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青铜国宝罹难秘闻

宝鸡周原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认为是四大国宝级青铜器。记者近日到宝鸡市采访，独家获悉了抗战时期日军垂涎劫掠这西周“四大重器”的前前后后。
　　一代女杰为保大盂鼎
　　大克鼎与日军周旋
　　大盂鼎形体博大，造型端庄，纹饰瑰丽，铭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中稀世罕见的珍宝，通高１０２．１厘米，重１５３公斤，腹内底铸铭文１９行，２９３字。
　　相传盂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出土后被岐山县宋金鉴收藏，后来又被岐山县令周赓盛夺去。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宋金鉴上京赴试，得中翰林，他在北京用三千两白银，又把大盂鼎赎买到手，送归故里岐山家中。后因家道衰落，后人宋元寿将盂鼎运到西安，以七千两银转买陕甘总督左宗棠军幕袁保恒，袁又将该鼎献给左宗棠。数年以后，左在湖北受总兵樊燮的蜚语，清朝廷要召他进京，对质问罪，在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的疏救下才得幸免。左宗棠非常感激，遂以大盂鼎相赠，从此以后，大盂鼎一直为潘祖荫所有。
　　在传世的西周青铜重器中，如果大盂鼎号称第一，那么当之无愧的第二，则非大克鼎莫属。大克鼎高９３．１厘米，重２０１．５公斤。最令人称奇的是，这青铜重器的伯仲竟是同门，它们都曾经是清晚期的金石收藏大家潘祖荫的旧藏。
　　大克鼎，比大盂鼎晚出土７０年，清光绪十六年公元１８９０年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一个窖藏中出土。
　　大克鼎重光后，首先为津门人士柯劭收藏，而柯氏是为潘祖荫的门长。未见，潘氏得知柯有大克鼎入藏，欣羡不已，亲往求让，稍加协商，大克鼎即易主归了潘祖荫所有。两大礼器至尊齐聚潘府，可谓壮观，潘氏的金石声名也由此益盛。盛名之下，不免引来诸多文人雅士及显贵上门，以求一睹二鼎的尊容，但潘氏奉二鼎若拱璧，不予示人，为此潘家还真得罪了不少人。
　　孰料，潘祖荫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即撒手人寰。潘本人无后，而潘家也再无当朝为官之人。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虽不为官，但也深知官场险恶，怕哥哥的去世使潘家失去庇护，迟早会遭人暗算，于是经过族内商议，决定举家回迁故乡苏州。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及大量钟鼎珍玩就此随潘家离开京城，落户到了苏州。
　　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即将沦陷。此时，潘氏家族已由潘祖荫孙媳潘达于主持家务，她生怕盂鼎遇到了不测，为了确保大鼎安全，她和家人商量，在积尘很厚久无人居的后屋内掘起大青砖，苦干两天两夜挖了一个长方形大坑，把大盂鼎及大克鼎重新深埋地下，加上伪装。果然不出所料，日寇侵占苏州的第二天，就派出日军冲进潘家搜查宝鼎。以后每天都到潘家搜索，有一天竟达七次之多。强盗挖地三尺，却连宝鼎的影子也未找到，只好败幸而去。后来还到处找已赴上海避乱的潘达于也未找到，遂作罢论。由于潘达于的机智果断和知情者严守秘密，使鼎安然保存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老太太看到党和人民政府对文物非常重视，加上自己又感到保存宝鼎的责任重大，１９５１年主动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写信，表示要将家藏六十年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政府，希望接受她的爱国热情。文化部接受了她的捐献，并为她颁发了奖金和奖状。上海文管会在潘达于女儿陪同下，赴苏州现场，揭去伪装，掀起大青砖，宝鼎安全无恙的呈现在人们眼前。闻名半个世纪的宝鼎，二次出土，首次和广大人民见面。从１９５２年上海博物馆开馆至今大克鼎已在此公展了半个多世纪。而大盂鼎却于１９５９年为支援北京历史博物馆开馆，调拨到了北京。
　　名教授叶公超
　　为保毛公鼎被日军拘捕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所铸的一代重器，高５３．８厘米，重３４．７公斤，内壁有铭文４９７字，这篇皇皇巨制，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１８５０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３０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惟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２０年。到上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此鼎遂落他处。
　　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０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５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一气之下，他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避之香港。
　　香港沦陷后，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得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为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给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当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抗战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台湾首任巡抚后人为保
　　虢季子白盘历尽磨难
　　虢季子白盘高３９．５厘米，盘口直径１３７．２厘米，重２３０公斤，盘内底部刻有１１１字的长篇铭文。该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后辗转流至江苏常州。太平天国时，虢季子白盘流落到护王陈坤书位于常州的护王府中。１８６４年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攻下常州进驻护王府，发现其战马食草时，笼头上的铁环与马槽相撞，发出悦耳的声音，有如鸣玉扣钟。于是，刘铭传命人将其洗刷干净，发现此盘并见其底部有铭文，知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物。其后，刘氏返居故乡合肥，建“盘亭”而藏之，从不轻易示人。民国以后，争夺此盘的风波迭起，抗战爆发后，合肥沦陷，日寇横行淫掠，刘氏后人为保此盘历尽磨难，最后掘地一丈，将虢盘深埋地下，上植一棵小槐树，辅以杂草作为伪装，然后举家迁往他乡。１９５０年，刘铭传四世孙刘肃曾将此盘重新掘出，献给国家。郭沫若特为此事拍发贺电：“国宝归国，诚堪荣幸。”此后，虢季子白盘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归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