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啸龙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论潘啸龙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以《屈原与楚文化》、《屈原与楚辞研究》为例
　　周建忠
　　[内容提要]在当代学术研究史上，潘氏的楚辞研究是引人注目的。潘氏研究的魅力主要来自于：选择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的热点、难点进行攻关，前沿性强；全力以赴，力求在疑难问题上有所进展，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驾驭能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锲而不舍，数年乃至十多年如一日，对一些难点问题长期思考，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个个专题研究的论文系列。其方法论的层次提升为：证谬法；综合法；同步法，即本体研究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
　　 [关键词]潘啸龙 楚辞研究 成就 特色
　　
　　潘啸龙（1945—），上海龙华人，1964年毕业于上海中学，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70年分配至安徽，先后在凤台县架河中学、县教育局工作。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先秦两汉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曾任新闻专业主任、《学语文》杂志社主编、文学院副院长，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政协委员。潘氏之从事楚辞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学术师承。导师卫仲璠教授，对楚辞和古文字学素有研究，著有《离骚集释》、《段注说文斠误》，在耳濡目染之中，潘氏对楚辞、屈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楚辞研究论文，第一篇论文《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发表于1980年9月（1），从而奠定了潘氏的楚辞研究之路与治学治骚之门径。第二，是怀疑探索精神。“楚辞研究的历史，从汉代算起，已不下两千余年。使我惊奇的是，在它的几乎所有研探课题上，都留有聚讼未决的悬案。正是这些，激起了我的好奇之心。”（引自作者《屈原与楚文化·自跋》）他认为，对屈原与楚辞的研究，“同时是对一种超越世俗之上的伟大人生的探索，是对一种万古不坠、可‘与日月争光’的精神境界的仰瞻和体悟――它本身就能成为一种人生的激励和精神的寄托。”（引自作者《屈原与楚辞研究·后记》）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著有《屈原与楚文化》、《屈原与楚辞研究》、《楚汉文学综论》（2）、《楚辞》（3）、《邺下风流——英雄、文士、才子与文学革命》（4），参编《楚辞评论资料选》（5），参与明清部分的资料辑录，凡九万字。主编有《楚辞学文库·楚辞著作提要》。是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著名楚辞研究专家之一，有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屈原与楚文化》1991年6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前有卫仲璠所作的《序》，书后有作者《自跋》。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为《楚历、楚史和屈原生平探索》，依次为：一、楚国之用历和屈原降生年月考；二、怀王前期的朝政和屈原的两次放逐；三、关于屈原自沉汨罗的年代和原因。第二编为《屈原主要诗作研究》，依次为：一、《离骚》作于顷襄王八、九年考；二、《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三、《九歌》的性质、结构和祭神形式之谜；四、对于《天问》写作年代的推测；五、《天问》的诞生、抒愤特点和问难艺术；六、《九章·惜诵》——放流汉北的明志之作；七、《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八、《远游》应是汉人伪托屈原之作。第三编为《楚文化和屈原的思想、艺术》，依次为：一、屈原思想及其发展线索；二、楚文化和屈原。计17万5千字。
　　《屈原与楚辞研究》，1999年12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之一。首为元代张渥绘“屈原像”以及《九歌·东皇太一》图、清代门应兆绘《〈离骚〉诗意图》、元代赵孟頫绘“云中君图”、明代萧云从绘“山鬼图”、“《天问》‘羿射河伯，妻彼洛嫔’图”。末为作者《后记》。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屈原生平研究》，依次为：一、古代岁星纪年和屈原生年之推算；二、屈原在怀王之世的“放流”；三、顷襄王之世放逐屈原的地域；四、论《哀郢》所述“夏首”非后世之“汉口”；五、关于《哀郢》的历史地理问题；六、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七、楚郢未陷 何论“殉国” ——答廖化津先生的屈原“殉国”补正。第二编为《楚辞作品研究》，依次为：一、《离骚》疑义略说；二、《离骚》“彭咸”辨；三、、论《离骚》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四、《离骚》“求女”喻意再辨；五、《九歌》二《湘》“恋爱”说评议；六、《九歌·山鬼》研究辨疑；七、《招魂》的作者、主旨及民俗研究；八、《招魂》艺术简析。第三编为《屈原、楚辞的综合研究》，依次为：一、楚辞的特征和屈原精神；二、狂放和奇艳――屈辞审美特色研究；三、改塑和发现――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四、从“楚文化”的性质看屈原的思想倾向。第四编为《屈原与楚辞研究评述》，依次为：一、独创不离典据 求新更在求真――汤炳正《屈赋新探》述评；二、富于开拓气象的探索――评周建忠的两本楚辞研究专著；三、训释精当 新见迭出――评黄灵庚的《离骚校诂》；四、敢破敢立 言奇常论――评曹大中的《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五、承继中有独到的阐发――评雷庆翼的《楚辞正解》；六、继承与创新浑然一体――评李诚的《楚辞文心管窥》；七、评屈原研究中的几种“新”说。另有附录，内容为：徙倚汨罗的千古忠魂——屈原传略。计28万字。
　　大抵说来，潘氏二著，均以专题论文为基础，《屈原与楚文化》是“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以及毕业以后，陆续撰写的系列论文的改写和综合”（见作者《自跋》），历时十年；而《屈原与楚辞研究》则是“1990年以来的十年间发表的文字”（见作者《后记》）。而这些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时，已产生过较大的学术影响；在收入著作时，又经过了作者的进一步思考并作了相应的改写、调整、综合，可以说，已是比较成熟、定型的学术成果。鉴于这一著作特点，本文的评议主要以学术论文为描述线索，贯通二著，以追索、概括潘氏楚辞研究的系统意识与发展轨迹。
　　在当代学术研究史上，潘氏的楚辞研究是引人注目、超越前贤的，主要标志有：第一、发表论文的水准高，其中《中国社会科学》4篇，《文学评论》3篇，《文学遗产》1篇，《文艺研究》1篇；第二，文摘率、复印率、引用率高，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题全文复印的论文就达11篇之多；第三，他提出或论述的问题，有不少学者主动参与讨论，或与之商榷，或引以为同调。但需要说明的是，潘氏楚辞研究的广泛影响，并不来自于标新立异、危言耸听，他选择的研究课题，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研究的范畴，或谓之“本体研究”、“文本研究”，而非时下“走红”的背景研究、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从屈原生平的考订，到屈原作品的诠释，基本上是二千年楚辞研究史上常见的题目，潘氏研究的魅力主要来自于：其一，选择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的热点、难点进行攻关，有勇气，有胆识，学术起点高，前沿性强；其二，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力求在疑难问题上有所圆通、有所进展，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驾驭能力与敏锐的学术眼光；其三，锲而不舍，数年乃至十多年如一日，对一些难点问题长期思考，反复论证，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个个难点研究（或专题研究）的论文系列。
　　
　　
　　
　　当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透视潘氏楚辞研究的专题论文系列的时候，既能感到他的辛劳、睿智、汗水、甘苦，亦能揭示出他的学术进展与收获。
一、 　　屈原生平研究
　　汉人记载屈原生平，可以说是既明确又朦胧，明确的是点出了主要关节：从政、放逐、沉江；朦胧的是，正是在这些主要关节上，既不到位，又有歧说，弄得后世学者莫衷一是，难以把握。潘氏研究、考订屈原生平，主要抓住三个环节：生年、放逐、沉江。
（一） 　　生年研究系列
　　潘氏关于屈原生年研究的论文共三篇，即《摄提·孟陬和屈原生年日之再探讨》、《从<秦楚月名对照表>看屈原的生辰用历》、《论“岁星纪年”及屈原生年之研究》，时间跨度从1985年至1996年，凡12年。
　　潘氏在这方面的成绩为：
1、 　　总结了清代以来岁星纪年和屈原生年推算研究的百年历史，认为取得的成果有五点：
　　 （1）战国中期已开始行用“十二岁名”的岁星纪年；
　　 （2）从秦、汉间曾经行用的实例看，郭沫若、浦江清所主岁星超辰、太岁与之相应超辰，是有根据的；
　　（3）历史纪年表的干支纪年，已脱离岁星纪年系统，确是东汉以后才采用的纪年方法；
　　（4）战国时代确已存在浦江清所说的岁星纪年“甲”、“乙”二式，但在行用上，“乙式”（以岁星居星纪宫、十一月与日晨出东方为“摄提格之岁”）比“甲式”更早；
　　（5）岁星纪年方式与战国时代行用的历法有关。
2、 　　提出了“楚在战国时周正、夏正并用”的观点。
　　 在一般学者提出“楚用夏正”之后，陈久金提出“楚用周正”；何幼琦提出“楚在春秋时用周正，战国时用夏正”，潘氏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楚在战国时周正、夏正并用”，认为“《离骚》自述生辰用的是周正，在《抽思》、《怀沙》中用夏正。”
3、 　　反复考定屈原生年
　　潘氏于1985年以“周正、夏正并用说”考定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周正正月初七（即前341年夏正十一月初七）。经过十多年的思考、研究，潘氏认为要解决屈原生年的推断问题必须有三个条件：须准确考定战国岁星纪年元始摄提格岁之标准年；须确定运用“周正”；须考虑战国“周正”的置闰特点。根据这三个条件，潘氏纠正了自己以前的推算结果，将屈原的生辰定为公元前341周正正月初二，亦即夏正前342年十二月初二。
　　值得注意的是，潘氏的研究结论亦与一百多年来的探索相近，如夏正前343年（邹汉勋）、夏正前342年（汤炳正）、周正前341年（陈久金）、夏正前340年（郭沫若），夏正前339年（浦江清）。当然要落实到年、月、日，则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差别还是很大的。
（二） 　　放逐研究系列
　　关于屈原的放逐年代、原因、次数、地点等问题，潘氏共有六篇论文：《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涉江>新解》、《<屈原列传>的叙事和诗人的“放流”》、《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关于<哀郢>的历史地理问题》，时间跨度从1980年至1996年，凡17年。
　　潘氏这方面的见解为：
1、 　　屈原在怀王三十年前只是被疏而并未放逐；
2、 　　屈原的初放当在怀王三十年，原因是谏“武关之会”，地点在汉北；
3、 　　屈原再迁于顷襄王四年仲春，地点是“沅湘之间”、汨罗一带；
　　4、《哀郢》提到的“夏浦”不是汉口，而是湘水与大江交会处的“二夏浦”，《涉江》中的“鄂渚”非指今武昌，而是“洞庭湖一带”的某一小渚；
　　5、《哀郢》“夏首”，乃夏水从长江流出之口，而非东北入沔（汉）之口。“西浮”乃心理上想再顾望一下“龙门”，故“过夏首”暂不东下，而先“西浮”；
　　6、“陵阳”非在安徽，因为那里属“东楚”，非屈原放逐的“南楚”范围。陵阳非地名，而为“凌阳”，乃大波沸扬；
　　7、关于“上洞庭而下江”。由于洞庭湖在战国时代并没有直接与长江相连的“湖口”或“通道”，据《水经注》，澧水、沅水、资水、湘水当时均“合”洞庭湖，并通过继续北流的湘水与大江交会，其名曰：“江水会”。也就是说，洞庭与长江相通，是经由湘水实现的。所以屈原“上洞庭而下江”实指诗人之船由“江水会”南溯湘水转向洞庭，而船尾则对着大江。由于“江水会”东北即有“二夏浦”，故下文的“背夏浦而西思”句，也有了着落。
　　下面，我们对潘氏的这些观点作一些比较、评价。关于屈原的放逐问题，孙作云先生持“两次放逐说”，在《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6）、《屈原的放逐问题》（7）二文中，孙氏提出：“屈原在楚怀王时代之被放，我以为是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楚秦黄棘之会之时”，屈原反对此次盟会，故招致了放逐。潘氏在《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8）中，对孙氏此说作了批驳，提出“怀王三十年谏武关之会说”。令人惊讶的是，孙先生晚年已更前说，在《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编年——<天问研究>之一》（9）中，亦提出“怀王三十年谏武关之会说”，而潘氏当时并未看到此文，真可谓不谋而合，所见相同。当然孙、潘二氏所论，亦不过是屈原放逐问题的一种见解而已，潘氏比孙氏论述更为全面、深入些。
　　关于屈原迁于陵阳说，为清人蒋骥首倡，亦为当代名家游国恩先生所承，潘氏通过对“夏首”、“夏浦”、“鄂渚”、沅湘、洞庭、长江等地理学考察，力驳蒋骥之说。其中关于湘水、洞庭、长江的地理原貌，考述尤详，颇有说服力。当然，潘氏之说，亦受到前辈学者的启迪，如屈原迁于“沅湘之间”说，郑振铎先生曾经提出，潘氏从楚辞地理上提供了证据，故能对抗蒋骥之说；又如，“鄂渚”不在武昌，聂石樵《楚辞新注》已作推测，潘氏则提供了《湘中怨解》的证据。总之，关于屈原放逐路线、地域一节，潘氏用力甚勤，新见叠出，证据充分，辩驳有力，值得重视。
（三） 　　沉江研究系列。
　　关于屈原沉江的原因，潘氏共有论文六篇：《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屈原评介的历史审视》、《楚郢未陷，何论殉国》，时间跨度为1981年至1994年，凡14年。
　　潘氏的主要论点为：
　　1、《哀郢》所抒写的，不是“郢都沦陷”、诗人东迁逃亡的哀思，而是无罪弃逐、九年不复的哀思；
　　2、《哀郢》作于顷襄王再迁诗人于江南的九年之后，时当顷襄王十三、四年；
　　3、《哀郢》与“白起破郢”事件并无关系，汪瑗、王夫之、郭沫若诸家，用“白起破郢”附会《哀郢》内容，都是不妥的；
　　4、《哀郢》不能作为屈原“殉国难”的证据，屈原沉江亦非“殉国难”；
　　5、从汉初到东汉，凡是提及屈原事迹的大学问家，无不确认屈原之死是由于“被谗放逐”，对楚王朝的黑暗朝政失去希望所致；
　　 6、屈原沉江真相的澄清，丝毫无损于这位伟大爱国者的光辉：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双重精神，即“抗争精神”与“忠贞精神”；
　　7、在汉代至明清期间，屈原精神被单向选择、改塑为“忠贞”、“忠君”的楷模；
　　 8、抗日战争中，屈原的忠贞精神在“爱国”一端闪射出了熠耀光芒，并直接影响到当代屈原精神的评价。
　　 这儿需要说明的是，潘氏的某些论点，并非为其独创，往往有一些知音、同道，如指出最早将《哀郢》与白起破郢联系起来的，不是王夫之，而是明代的汪瑗。此说前有张叶芦（10），后有金开诚（11）；至于《哀郢》与白起破郢事件无关的看法，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林庚《说“破郢”》（12）、谭介甫《屈原<哀郢>的研究》（13），张汝舟《谈屈原的生卒》（14），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至八十年代前后，又有聂石樵、胡念贻、张叶芦、章培恒、熊任望、钱贵成在其论著论文中反复申述，补充证据（15）。而另一方面，对于潘氏的研探，亦有学者与之商榷，维护潘氏批驳的郭沫若、游国恩说，如曹大中《论<哀郢>》（16），廖化津《屈原自沉考——兼评吴郁芳、章培恒、潘啸龙等先生屈原自沉与殉国难无关说》（17）。为此，潘氏为驳曹氏，有《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兼答曹大中同志》（18）；为驳廖氏，又有《楚郢未陷，何论殉国——答廖化津屈原殉国说补正》（19）。可以这样说，潘氏正是在与古今学者的论辩中，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的观点的，此其一；其二，潘文研究形成系列，数量多，影响大（如《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刊文摘》摘录介绍以及复印、引用、评述等），且能自圆其说，有理有据，颇有说服力；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潘氏的研究角度、层次高于时人一筹，如讨论屈原沉江问题，依据与屈原相距较近的汉人记述资料说明问题，则跳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式的絮絮论争之局限，更加客观、可靠，有历史纵深感；至于对“屈原爱国主义”这一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更是高屋建瓴，牢笼古今，显示出一种追根究底、清算历史的气概（20），与那种固守《哀郢》为哀悼郢亡、自沉即殉国的动政治感情的研究，则表现出一种从容大度、冷静理智的大家风范。
　　 二、屈原思想研究
　　在这个专题上，潘氏有论文三篇，即《论屈原思想及其发展》，《楚文化与屈原》、《关于屈原对楚文化的态度》，时间跨度为1982年至1996年，凡14年。
　　潘氏认为，屈原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屈原思想亦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更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屈原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斗争的实践不断变化、发展的”，主要表现为：从对于实现美政理想的满怀希望，到彻底破灭；从对于“天命”的某种信奉，到怀疑、否定；从“忠君”爱国，到与壅君决裂；从“济世”到“独善”，直至“忿怼”沉江。潘氏这一论述，超越了一般学者对屈原思想进行“先秦诸子”归属研究的局限，突破了对屈原思想作平面、静止分类的研究模式，而是从个性、从立体、从动态角度探寻其思想基调与演变轨迹，比较令人信服。
　　潘氏还注意从心理与文化潮流层次探寻屈原思想、创作的矛盾与特征。他认为，楚民族来自于西南方，而其繁衍、发展则始终在南方；由于北方夏人、殷人、周人对楚民族、楚文化的冲击影响，使楚文化体现为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相对原始性与物质文明的先进性、富于创造开拓精神之间的“奇异矛盾”；这一文化特点则影响、制约了屈原诗作的主要特点与矛盾：
1、 　　屈赋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不仅仅是个体意识；
2、 　　显示了高度的理性精神和狂涛般的情感的奇妙融合；
3、 　　在结构上一般采用大起大落的“跌转”方式，而在形象构思中又引进了较为原始的“保守”形态；
4、 　　较多使用令人难懂的楚地方言，而不以通行的“尔雅”之言贯穿全诗。
　　这些观点虽有一些学者论及，如楚文化西来说，姜亮夫力证之；屈赋采用比较原始的“保守”的艺术形态，郭沫若尝有论说。潘氏则在诸种成说的基础上，冷静选择，有所发挥；进而借鉴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病态生理学以及创作中的迷狂、无意识理论，在发挥中综合、创新，提出自己的新见。而这些见解，既切合屈原思想、创作的实际，又有历史学、考古学的坚实基础。
　　潘氏还强调指出，切不可将楚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对落后性”强调过份，“仿佛楚人直至战国时代，还是原始聚居的氏族社会；仿佛楚人根本没有建立宗法制度和国家政权；仿佛楚人统治阶层全都不懂得革新图治，而只是愚昧地仰仗着巫术宗教来维系一切。”潘氏认为，楚文化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与“中原文化”一样，经历着剧烈的变动，迎来了“先秦理性觉醒”的光辉日出。因此，“楚文化既先进、又相对落后的状况表明，它与北方的齐文化、西方的秦文化，只有发展程度上的相对差异，而不是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绝对差异。”而屈原，无论思想倾向，还是实际政治主张，“他都与同时代的先驱者一样站在潮流的前列，在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
二、 　　屈原作品研究
　　这是潘啸龙用力最勤、思考最多的一个方面，关于屈原作品的重要关节、热点、难点，他都作过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离骚》研究系列
　　潘氏共有系列论文八篇，即《<离骚>作于顷襄王八、九年考》、《<离骚>求女辨》、《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离骚>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关于<离骚>的“求女”喻意问题》、《论<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及其精神特色》、《<离骚>疑义略说》、《<离骚>“彭咸”辨》，时间跨度为1982年至1996年，凡14年。
　　潘氏对《离骚》的研探，有宏观方面的总体思考，也有字词句的微观训释，但都能持之有据，形成一家之言。如“求女”问题，历来歧义纷纭，从喻意上来说，或谓“求贤”，或谓“求君”，或谓求“贤妃”；从结构上来说，游国恩有“楚辞女性中心说”，认为求女即为求通君侧之人；钱钟书以为主人公前为女，后为男，前后“自违失照”（《管锥编》第二册）。潘氏对此问题，一直关注，反复探求：
　　1982年，取朱熹、蒋骥“求君”之说加以发展，认为“求女”即求“两美之合”，求遇于君王；“三求女”是用恍惚迷离之辞，表现屈子为实现“美政”理想，一次次求遇其君、而一次次失败的过程。
　　1985年，金开诚发表《<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21），提出两个“主题旋律”说，一是通过君主由上而下实行变革，二是集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共张声势。其中“叩阍”一节即求君，而“求女”一节即求贤。
　　1987年针对金文两个主题双重变奏的观点，先后有戴志钧、潘啸龙撰文商榷（22），潘氏针对《离骚》“自我”形象外在形貌在全诗的不统一现象，提出《离骚》前半篇的“男女君臣之喻”，暗示了诗人在怀王时期的经历；后半篇的“求女”不遇，则暗示了诗人已认清当时楚国已无明君，顷襄王不过是信美无礼的“ 妃”者流。大概金开诚先生承继了游国恩说，所以夏太生干脆撰文批驳游氏的“楚辞女性中心说”，强调“求女”是求君，而且是“包括楚君在内的各诸侯国的国君”（23）。
　　由于潘文刊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刊物《文学遗产》上，其学术影响颇大，于是又引发了这方面讨论的展开：
　　 第一，仍维护“求女”为求贤臣说，如熊永谦《试论<离骚>的中心主题与象征意义》（24），强调“上叩天阍”为求天神玉帝，改求下女等，为了得到理想的“行媒”。
　　 第二，不存在主人公性别角色的转换问题，如易重廉《关于<离骚>整体结构的思考》认为，《离骚》全篇喻君为美女，抒情主人公为男性（25）；而卞文《<离骚>抒情主人公性别辨》则认为诗中的女性抒情主人公形象始终如一，性别前后一致（26）。
　　 第三，求女没有政治寄托。如顾农《<离骚》新论》认为，屈原求女，仅在寻求爱情，以美好的爱情来填补政治上失落以后留下的心灵空白，并不是以男女关系比拟君臣或其他什么政治上的人际关系（27）。
　　第四，求女为艺术虚构说。如赵沛霖《〈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提出，古今以求女寓意求理想、求明君、求贤臣的各家之说或多或少地各有其一定的根据，但从根本上说，皆涉穿凿附会而不得其神理。他认为，南方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和以巫史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屈原采取了非同寻常而又最有激发力量的表达手段，即通过求女与之婚媾所具有的传统观念意义来寄托其追求国势强盛、民族兴隆的内心情怀和愿望（28）。梅琼林《〈离骚〉求女之构思与‘巫歌’原型性恋的关系试探》提出，《离骚》求女，与原始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具有显明的假定的艺术性质；只有一种合乎抒情需要与诗歌结构延展的艺术虚构，不能看作事实（29）。
　　第五，求贤求君并举说。如王锡荣《〈离骚〉“求女”喻指发微》提出，《离骚》“求女”的象征意义前后有所不同，前四次“求女”喻求贤，但每次所求之贤又有区别；后一次“求女”喻求君。前后喻指的转变，则由于诗人所处地位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国内—－为国求贤，而后者立足于国外――为己求主。转变的契机在去国远逝（30）。
　　第六，寻求知音说。如赵逵夫《〈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提出，《离骚》不存在抒情主人公形貌不统一的问题，即《离骚》不存在一个以夫妇或男子比喻君臣关系的比喻系统，其抒情主人公始终是一个伟岸的男性长者的形象；至于《离骚》后半部所谓“求女”，并不是求合楚王或另求明君以至求使女婢妾，而是屈原寻求知音和理解的心情的写照（31）。
　　由于以上诸家之说往往与潘氏论辩商榷，如直接点名与之商榷、讨论的，就有赵逵夫、王锡荣、卞文、熊永谦各家，所以促使潘氏对比审缜自剖，提升研究层次，并在原有观点上有所生发与完善。于是在1993年撰《〈离骚〉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32），认为《离骚》的情感世界是怨愤、绝望和自信的交织，《离骚》的抒情结构和主人公形貌是“自我”的幻化与回返，《离骚》的象征意象的特点是“寓情草木”和“托意男女”。由于《离骚》作为抒情诗的“幻化”抒情方式的运用，《离骚》中主人公前半为女、后半为男不影响诗人情感的表现；因为《离骚》抒情主人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实中的自我，一个是幻化的自我。有时从现实的自我幻化出非现实的自我（如草木、男女），有时又从幻化的自我回归到现实的自我，这幻化与回归完全是诗人根据情意表现的需要驱遣意象的结果。
　　1995年，潘氏又训释《离骚》“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二句，认为用“既”、“又”连接，指的是同一件事之两个方面：“闺中邃远”上承叩帝关求玉女、折琼枝求“下女”的整个“求女”喻体，以明所求之“女”处所之深远难近；“哲王不寤”则是诗人于行文间突然抛弃喻体，直接揭示所求对象喻指（即君王）的状况（33）。
　　1996年，潘氏又撰文与王锡荣反商榷，从三个方面重申《离骚》“求女”即“求合于君”说，指出王氏“前四次求女喻求贤臣、远逝求女喻求明君”之说，不仅破坏了《离骚》上下文的“求女”喻指逻辑，更不符他所强调的屈原作《离骚》时对楚王“痴迷”、“眷恋”的“热烈心情”（34）。
　　当我们不殚辞费地对潘啸龙参与的关于“求女”寓意探索的学术讨论作了一番描述后，我们有必要对潘氏在这场讨论中的努力作出评价：
　　第一，潘氏之说作为“一家之言”切合时代、作家、作品实际，有根有据，可以成立；
　　第二，潘氏之说有五篇系列论文支撑，他在这个课题上花费心血尤多，而且在逐步完善自己的观点；
　　第三，潘氏之说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与浓厚的理论色彩；
　　第四，潘氏与赵逵夫、王锡荣、赵沛霖、金开诚、戴志钧等当代一流的楚辞学者，共同研探，互相商榷，反复争鸣，不仅有助于“求女”疑难问题的逐步解决，而且体现了一代学者严谨扎实、共同攻关的学术风尚与宽阔胸怀，肯定会成为楚辞研究学术史上的“佳话”。
　　而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高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先后刊发赵、潘二氏论点迥异、相互驳难又自图其说的长篇论文，也反映了学术界宽松、专注的时代特征；也可以说，潘氏那雄辨滔滔、反复研探的学术责任感与创作灵感，正是这一宽松、专注的时代学风的体现与回应。
　　沈玉成在回忆闻一多、游国恩、林庚三位先生的楚辞研究时曾提到，“三位先生都是研治《楚辞》的学者而有气质、观点、方法上的不同”，“三位先生基于尊重和友谊而未能展开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35），这对于楚辞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今这一遗憾已转换为一段佳话：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倡导下，潘、赵等著名专家之间不同观点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
　　（二）《九歌》研究系列
　　潘氏《〈九歌〉六论》（36），在六个长期以来纷争不已的疑难问题上，借助于前人的研究，大胆作了阐发，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1、《九歌》本是夏启在“天穆之野”祭祀祖宗、鬼神的乐歌，随着夏王朝的灭亡，只能在属于“天穆之野”的若水、沅湘一带流传，逐渐演变为民间的祀神娱神之歌；
　　2、沅湘《九歌》在流传过程中，既保留了夏启《九歌》的一部分内容（如《河伯》、《东皇太一》），又掺入了地方性的“俗人祭祀之礼”（如二湘、《国殇》），显现了“非典非俗”的面貌；
　　3、《九歌》之名“九”，乃因所祀者实乃九神（二湘为湘神，《礼魂》乃是乱辞）；
　　4、《九歌》是一组带有“巫风”特色的祭歌，其降神、娱神的方式可分为三种情况：
　　①巫觋装扮的神灵，直接降临祭祀场所，只是起舞而不歌唱（东皇太一、云神、国殇）。
　　②扮演神灵的巫觋与迎接神灵降临的“俗人”的对唱（东君、大司命、少司命）。
　　③所祀神灵在背景中若隐若现，并不降临现场，而迎接者由巫觋所扮演，通过唱、舞以表达其不能接遇神灵的怀思、哀怨之情（二湘、河伯、山鬼）。
　　5、《九歌》所给予后世的影响，恰恰不在于“戏剧”方面，而在于诗歌抒情的“代拟”方式上。
　　我们觉得，《六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夏代《九歌》、沅湘《九歌》、屈原《九歌》的演变、发展线索，作出了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第二，通过演变、发展过程，诠释了《九歌》祭主的地域性矛盾；第三，揭示出“非典非俗”的风格特征，亦表明若仅据“典”或“俗”一个方面去理解《九歌》，则显得片面、局促。至于潘氏对《九歌》篇目结构的理解，对《九歌》思想寄托、戏剧因素的分析，皆有所依傍，有所继承，只不过潘氏的解释，境界高远，更为融通一些。而他对降神、娱神方式的分类，亦可作为“一说”以便于读者进一步比较、思考、选择。
　　潘氏的《〈九歌·二湘〉“恋爱”说评议》，亦是一篇纵论古今、寻求确解的力作，其观点如下：
　　1、对“二湘”主旨和内容特点的解释，经历了宋代罗愿首倡的“二篇乃相赠答之辞”、朱熹的“不能无嫌于燕昵”、明代汪瑗的“交相致其爱慕之意”见解的发生发展，又经过现代楚辞学者苏雪林、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诸家的多方面探索和阐发，终于形成了以表现湘君、湘夫人间恋情瓜葛为基本内容的完备新说，即《二湘》“恋爱”说；
　　2、游国恩等现代楚辞学者的《二湘》“恋爱”说，决无湘君、湘夫人“神话传说”背景之依据，也不符合战国时代祭祀神灵的“民俗”；
　　3、从神话背景和祭祀之俗考察，《二湘》为屈原时代望祀湘水之神的乐歌。
　　潘文对宋、明以来近八百年来的《二湘》研究史的清算、梳理，显得从容、中肯；而直指舜妃悲剧传说为《二湘》神话传说背景，其证据似嫌不足，而且还需理清神话发展的渊源线索，一般认为，虞舜与二妃的悲剧传说是《二湘》创作的背景之一，亦非“原型”；至于“望祀”假说的提出，虽可解决目前诠释中的诸种矛盾，但作为一种结论，还需学术研究的长期检验。
　　（三）、《天问》研究系列
　　主要有论文三篇，即《对于〈天问〉创作年代的推测》、《〈天问〉的渊源与艺术》、《情感迷茫中的悲愤问难》。时间跨度为为1982年至1989年， 7年。其论点有：
　　1、《天问》作于顷襄王三年，飘泊汉北期间；
　　2、《天问》的形式是直接源于庙堂之中的卜筮贞问方式，但其性质又是非宗教的，具有既似“哲理”诗、又带有浓重的“抒愤”特色的两重性；
　　3、《天问》创造了问难式的抒情奇格、不断转换的问难式结构、缥缈恍惚的形象系列；
　　4、屈原创作《天问》曾一度处在情感迷狂之中，所以构成了《天问》发向抒愤的奇特方式以及抒情特征：即撇开内心转到外物，撇开现实人物而转到天地苍穹、远古历史的问难，体现出理性的感奋与觉醒。
　　这方面的努力是潘氏楚辞研究的主要创获之一，他对《天问》来自宗教而非宗教、理性与抒情之间矛盾统一的阐释，富有哲思意味，显得地道、老到；他对《天问》乃至其他屈作中人物等意象的舍近求远、厚古薄今的矛盾现象的理解，是对这一楚辞之谜的最早阐发，比较令人信服。
　　（四）、其他作品研究
　　1、关于《招魂》
　　潘氏有《读〈楚辞·招魂〉》、《〈招魂〉研究商榷》二文，为九十年代前期所作。潘氏认为：
　　（1）王逸关于宋玉作《招魂》以招其师之说，在明代以前未遭怀疑；
　　（2）从黄文焕、林云铭创立“屈原自招”说，到吴汝纶、张裕钊改变为“屈原招怀王”生、亡魂之说，导致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招魂》之争，已更多转向究竟是屈原“自招”，还是屈原招怀王生、亡魂方面；
　　（3）从招魂之俗与《招魂》内容分析，《招魂》当为宋玉招楚顷襄王生魂之作；
　　（4）《招魂》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化和民俗的认识意义上：既执着、眷恋于尘世生活，又希望“不死”以延续这生之欢乐，亦企求死后进入“天堂”，这便是《招魂》所显示的东方式人生态度。
　　潘氏对《招魂》研究史的描述，举重若轻，梳理明晰；在内容与创作背景的把握上，发挥钱钟书说，调整金荣权说，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实例去阐发圆通，视野宏阔；对思想价值的认识，则能切中时弊，高人一筹。
　　2、关于《远游》
　　潘氏有《〈远游〉应是汉人伪托屈原之作——〈远游真伪辨〉质疑》一文，文章针对姜昆武、徐汉澍《远游真伪辨——屈赋思想、语言与远游》而发（37）。自陆侃如提出，屈原作《远游》，首先怀疑者为胡适。故后来持屈作说者，始终抓住胡适不放。而潘氏则发现，最早怀疑者为清人胡濬源，而且在行文中引用了胡氏《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中的一段话，肯定、发挥了胡氏关于《远游》“明系汉人所作”的观点。
　　3、关于《九章·惜涌》
　　潘氏以为，该篇是屈原放流汉北、离郢前夕（怀王三十年）的明志之作。
　　四、屈骚艺术研究
　　在这方面，潘氏有论文三篇，其中《论屈辞的狂放和奇艳》一文颇得学界好评，说“屈辞之狂放大抵有三种境界：孤傲、愤激和迷幻”，亦引起较多共鸣与肯定。
　　
　　
　　
　　综上所述，潘氏的专题研究系列，或横向拓展，或纵向审视，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他的学术选题，往往是比较重要而又是纷争较多的课题，总是在与古今学者的论辩中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他有着古今楚辞学者少有的学术责任感，凡发现偏颇、片面之论，或自己不赞成的观点，即著文与之讨论商榷，在争鸣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观点，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个专题研究系列——实际上是潘氏潜心研探、不断论辩的学术风格的自然记录。而在研究方法上，似乎潘氏是古今中外，尽收眼底，能用则用，多多益善，雄辩、抽象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理论修养，有一种集其大成、笼罩往古的气概。但在具体方法上，则无法描述其重点与特色。笔者以为，潘氏的学术风格不仅形成了一个个专题研究系列的实绩，而且还在一个专题研究系列中留下了方法论不断提升的学术轨迹，共分为三个层次。
　　一、证谬法。他说：我开初所做的工作，便是带着现代研探者常有的系统意识，在比较“诸家说异同处”中，力图找出“悬案”中的矛盾和谬误之处，并借助于前人那开阔视野所激发的想象力，寻找解决矛盾的新路，提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引自《屈原与楚文化·自跋》）。——可以称之为单项课题本身的系统研究；
　　二、综合法。力图包笼前人的有关研探成果，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考察，推陈出新，并希望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中面对的热点问题有所回应。
　　三、同步法。这是笔者力倡的研究方法，即楚辞研究（本体研究）与楚辞研究之研究（史学研究）同步进行。我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曾说过，“当代学者要取得新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也不能脱离历代学者所提供的学术起点。只有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经验、方法乃至角度，才可能构成现代研究的思维结构与突破视角。”潘氏在第三个研究层次上，对学术史的重视，已由仅仅总结、概括前人研究成果，发展为对学术史的考察与审视。通过对某些作品研究评价的历史的考察，揭示这种评价中出现过的不断“改塑”和“价值偏移”的现象，探索古代作家、作品评价方式的得失，弘扬研究家应有的科学精神（参《楚汉文学综论·自序》）。进而以学术史的评判为起点，寻求本体研究的新突破。因而，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某一个课题的专题学术史，都是某一课题学术史的专题评论，当然也是某一课题研究的专题论文，本体研究与史学研究完全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推进和提升了整体研究水平，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读潘氏的专题系列论文，丝毫没有重复、罗嗦的感觉，反而有渐入佳境、不断升华的学术快感——这恐怕正是潘氏系列研究的魅力所在。
　　毫无疑义，对潘啸龙专题系列研究的如潮好评与不断争鸣，已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楚辞研究界的重要学术现象，也将成为当代楚辞学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附注]
　　 （1）刊《安徽文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2）黄山书社，1993年10月版。
　　（3）黄山书社，1997年4月版。
　　（4）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月版。
　　（5）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
　　（6）刊《光明日报》1953年3月第6版，收入《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7）刊《开封师院学报》1961年第1期。
　　（8）刊《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9）刊《学术研究辑刊》1979年第1期，收入孙氏《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10）张叶芦《屈原见到郢都沦陷辨惑》《浙江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11）金开诚、葛兆光《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
　　（12）见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第53—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据该文可知，林氏1954年1月提出此说。
　　（13）刊《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4）刊《光明日报》1951年10月13日。
　　（15）见拙文《屈原自沉与〈哀郢〉之关系》，《求索》，1993年第3期。
　　（16）刊《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17）刊《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18）刊《成都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19）刊《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20）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21）刊《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22）戴志钧《也谈〈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问题》，《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23）夏太生《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求是学刊》，1987年第3期。
　　（24）刊《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5）刊《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
　　（26）刊《南都学坛》，1991年第4期。
　　（27）刊《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5期。
　　（28）刊《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
　　（29）刊《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
　　（30）刊《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1）刊《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32）刊《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33）刊《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34）刊《云梦学刊》，1996年第1期。
　　（35）沈玉成《游国恩先生与楚辞研究》，《文史知识》，1991年第8期。
　　（36）刊《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37）刊《文学遗产》，1981年第3期。
　　
　　（作者授权　谢绝转载）

原作者：周建忠
来 源：刊《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