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仿佛是一柄穿越尘封岁月的利刃，在漫长的空间中，将一页页历史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次第撕开，让人翻阅、品味和怀想……

　　鼎，翻阅辞海，上面这样解释道，鼎：青铜器之王，为中华古代礼器之首，代表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着国家权力的象征。于是，历史上被誉为“海内三宝”的大克鼎（藏上海博物馆）、大盂鼎（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毛公鼎（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这三件分藏中华大地的西周青铜器的辉煌代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在中华文物的大家庭里，青铜器，成了研究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

　　然而，当人们在欣赏这三件被称为国之瑰宝的艺术惊世杰作时，惊叹之余，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五十年前，这三只鼎中的两只就静静地藏在古城姑苏一户人家的地底下，深深的掩埋一条幽静小巷的大院深处。而拥有这两件宝物的主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郝郝有名的大家族，苏州的潘氏家族。

　　作为苏州老乡，我一直关注着潘氏家族百年来的沧桑，以及他们为保护青铜器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金钱，以及由青铜器演绎的种种人生故事和历史篇章……

　　在纷纷扬扬历史的尘埃中，我努力地寻觅潘氏家族的历史足迹，以此来寻找青铜器上凝聚的斑斑驳驳的文化之魂和故乡情结。

潘氏旧宅跑马楼侧影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苏州的潘氏家族，在清代的科名场上是那样的辉宗耀祖彪炳千秋，细细清阅史书上的记载，在这百年经典中，潘家共有三十五人金榜题名，其中包括一名状元、二名探花，而在官场中从政的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有四人之多；在国内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量众多。因此，潘家在当时的苏州地区不但是显郝的名门望族，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

　　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认为，如果要研究清代士绅家庭的崛起、繁衍、兴旺、发展的过程，家族史中的伦理人文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历史影响等综合情况来看，潘氏家族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典型例子。

　　那么，就让我们来追溯一下潘家这百年来的历史风尘，让这一段风尘岁月告诉我们，中国收藏史上最为经典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

　　清乾隆二十七年，潘家的第二十九世裔，奕字辈中的潘奕隽在乡试中上榜，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一洗其祖父连续十三科不第的羞愧和悒怏。但他自己大概也不曾料到，他这成功的起点，开创日后潘氏家族在清代功名场上的百年辉煌，足以使他成为潘家惊世之作的典范。时隔七年，奕隽高中进士，成为潘家金榜题名的开山祖。

　　潘奕隽的大弟奕藻，乾隆四十七年进士，无子翮。小弟奕基，府员生，虽然其功名不及他的二位兄长，但其后代却是显赫一世，功名传代。潘奕基的二儿子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的状元，官运通达。潘世恩生有四子，除次子曾莹中举进士之外，余者都较平庸。

　　潘家曾字辈的下一代为祖字辈，潘曾绶的长子潘祖萌是这一代潘家人中彪柄千秋的人物，也是“海内三宝有其两”的始作甬者。

　　史书记载：潘祖萌字东镛，号佰寅，咸丰二年中试探花，累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萌一生官居高位，是清代汉人为仕的英雄人物。他虽然为官显要，由于其是探花出身，又来自江南水乡的文化名城，所以在其身上积淀下来的文化味使他对金石古玩有着特殊的爱好，特别是对青铜器的收藏更是情有独钟。潘祖萌从政之余，在京城琉璃厂是广交朋友，搜求古珍，其典实的家产和丰厚的收藏，不但在潘氏家族中无人能望其背，既使在人文荟萃，收藏宏富的苏州古城也鲜有人能与之匹敌。由他编撰而成的《攀古镂彝器款识》一书更是著录了他一生的收藏。

　　在熟悉了潘家人物历史轨迹之后，让我们再转头来看看这青铜器的辉煌几千年的历史。

　　青铜器分为兵器、礼器、乐器、杂器四类。我们现今在博物馆见到最多的青铜器，是爵杯和鼎。爵杯是古代饮酒的器皿，也是祭祀用的礼器。而鼎则被称为夏商周时代的传国之宝，又可用于煮、盛食的饮器；也可作为史料中酷刑的烹人之刑器；还可用在炼丹、煮茶、熬药上。历史上最早的青铜器，恐怕是传说中的禹铸九鼎《说文.鼎部》这样写道：“鼎，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体。”禹铸之九鼎为三代传国之重器，后来就用来专指国家王位和国家政权。

　　中国人历来是以尊古为美德，尊重古代先贤，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标志和骄傲，它显示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其青铜器造艺和金石铭文，成为中国历史二大研究课题。而收藏青铜器特别是鼎，更是需要极高的修养，非常人所能胜及。只有熟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常读《史记》、《左传》、《春秋》的人，才能了解夏商周时代；才有本钱去看青铜器。前清翰林收藏古铜多，都是有了这四书五经的底，才能说出这青铜器的道。而潘祖萌不仅是肚中学问了得，对金石文字知其一、二，说得出原由，更是因为他那丰厚的财力，才使得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收藏青铜器的大家。而潘祖萌及其后人用生命收藏的大克鼎和大盂鼎更是世界之珍宝。

　　大克鼎，通高９１. ３厘米，口径７５.６厘米，重２０１.５公斤。其造型庄严厚重，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兽面纹中饰小兽面，有凸起的角瓜棱。腹部饰宽大的沿曲纹，足部饰饕餮纹，有觚棱。腹内壁铸有铭文２９０字，记载周王赏赐克以大量土地和“臣娈”等奴隶，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资料。此鼎１８９０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出土人间后历经周转，归天律人柯氏所有，后来潘祖萌得知后以惊人的重金从柯氏手中购得。

　　潘祖萌的攀古楼收藏的青铜器达数百件之多。但潘对此鼎却是钟爱异常，曾专门请人刻了一枚纪念印章“宝藏第一”，可见他的珍爱之情。当时朝中向潘大人索求大克鼎铭文拓本的人是应接不暇，除了极少数潘祖萌的至亲好友外，能得那原拓本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只能是以得到翻拓本而自慰，但既便这样很多人依然以拥有拓本而自豪。而在当时能目睹大克鼎奠容的大概除潘祖萌本人之外，更是屈指可数的。

　　大盂鼎，因作器者系周康王时的大臣盂而得名，相传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鼎高１００.８厘米，重１５３.５公斤，口沿下及上足部饰饕餮纹，足上有扉棱。腹内铸有铭文１９行２９１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策命盂和对盂的赏赐，以及商代的侯甸之制和赏赐奴隶的情况，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铭文还言及商人酗酒是商亡周兴的主要原因，并赞扬周文王、周武王的盛德，其内容可与《尚书.酒浩》相对照。

　　此青铜器出土后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几经转手流传，被清大臣左宗棠所获。清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因遭人劾奏，在政治上陷于“罪且不测”的困境，由于潘祖萌的三次“上疏营救”，才得以解脱免罪。在以后的岁月内潘祖萌又积极向咸丰“密荐其能”被皇帝采纳，使左宗棠在官场政治上得以东山再起，成为“同治中兴”中有名的大臣。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生死情缘，这两位朝中的大臣朝外的密友，结下了极深的情谊，官复要职的左宗棠为报答潘大人的鼎力相助，毅然将自己珍藏的天盂鼎赠送给了比他更钟爱青铜器的潘祖萌，写下了人类收藏史上的一段精彩纷尘的佳话。　

　　有了上述二宝之后，使潘祖萌成海内外的青铜器收藏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潘家后人也因有了这二样中国青铜史上最为辉煌的礼器而倍感骄傲，其族中后人曾刻有“天下三宝有其二”而光宗耀室。

　　然而，这份骄矜之情除了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重视，更给潘家人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故事。

铸就民族正气魂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夏商周时代是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考古学家郭沫若称之为勃古期和开放期。

　　从我们已经看到发掘出的青铜器来看，它们不仅形体恢宏，造型雄浑．纹案图饰精彩丰富，更是世界艺术上绝无仅有的旷世珍宝。其精彩绝伦的工艺制作，独特中华书法艺术的铭文，使古代青铜器既是艺术经典，又是特别的历史文献。有许多重要的铭文，甚至被考古学家誉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成为众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

　　或许是青铜器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风俗、人物等等考古和鉴赏价值。才使得那些著名的青铜器常常成为权贵们巧取豪夺的目标。近百年来，大克鼎、大盂鼎因其地位和名声，自然是树大招风，成为国内外觊觎者千方计的首选。

　　潘祖萌在世时，由于其在官场上的权势和声名，使他成了除皇帝之外，无人敢动他那二件宝物的阻挡者。然而随着潘祖萌的过世，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接肿而至。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潘祖萌的弟弟潘祖年亲自把两个宝鼎及其它家藏秘密运回故乡苏州老宅。为了减少麻烦，防备不测，潘家人对二鼎是密而不宣，谨加防护，从此，这二只旷世珍宝就这样默默地藏在潘家深深的大院中。尽管这样，这神秘失踪的二件宝藏，又怎么能够逃脱那些梦想得到它的人格外的“关注”呢。

　　最先相中它的是清末权臣陆军尚书端方。清光绪末年，端方时任江苏巡抚，对早已垂涎近在咫尺，耳听目染的珍宝怎有放过之理。说起端方，人们是不会忘记早年间这位权贵就曾经用强夺豪取的手段，从金石家陈介祺手中夺得三宝中的毛公鼎，这次又想故施旧伎，占有潘家二宝，成为青铜器三宝的大赢家。他几次三番来到潘家，对潘家后人软硬兼施，提出要看要借二件宝鼎，均被潘家人予以拒绝。但端方面对那二件宝物岂肯善甘罢休。正当他想尽办法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在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中走下了历史的舞台，端方本人也在这埸历史的变草中革命者的断头鬼，那笼罩在潘家多年的阴影暂时的得以驱散。

　　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位来自西方的美国人，当他从史书上读到东方文明古国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时，竟带着他那自以为是的美元和美梦，飘洋过海寻求园他的梦想。他一路打听寻觅、花费了不少心思，来到潘家老宅软磨硬缠，要求见这中华魂宝一面。出于礼貌潘家人还是让这位酷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饱了一下眼福。想不到，那位洋老兄竟然在一看之下，提出以六百两黄金加一幢洋楼来换取大克、大盂两鼎。腰缠万贯的美国人大概以为这样的价格足以让潘家后人动心。谁知潘家人面对如此的“高价厚爱”，只是很平淡地告诉他：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钱来购买的，但潘家的这二样是金钱所无法换取的......

　　或许正是由于潘家人视宝鼎为潘姓家族的财产，更是中华民族的珍宝的缘故，宝鼎在潘家又静静地渡过无数个安眠的日子。

　　送走无数个洋鬼子之后，潘家人又迎来了形形色色发了国家财的求宝者。抗战前夕，一位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党国要员，以提出举办所谓的文物展览会为幌子，明确向潘家提出要借“宝鼎”，经过多少年的风雨洗礼的潘家一眼就看出了他个人的居心所在，谢绝了那位权倾一时梦想者的“好意”，把他的如意想法永远地挡在他那灿烂的美梦之中。

　　时隔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国的土地上驰程。“松沪战争”前夕，当时的潘氏家族已由潘祖萌的孙媳潘达于主持家政。她忧虑在战乱的时局中，大鼎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更何况那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早已紧盯着那二只大鼎。而这两件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又必然保证在其这代不被丢失。便与家人商量妥善保护之计，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将两只宝鼎设法藏匿起来，以防患于未然，她最终选择了潘家深宅中最不显眼的第二进堂屋作为藏宝的地方。

　　这是间长期无人居住落满灰尘的老屋，其破败的程度，在潘家那宽敞幽深的大院中，足以蒙骗许多外来人的眼睛。于是，经过几天的秘密挖掘，潘家将那二件宝鼎深藏在老屋那长方形地坑里，复原后的大青砖再经过仔细的清理和伪装，使人很难发现地下的秘密所在。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不出潘家人的预料，那帮侵略者直奔潘家大院，威逼潘家交出那二只宝鼎，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潘家人毫不动摇保护国宝的决心，在一个多月的周旋抗争中，始终不露宝鼎的踪迹去处。无计可施的战争强盗，只能每天不分白夜黑昼的闯入潘家以期发现秘密，最多的一天竟然有七次之多，逼得潘达于只能含泪忍悲离开老家而赴上海避难。尽管这样，这伙强盗最后还是洗劫了潘家其它的财产和收藏。

　　但是，由于潘达于的机智果断和知情人信守“绝不泄密”的誓言，那二件铜鼎安然地躺在地下，在黑暗中笑听侵略者贪婪的声音，拥抱在中国母亲的怀抱里，等待重现历史的辉煌。

殷殷亲情献中华

　　就这样，大克鼎、大盂鼎这二个饱含了千年历史沧桑的老人安然地睡在中国土地中，静待它的第二次出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潘达于目睹了国家兴旺昌盛，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和扶持。又深感保护这弥足珍贵的两鼎责任重大，遂萌生了将文物损献给国家，由国家来收藏、保护的愿望。１９５１年的秋天，居住在上海的潘达于写信给上海文管会，坦诚表示愿意捐出家传宝藏──大克鼎、大盂鼎，并希望把它陈列在既将开馆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一时间，曾经神秘失踪的二件宝鼎又将再露风采的消息传遍了国内的文物界，中央文化部出面接受了潘达于的捐献。

潘达于的长孙、次孙在上海博物院所捐的鼎前

　　重新发掘出土的那天，潘家大院在静寂中涌动了兴奋。来自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青铜器专家陈梦家的指导下，按照潘达于的指点，在潘家大院挖开青砖泥地，那二件从北京消失六十多年的国宝，终于又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那古铜锈蚀中的风采。一瞬间，目睹经历了人世间几千年风霜雨雪的宝鼎在专家们激动的目光中传递着时，潘达于那二行热泪，不由自主地静静地流了出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一刻，那饱含着深情的激动和经历过的磨难，只有潘达于湿润的眼眶，才能在这份静静的流淌中充分体味这跨世纪的甜酸苦辣，那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常人难以体味的欢乐和动情。

　　１９５２年，大克鼎、大盂鼎分别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和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来自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参观者得以目睹这份中华民族最珍贵最伟大的宝藏。

　　从此，历史永远记住了１９５１年的那个秋天，记住了潘达于这一伟大的壮举。为表彰潘达于的爱国行为，文化部为潘达于颁发了褒奖状，世人也由此记住了潘达于以及她的先辈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潘达于夫家的先代曾经是钟鸣鼎食的富族，但是这辉煌的家族史到了潘达于这一代时已显家道中落。捐宝给国家时候的潘达于在物质生活上已不宽余，而且她青年时期丧偶，一个女人独自驾驶着家庭生活的重负，对一个曾经家有万贯的女姓来说，其艰难处实在不是文字所能记述的。

潘达于在寓所

　　但潘达于宁愿到里弄加工组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活的来源，也不愿吃祖宗留给她的家当。党和政府鉴于两鼎无法估量的价值，以及潘家人在藏护两鼎所耗费的巨大财力，曾经奖励给潘达于一笔丰厚的奖金，但她却是分文未取。在捐出大克鼎、大盂鼎过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其家族中收藏的大量珍贯文物。在潘达于至今保存的单据中，细细地点来，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４００件之多，其价值用今天再起码的计算方法，也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潘达于老人正静静地在上海公寓里安渡着她的晚年。而我却时时浮现着她的那张写满了历史沧桑的脸，在我看来，所谓历史，只是那些依稀可辨的痕迹，让后人从中品味着其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