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冤案

潘汉年冤案

湖北广水潘成忠搜集整理

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始末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被捕消息对外保密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对代表们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根据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和爱妻相聚在团河农场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在农场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

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在潘汉年移至秦城监狱后，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待到潘汉年走出秦城，到了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团河农场，潘汉年虽说仍然是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假释犯，但他的境遇却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上下都有所关照，还亲自与另外两个副部长到团河农场去看望过潘汉年。徐子荣还要潘汉年写些回忆资料，并指示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为潘汉年的写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

“文革”中再次入狱

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是在“文革”爆发将近一年后。本来，潘汉年一案早已了结，但“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于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又降临到了潘汉年、董慧的头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公安部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

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尚能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

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弟弟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医院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蒙冤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与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大局出发，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许多书上写的都是“种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杨帆”。作为1925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但他不曾料到这一迟疑，将给他带来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1955年4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一份此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罪名

就在递交材料的当晚，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没有律师可以代他辩护，不能与外界及亲属联系。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冤沉大海。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年至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据此认定他投降没有任何证据；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事实是，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和保护革命力量。应该说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成绩辉煌——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先生，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也因此罹祸！

除了见汪精卫，潘汉年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身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与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在一起包庇敌特3300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杨帆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利用他们深谙内情的特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杨案”发，却成了两人的弥天大罪。而“3300”这个数字原本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开的玩笑，说杨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说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杨帆手下超过三千，并随口诌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当时不过引起一阵哄笑。到了1955年，“3300”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更为离奇的罪名是：“解放后向台湾供给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在解放前建造的，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发电厂在何处而需潘汉年“提供情报”的道理？

零落

8年幽禁，潘汉年一案迟迟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期间，潘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在一次和朋友交谈中，他说：“我是冤枉的，杨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这次坐牢与上次不同，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直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厅江茶场。1977年4月14日19时54分，潘因病在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去世，终年71岁。不久，董慧也含冤病故于江茶场，随潘汉年而去……

与传奇的潘汉年相比，董慧的生平极其简单。她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为了救国，十几岁来到延安，与潘汉年相遇结合后，一直随他奔波在生死线上。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就受潘汉年一案株连被捕入狱，一起生活在另一种生死线上。当她的亲人从香港赶来要将她接回香港时，她拒绝了。她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昭雪

对潘汉年的问题，“文革”之前，就有人向党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只是不了了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从1978年11月起，陈云同志曾多次要求复查潘汉年案；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出：我和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与此同时，潘汉年的亲属也多次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作重新调查、处理。

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写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潘汉年说过，“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只是这定论来得太迟太晚，潘汉年只能笑在九泉了！

平反内情

陈云给胡耀邦写条子：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

在四年内战时期，陈云和潘汉年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潘汉年出色的工作经历，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国解放后，潘汉年在上海任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在处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谨慎和稳妥表现，得到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的关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年逾70岁的陈云重新进入中央领导行列，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感到有责任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

陈云首先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说明潘汉年是为我党搞情报，还是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的问题。

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复查潘汉年问题带来很大的阻力，陈云交代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刘晓还找到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人寿夫妇，他们自费来到北京，表面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刘晓也抱病提供了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潘汉年主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的有力证明。

与此同时，陈云还向廖承志、胡立教、夏衍等许多人了解潘汉年的情况，这是他向中央建议之前所采取的调查研究的一个步骤，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位老革命家稳妥细密的工作作风。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他还郑重提出，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是由王明、康生和他3人决定的，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明了。

廖承志十分激动：哪有不出卖自己部下来染红帽顶子的汉奸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时，廖承志首次公开对潘汉年表示疑问。他认为，纠正党内历史的冤假错案，就必须彻底。一向谦和的廖承志显得十分激动，他坚定地说：“我认为应当给潘汉年平反！”“我记得，1946年我从南京返回延安后，曾问过康生关于潘汉年所说中央批准了要情报工作打入敌伪的方针。此事，我记忆得很清楚，康生是肯定了的。因此，我后来一贯怀疑这件公案。如果潘汉年是汉奸，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了解的，潘所知道的香港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如果潘汉年所进行的‘打入敌伪取得情报’这方针，是毛主席、康生所批准的话，那么执行这方针的潘汉年不能说是汉奸，应予平反。而且，潘汉年一案有关人员已差不多全部平反了，可见潘汉年不会是汉奸。如果潘汉年是当了汉奸，哪有不出卖自己部下来染红帽顶子的汉奸？潘汉年据说见过汪精卫，这详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曾听潘给我讲过。据说是潘向毛主席报告了，而毛就把潘逮捕了。当时康生为何不讲一句话？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情况怎样？都应分析。大概是康生内里墨黑，惯于落井下石，听到毛主席勃然大怒，就顺带地把他弄了一下，汉年就倒霉透了。这事如有，也无非是一个错误，够不上戴上汉奸、叛徒的帽子，何况有一连串事实证明，上海、香港组织纹丝不动，则哪来‘叛徒’罪名？”

不久，廖承志便把自己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给潘汉年平反的意见。廖承志还说，我与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是个冤案，因此正式严肃地建议，请中央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

潘汉年曾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但此时周总理已去世。邓颖超同志出来说话了，在一次谈话中说潘汉年已死多年，妻子也死了，没有孩子，没有拖累，倒来去空空，干净利落。从这段话可以了解邓颖超对潘案的态度。

胡立教在华中情报部时和潘汉年一起共事，也同样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机密。”

邓小平李先念赞成复查潘汉年案，公安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及潘汉年亲属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更加坚定了陈云弄清潘汉年一案的决心。