定外商投资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潘强恩认为这都归属于企业品牌的建设。
潘强恩苦恼村民只关注眼前利益、现实利益、物质利益，不理解他对于万丰明天的谋划。
对于家族式管理的说法，潘强恩反应很大，眉毛直皱：“我弟潘强寿和大儿子潘泽雄，都是自己创业出来的。而且，公司的财务总监、会计、出纳都不是我的人。”
说到潘海金，潘强恩的声调突然提高：“我最讨厌有几个臭钱就不把别人当人看的人！他拿摩托车锁砸人的头，几乎把人打死。是我叫派出所关他七天。这样的人如果当初不管，就会成为村霸。”
“绝对分红了，我马上让公司会计将相关凭证拿过来。”潘泽勇赶过来证明。通过电话之后，潘泽勇说会计在陪老婆吃饭，只能明天拿来，因为那天是情人节。
钱呢，钱哪去了
晚上九点半。潘榜星开朋友的车出来，怕有人认出他的车，还在万丰村兜了一个大圈，才去到与股东代表约定的一间咖啡厅。人数比预期的少，有些人“不舒服”、“睡了”或是手机关机。
68岁的潘锡林一脸愤怒，虽然有丰厚家底，可自己那几十份五年未登载一次分红记录的投资凭证似一块大石沉压胸口。
“我们要的是投资建厂房的红利！”说着说着，潘锡林激动起来，语气像跟人吵架。
依照与股份公司三七分成的约定，潘锡林名下每年应得60余万的分红，里面含有他在香港的两个子女的钱。据1月19日沙井街道审计办公室和集体经济管理服务办公室共同出具的明细表，2001年至2004年潘锡林投资万丰集团股份公司厂房、宿舍未分配金额为8330.142万。
53岁的潘海金很快来到，叼着一根牙签：“打人的不是我。”
“早期他确实有能力，个个都说他好。但是1992年起，他开始霸道。我这个人好管闲事，看不惯他的为人，有时会当面讲他几句，后来又代表股东找他追讨钱。最近的是2005年11月17日，到股份公司追讨分红。然后，12月1日到沙井街道办事处上诉过一次。”潘海金简快地说。
长期在董事会任职的潘锡林认为潘强恩从1991年开始，决策不与董事会、股东代表商量，每项大投资都未经董事会讨论，金额成了不为人知的秘密，“20来年，董事和股东代表都没见过任何财务报表。”
去年经历选举风波，按民意选出的居委会领导不肯出面替股东维权，股东只好自己设法争取自己的权益。2006年1月16日上午，100名股东代表去沙井街道办事处上诉。考虑到自身文化素质的问题，股东们聘请杜春联来帮助维权。杜春联挂靠在一间律师事务所，懂得组织、策划，利用各种手段解决问题。他们专门转让了一份2001年分红记录栏里一直空白的2.3万的投资凭证给他，这样他就能够以股东身份去四处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
只有书属于自己
15日，潘强恩换乘资产管理处副主任潘启太开的银灰色国产五十菱吉普。潘启太带来了一份盖有万丰股份公司章的各年分配以前的年度利润表，上面分为股东、财政所、一村至五村三栏，只显示2001年至2004年的年分配额，并无股东签收凭据。
“万丰村纵有四条马路，横有三条马路，沙井镇10公里长街中的5公里中心段都在万丰村范围内。还是沙井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文化中心。2000人口的村解决了10万人的就业。我们95%的物业都租赁出去了，每年带来2亿多的收入。哪里衰落了？！”潘强恩不时指着车外，就像盘点自家物件。
他没有和深圳的另一模范村南岭村作比较。1992年万丰村民平均收入8000元，南岭村1.3万元；1999年，万丰村3.1万元，南岭村9万元；2005年万丰村3.3万元，南岭村14万元。
看过某份报纸题为《深圳六成企业在五年内死亡》的报道后，潘强恩感慨道：“企业在发展中死亡，中国企业不宜做大。万丰已经十几年不搞村民入股，现在让搞也不搞了。”
潘泽勇的办公室，也是潘强恩过去的办公室，陈设简单而杂乱，唯一抢眼的是墙上的一幅巨大的“万丰新城规划图”。依照2005年10月28日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万丰公司和万丰村民将成为这一耗资达2亿的改造工程的直接经济受益人。
潘强恩视之为一线曙光。他为此立下了稳守三年的经营政策，全力为改造积蓄发展资金，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减债还债、增收节支”的十六字方针传给潘泽勇。
过去在公司潘泽勇称呼潘强恩为“潘书记”，现在改称“老书记”，其他人也随了这一改称。
潘强恩的家在万丰村老街内。如果没有保安站站岗，外表上与其他民居相较并不突出。院墙内有两幢住宅，旧的一幢潘强恩和潘泽勇住，另一幢欧式的住着潘泽雄全家。
一进家门，7岁的孙女和一条黑犬马上迎了上来。
“乖。”看到孙女，潘强恩脸上立刻现了笑容。他揉了揉孙女的头顶，让她将狗牵到一边。
屋内的装修已经有些年月，陈设都不太合潮流。潘强恩的书房成了杂物间，传说中的五千册藏书现在被打包，凌乱地沿四壁码放。
“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是真的，孩子长大会离开，只有书属于自己。”触到书，潘强恩的目光散缓下来，瞬间成了街巷里的老人，日子的好歹仿佛再与他关系不大，只要活着，还有可供回忆的东西。
6点刚过，天已向晚，潘强恩的孙女拧亮台灯，继续做作业。
潘强恩还不能歇着。第二天，他要飞赴北京，参加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体制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还得准备自己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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